西晋时泉州就有佛教延福寺的建筑。南朝时，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真谛三藏）到延福寺翻译佛教经典。唐、五代时，随着泉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泉州佛教处于鼎盛阶段。泉州兴建数十座寺庙，出现不少高僧，翻译大量经典，编纂不少佛教著作。宋代，因为统治阶级倡导儒、道、释合一，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泉州的佛教也渐趋世俗化了。明、清时代，泉州的佛教逐渐衰微。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泉州的佛教与道教一样，为求得自身的生存，急速地世俗化，特别表现在与民俗的结合，一些寺庙出现佛、道共祀一堂，或和尚、道士合住一寺，共同做法事的现象。泉州的沿海地区是富庶的侨乡，一此寺庙的和尚靠做法事的收入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但经“文化大革命”，佛教又受严重破坏。80年代以来，不少寺庙陆续开放，佛教界成立佛教协会，创立佛学苑，培养年青尼姑、菜姑，提高佛学素养，泉州佛教又复苏、发展了。
第一节佛教在泉州的传播
1.西晋南朝时佛教在泉州的传播
据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名胜志》云，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延福寺“晋太康年间（280/FONT>289年）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768年），移建今所，寺额欧阳詹所书。大中五年（851年）赐名建造寺”。这是文献记载的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
2.唐代泉州佛教的兴盛
唐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亦为佛教的兴盛时期。自唐太宗至僖宗等八位皇帝均信奉佛教，牵动了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和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浩繁的译经事业基本完成，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宗派相继崛起，多种规仪制度的汉化和建筑、雕塑艺术的发展，使佛教得到迅速流播。唐设鸿胪寺下的崇玄署管理僧、道。武则天以后，以礼部下的祠部辖僧、道事务。唐代，泉州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为佛教在泉州流传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基础。佛教寺庙的兴建是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标志。
唐垂拱二年（686年），在泉州肃清门外建白莲瑞应道场，后赐额莲花寺。垂拱三年（687年），在龙首山麓建安福寺。长寿中（692/FONT>694年），莲花寺改名兴教寺。神龙中（705/FONT>707年），改名龙兴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天下佛寺皆改名开元寺。天宝六年（747年），在肃清门外建水陆寺。贞元年间（785/FONT>804年），在郡治北清源山梅岩已有福先抬庆院。唐天祐年中（904/FONT>907年），建观音院，宋治平年间（1046/FONT>1067年）赐名普照寺。唐天祐年间，在青阳山有法云寺。还有建于隋唐年间的同安兴教寺，宋熙宁年间（1068/FONT>1077年），改名梵天寺。总之，有唐一代，泉州一府五县（同安、惠安、安溪、南安和晋江）共造佛寺院40多座，足见唐代泉州佛教之兴盛。
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年）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经幢为乡贡进士欧阳偃及沙门文中共书。经幢有篇序文，叙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如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唐朝大中八年的泉州佛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有一面是题名刻字的，这些题名有三部分人：其一为信众募缘题名，有姓名者数十人，这些善信中有许多女施主，她们的名字有一个特点，是以数字为其名的，即从一娘、二娘、三娘、五娘、七娘、十二娘不等，还有几位名字相同，仅姓不同罢了。经幢记载，募缘捐建此经幢的善信有200多人。诸多捐款、捐物的善信，有是是“为考妣，各舍铎一口”，有的施舍布一疋“以为孝妣”、
其二，经幢题名的人还有泉州的地方官员。如朝议大夫使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上柱国薛凝，都押牙将值仕郎□太常寺奉礼部骁骑尉谢愻，押牙吴□、押牙陈元度、押牙兼都虞侯林弘、□□、押牙□□团练管干许庶等。从以上官职看，薛凝是官三品，阶五品；谢愻官职唐史未见；《五代史》有“押衙”官职，未见“押牙”。这些地方官对佛教之倡导，甚至他们就是佛教信徒，因此有利于唐朝泉州佛教的发展。
其三，佛顶尊胜陀罗经幢的书写和镌字人。书写人是“乡贡进士欧阳偃、沙门文中共书”。《闽中金石略》认为“一石而两人合书，亦为创见”。介更重要的是“乡贡进士欧阳偃，”《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的《选举科目》不见其名。这可补府、县志之缺。唐朝泉州仕进文人为佛教经幢作书，对佛教在泉州的发展也起了推动的和用。唐朝泉州被誉为“泉南佛国”。经幢是卢准等三人募缘拾二千文树立的。
唐乾宁四年（897年），文人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记泉州开元寺初建，“尝有紫云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又说：“垂云薙草，天启地灵。之如是，则开元寺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这里说的是自唐垂拱以来，泉州开元寺流传的美好神话传说。至今，泉州开元寺的“桑莲古迹”、“紫云殿”、“紫云屏”等，都是承唐垂拱以来的“垂云薙草”的传说而来的。《碑铭》又云，泉州开元寺和“桑莲、云草”之盛名，“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可知早在唐朝，泉州开元寺就是闽中诸寺中最有名的佛刹，而泉州开元寺以“桑莲、云草”为最为著名的胜景。
《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了泉州开元寺自唐垂二年（686年）以为的沿革，记录了王审知的崇佛，是今日研究泉州开元寺历史、泉州佛教史、泉州古代文化思想史和研究泉州古城史不可缺少的材料。据《碑铭》云，唐末泉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其时泉州刺史王审邦“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中。第二年，“宝殿涌出，栋隆旧绮，梁修新虹……方珪丛斗，楣承蟠螭，飞云翼拱，文榱刻桷，
#$%&#$%&杈枒”。重建后的开元寺，竞是“僧朝梵而谷应，升者骨冰，观者目波，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即泉州开元寺重修后，保留了以前的规制。其大殿佛像的排列次序是：“自东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左右真容、次弥勒佛、弥勒佛、阿难迦叶、菩萨、卫神”。并说明这种排列次序，是以“法程之有常”为依据的。如今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佛像的排列与唐代大不一样，则为以后历次重修后改变的。
乾宁四年，泉州元寺重建，其布局和规制是大佛殿居中，“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其新规制的形势与“又立岳峰，两危蜃云”相配合，“东瞰全城，西吞半郭”，尤为壮观。这不但载明泉州古城址变迁的不可多得的史料。《碑铭》还记载了唐末福建佛教大盛行，统治者崇拜佛教的情况。乾宁四年，王审知为福建观察副使，“泊帅闽也，愈进其诚，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王审知特别举行隆重仪式，迎送佛经入重修后的泉州开元寺的揭经楼。其仪式是“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之楼”。唐末王审知的崇佛，泉州佛教的兴盛，一目了然。
咸通十一年（807年），义存住持福州雪峰山广福院，从此“天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如赴召。”唐僖宗“赐真觉大师之号，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大顺二年（891年），闽王“雅隆其道……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梁开平二年（908年）示疾，王审知“走医，医至粒药以授师”。五月圆寂，俗寿87，僧腊59。据《三山志》载，唐龙纪元年（889年），义存生前预造葬地，并自为序。唐天复三年（903年），王审知刻义存自序于石碑，碑文云“《难提塔序》（天复三年）僧真觉自序：……虽然离散未至，何妨预置者哉！所以叠石结室，剪木合函，般土积石为龛。诸事已备，头南朝北，横山而卧。愿至时同道者莫违我意”。义存逝后藏骨雪峰寺塔中。是时，因奔丧而“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闽王娣之……延禀如陈祭，是高斋焉”。
据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真大师碑铭》载，义存于福州雪峰山广福院住持40年，“常不减一千五百徒之环足”。《碑铭》又记义存分灯弟子与南禅少林的关系。云：真觉大师“庶几者若干人，其一号师备，拥徒于元沙(今安国)；其二号可休，拥徒于越州洞岩；其三号智孚，拥徒于泉州招庆；其五号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灯之道，皆膺圣奖赐袈裟”。《碑铭》特别指出，作此碑文系受托于“元沙级宗一大师、招庆（泉州）元晤大师、鼓山定慧大师”。由此可知，义存大师继承南禅青原法系下的曹洞派，在闽中分灯泉州招庆寺和福州鼓山寺。
《碑铭》对义存分灯弟子而“膺圣奖赐紫袈裟”一事，大加赞扬。说此分灯之道，在南禅少林和曹洞派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即“自少林之逮曹溪，无不刻碑而纪颂”。这就表明，唐末南禅少林在闽中据点一为福州、一为泉州，即一为福州鼓山寺，一为泉州招庆寺。
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记，敦煌遗书中有泉州僧人省僜撰《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约成书于926/FONT>946年）载，后晋开运初（944/FONT>946年），黄绍颇为泉州刺史，迁省僜住持招庆寺，称明觉大师。后泉州乱，招庆寺毁于兵。留从效为清源节度使，重建招庆寺。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延请省僜禅师为招庆寺第一住持。留从效还延请省僜住持泉州承天寺。这表明泉州招庆寺与承天寺同为南禅曹洞派的寺庙，且两座寺庙的关系十分密切。
唐朝泉州的佛教虽然受会昌年间武宗“灭佛”的打击，但很快得到纠正。唐一代佛教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汇，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宗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翰、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泉州开元寺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开元寺僧令言，苦行内典，传《法华经》和《上生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著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著有《真书唯识论解》80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禅宗雪峰义存分灯泉州的弟子慧#$%&、元晤，都是著名的禅师。
3.五代泉州佛教的发展
五代时，福建偏藩海隅，社会独安宁。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政策，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泉州刺吏王审邽，通春秋，喜儒术，命子王延彬设招贤院，以安插流亡。泉州刺史王延彬则“多发蛮舶，以资公用，尺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借之为利，号招宝侍郎”。闽王氏统治者推崇佛教，大造寺院，大造佛塔，大造（或铸）佛像，大印（或铸）佛经，并大量剃度僧尼。据《十国春秋》载，闽王政权33年中，建佛寺267座，仅泉州就造54造。据黄滔撰《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云，福州“府之寺到于清源（时泉州为清源军），或存或烬，咸抽金积俸增而新之”。
五代，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及节度使留从效大造佛寺，比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空相院、保福寺、方广寺、法石寺、金池寺、玉泉寺、玉泉广济院、凤凰寺、凉峰弥陀寺等数十座。兹选几座名寺简介于下。
僧省僜住持泉州招庆寺时，著有《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撰序者为陕西终南山僧慧观，抄录者为敦煌三界寺僧道真。这明五代时泉州佛教寺院与陕西、敦煌佛教寺院联系之紧密。该书为无代的《温陵开元寺志》、《紫云开士传》和乾隆《泉州府志》所遗漏。五代时，泉州招庆寺僧静、筠合著《祖堂集》一书。80年代，《祖堂集》由日本传回泉州。《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和《祖堂集》，同为10世纪泉州佛教禅宗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唐、五代泉州佛教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材料。据泉州开元寺《紫云开士传》云，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4.宋代泉州的佛教
宋初曾下诏全国各县上报僧尼之数。据《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记，宋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馁者，今殆二十人矣。”这就是说，以前一人种田，仅可勉强养活3人，如今一人种田却要养活20人。原来五代以后，为逃避租赋、徭役，大量家人为僧尼。如宋太宗所云：“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其时，泉州知州上奏朝廷，太宗去：“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这表明宋初泉州逃赋役而入佛门的百姓之众，成为社会经济的严重问题。于是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经济上限制，政治上利用的政策。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吸收佛教那些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教义，提出儒、道、释合一的主张。宋朝严格管理佛教，从建寺院到剃度僧尼，都得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实行度牒制度，限制寺院财产。泉州的佛教失去唐、五代时期发展的势头。
但是宋代泉州的社会经济繁荣，特别是泉州的海外贸易繁盛，佛教寺院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僧人和善信兴起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修寺、建塔、造桥工程。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佛寺得到重修，也新建不少的寺庙，如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和小雪峰寺，在泉州开元寺建甘露戒坛等。而泉州的地方官大都延请高僧，改建院堂，改变了对佛教寺院的管理方式。如熙宁年间（1068棗1077年），守陈枢改粥院为禅院，延请本观禅师主法华院、大中寺、崇福寺和水陆寺。元丰年间（1078/FONT>1085年），知州乔郎中，以泉州开元寺为禅林，延请僧子琦住持罗山院、承天寺。又如僧宗达，居泉州开元寺之普贤院，知州德秀延请其主崇福寺。
宋代泉州开元寺东西二塔的建筑，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泉州佛教寺院积聚的财富。据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明朝蒋德璟《双塔记略》云，开元寺东镇国塔，唐文#$%&禅师以本造，凡九级，六年方成，赐名镇国，唐咸通中（860/FONT>873年），以佛舍利镇塔中。“宋天禧中（1017/FONT>1021年），改为十三级”。“绍兴乙亥（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灾。淳熙丙年（淳熙十三年，1186年）僧了性重建。宝庆丁亥（宝庆三年，1227年）复灾，僧守淳易以砖，凡七级。嘉熙戊戌(嘉熙二年，1238年)，僧本洪始易以石，仅一级而止。僧法权继之，至第四级。晋江人天竺院讲主（天赐）作第五级及合尖，凡十年始成。”塔高48.24米。
泉州开元寺西仁寿塔，据《双塔记》云，建于梁贞明二年（916年），号无量寿塔。宋政和甲午（政和四年，1114年），据传有青黄光起塔中，光束直冲云霄，不久变成五色光彩，天明乃灭，因此赐名仁寿。绍兴乙亥（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灾，淳熙年间，僧了性再造，复灾。僧守淳易以砖。绍定元年（1228年），僧自证始易以石。嘉熙元年（1237年）竣工，先镇国塔十年而成。塔高44.06米。
此外，还有石狮的万寿塔，又名“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在宝盖山上。据《泉州府志·山川》记，关锁，水口镇塔也。登之可望商舶往来，宋绍兴中（1131/FONT>1162年），僧介殊建。故万寿塔即是风水塔，也是出入泉州湾舶的航标灯塔。塔高21米。
泉州开元寺拜庭有两座波罗门金涂式石塔。通高5.48米，每面刻四尊佛像，塔身四面刻圆拱龛，龛内浮雕故事图。塔顶四个转角雕刻带翅膀的怪兽，颇似唐墓出土的愧头俑。塔顶为方形石盖，四面刻佛的称谓，顶为复莲盆及多层相轮尖顶。塔顶四个转角坚起的石雕山花、蕉叶。卷云、人物故事画。左边一座塔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绍兴乙丑（绍兴十五年，1145年）七月题。王思问舍钱三十贯，乙酉重修。”1982年8月，台风刮倒拜庭巨榕，榕树压倒石塔，塔中清理出五代时时泉州刺史王继勋等善信捐资雕刻的佛顶尊胜陀罗经幢。又清理出银质鎏金观音像，背面刻“泉州右南厢宣明坊女弟子柳三娘，与夫主梁安共舍宝塔一座，永充供奉，合家人口等增延福寿。时绍兴十五年六月日”。从铭方舍钱造塔的目的是“同祈平安”和“合家人口等增福延寿”，这表明了宋代泉州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
泉州南宋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为长方形，四面，高55厘米，每面宽32厘米，辉缘岩雕成，保存完好。正面浮雕弥陀佛坐像，肩后浮刻一个光圈，跌坐仰莲台上，身披袈裟，面庞丰润，两耳垂肩，慈眼下垂，佛像高25厘米。弥陀佛屈右臂，作佛心印，左手平放腿上。纪年为“嘉定八年（1215年）岁次乙亥六月十四日造”。这是泉州发现的有纪年的唯一南宋石经幢。
宋代泉州佛教石雕塑像也有很高的水平。较著名的有晋江县东石镇岱山南天寺的石雕弥陀、观音和势至坐像。佛像高6米，宽3米，造型魁伟，形态威严而稳重，现出文静和慈祥。晋江金井镇小三村西资岩五尊石佛雕像（仅存三尊），据《福建通志》载，为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创建，正中如来佛高4.6米，肩宽1.6米，两旁观音、势至稍次之，妆金身，赤足踏莲台。泉州北郊清源山瑞像岩石室的释迦立姿瑞像，依山石雕成，高4米，宽1.5米，神态庄严肃穆，慈祥大方，左手下垂，掌心朝外，右手高举平肩，作无畏手印，首饰螺髻。岩上刻“大宋元祐二年（1087年）岁次丁卯，众造释迦瑞像”。还有泉州东北郊赐恩岩石雕观音坐像，高4米，肩宽1.92米，六道垂发分披双肩，双手切合，掌心向上，慈眼低垂。据《闽书》引泉州《淳祐志》云，“元祐间（1086/FONT>1094年），民夜间见光相，镌白衣观音像于岩端”。
此外，泉州还有许多小宋代佛教石雕像，刻工圆熟，是为泉州佛教艺术雕刻的珍品。如大型力人柱础石雕，高82厘米、头顶直径30厘米，赤脚左膝跪地，左手撑腰，作用力状。力人足与手腕皆带圈饰，上体裸露，腰部缠带打结。头部嘴宽、鼻大、眼大、眼皮下垂，额上有深皱纹，头顶戴菩提树叶编成的帽子，两耳大而垂肩。就力人的整体看，完全是西南亚人的形象。《诸蕃志·天竺国》云，雍熙年间（984/FONT>987年），天竺国僧人#$%&护哪航海来泉州，“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此大型力人出土于南门城基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是宝林院的建筑构件。
宋代泉州佛教著名石雕还有开元寺镇国塔须弥座上的佛传图浮雕。这一列佛传图浮雕原有40方，现仅存38方，皆用泉州的名产棗玉晶瑚青石雕成，石质柔韧，刻工精绝。其艺术水平，远胜于镇国塔塔身上的菩萨、天王和力士石雕。这群佛教神话故事石雕的内容，大都取材印度，但石雕的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布置，已经全部中国化了。这群艺术石雕作品，可称古代建筑中之瑰宝。考古学家认为，堪与南京栖霞寺、山西云冈石窟的佛传图雕刻相媲美。1935年，瑞士人戴密微、德国人艾克合著《刺桐双塔》一书，把这雕刻群誉为“神奇的雕刻艺术”。这一雕刻群，既反映宋代泉州佛教的文化艺术，又反映了宋代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
此外，宁代泉州僧人还建造、修建许多石桥，几乎遍布各县，比较著名的有泉州临漳门外的龟山桥、棠阴桥和甘棠桥，皆庆元四年（1198年）僧人了性重修。登瀛桥，在十九都，僧人道询建。悲济桥，皇祐年间（1049/FONT>1054年），僧人法超建。长264米。蚶江桥，在二十三都，元符年间（1098/FONT>1100年），僧人怀应建。龙尾桥，在二十三都，僧道询建。吟啸桥，在三十都，咸平年中（998/FONT>1003年）僧人行珍等易为石桥。濠市桥，在四十都，在观年间（1107/FONT>1110年），僧人宗爽建。安济桥，在四十五六都，乾道八年（1172年），僧人了性建。康溪桥，在四十五六都，庆元二年（1196年），僧人绍杰建。濠溪桥，在四十五六都，大观年间（1107/FONT>1110年），僧人宗爽建。金#$%&桥，在四十七都，淳熙八年（1181年），僧人白昕等建。金鸡桥，在南安九日山下，横跨晋江，嘉定年间（1208/FONT>1224年），僧人惠魁重修。严浦桥，在二都，嘉定二年（1238年），僧人宗佑重修。惠安县獭窟屿桥，开禧年间（1205/FONT>1207年），僧人道询建。
宋代，泉州佛教与儒、道合一的表现。泉州南安九日山下有延福寺（太康年间建），寺内水陆堂祀民间俗神通远王。进士李邴作《延福寺水陆堂记》里，对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远王神祠的杀牲祭祀行为，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说“师以佛戒信于神，其有不信于人乎；神以佛戒惠于物，其有不惠于人乎？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这些都是佛教改造神仙信仰的例证。
从九日山延福寺的历史看，唐咸通年中（860/FONT>873年），在延福寺里建灵乐神祠，祀通元王。宋元丰年间（1078/FONT>1085年），开始在通远五神祠举行由地方官员主持的航海祈风典礼。宋绍兴元年（1131年），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世俗化道教的祀神仪式，美其名曰“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但是南宋泉州地方官员却不遵守此佛戒，他们仍然于每年夏、冬两次祈风于九日山通元王祠，又是“桂酒椒浆，为舟预请”，礼毕，又是“饮福”。如果从唐咸通以后延福寺发展的历史看，它实际是佛、道融合的发展见证，至北宋元丰以后，道教俗神通元王神的声誉，已远远超过延福寺的佛教，以致九日山摩崖尽是祀通远王神的祈风石刻。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祭大仙祈雨祝文》云，“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万灵之所命”，把仙、佛放到同等地位一起祷祝，这是宋代泉州儒、道、释合一的事例。
5.元代泉州的佛教
元朝的统治者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泉州出现世界多门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延在“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加强对佛教的管理。至大四年（1311年），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在地方“路、县设置僧录司、僧正都纲等”衙门。又严格僧尼剃度制度，以防止大量劳动力逃入寺院，逃避差役、赋税。《元典章·礼部》规定剃度僧尼给据。规定“不谙经教，不识斋戒，不曾谙练寺务，避役之人，用财买据”的僧人，当作违法行为。又规定“各处寺院里住持、长老”，必须具务“有德行、知佛法”，并且需要“众和尚保举的，经由有司”批准，方承认为合法的寺院主持。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宣政院功德使司刘鉴义，言于伯颜平章，奏合泉州开元寺120院为一禅刹，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又建法堂、寝堂，延请妙恩禅师住持，为开山第一世。三十年中，又建禅堂、双桂堂、檀樾祠。伽兰祠和祖师堂。延祐六年（1319年），僧契祖继住持大开元万寿禅寺，垂四十年，食常万指。可见元代泉州开元寺规模是很大的。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奉命率军征爪哇，从泉州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收其家财产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泉州城内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记说明舍资佛寺的原因，是“世祖薛禅皇帝，宣唤历朝，委用至今，圣恩莫报，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次冀亦黑迷失偕室中夫人茶茶，身宫康仄泰，寿命延长，福禄荣迁，子孙昌盛”。延祐三年（1316年），亦黑迷失给施舍的全国100所著名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文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著名的佛教寺院、庵、接待，依次有“五月”，泉州路承天寺、水陆寺、法石寺、招福寺”；“八月，泉州路开元寺、封崇寺”；“九月，泉州明心寺”；“看四大部经泉州清源洞”：“接待往来僧众泉州楞伽接待、清源齐支洞”：“点长明灯泉州清源洞”。碑记所载，泉州接受亦黑迷失施舍的寺院、庵、接待有17所，年19次。可知元朝泉州的佛教还是相当兴盛的。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达鲁花赤阿沙来监泉州，在碧霄岩“刻石为三世佛像，饰以金碧，构殿崇奉”。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年），晋江佛教善信凌恢甫，在泉州湾口石湖建六胜塔，通高31米。六胜塔既是佛教建筑，也是航标灯塔。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平章三旦八、御史帖木尔不花、宪使孙三宝。佥事释迦奴”与金陵僧人觉成，捐财雕刻弥陀瑞像，“易殿以石，建台塔，改堂宇”。1322年，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鄂都立克到泉州，看到泉州城“有很多善男信女的寺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在那里访问的一所寺院有3000和尚和1.2万尊偶像……我在供奉偶像的时刻到那儿去，好亲眼看看。其方式是这样的：所有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气上升到偶像的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的食品。但所有别的东西，他们会留给自己，并且狼吞虎咽掉。在这样做后，他们认为已很好地供养了他们的神”。鄂都立克的记载，一方面反映元代泉州佛教寺院规模之大，佛教势力之兴盛，另一方面却反映了元代泉州佛教的世俗化。
元代，泉州的佛教与道教进一步地合流，甚至佛教僧人也支持这种进程。如后至元四年(1338年)，泉州万安禅寺释用平、智泰撰《重建清源线纯阳洞记》，记载纯阳洞原为裴道人尸解处“邦人即其骨肖像事之，并创屋以祀群仙，匾曰纯阳”。可是道教徒“岁时兢携酒肴以渎之，箫筑以噪之”，把清净的纯阳洞闹城“花馆酒台”。因此佛教徒中有识之士，在纯阳洞左，“构殿以奉普陀大士，设箸龟筊以遗士庶之乞灵”。即以佛教菩萨和佛教世俗化的卜龟来刹住世俗化道教的一典型事例。对此佛、道互为补充的现实，碑记撰者释用平、智泰认为是“仙依佛而益显”，又是“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碑记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这就是元代泉州佛、道合流的理论依据。
泉州承天寺有一座元代石炉，炉盖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时大元至正丁未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四月吉日。化主实裕、住山实和敬题。”蒲力目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教徒，一位伊斯兰教徒，陪同他的佛教徒妻子泉州人李二娘仔，到佛寺施舍，祈求今世与来世康安幸福，这为伊斯兰教史上所罕见。但却表明了元代泉州中外姻之普遍，以及伊斯兰教与教并不绝对互相排斥。元代，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和平共处，于此可见。
元代泉州有不不著名僧人，其事迹收入乾隆《泉州府志》的有7人。僧如照，晋江人，“从开元袒膊院道符出家”。朝命赐号果宏觉大师。其弟子广漩，悉能洞彻《楞严经》。僧伯福，惠安人，砌开元寺大雄宝殿前右庭。为解决居民饮水难，在泉州城东、南、西、北闹市区凿井若干口，“众人甘之”。南安县蒙溪下游有大片可垦荒地，“福垦筑之，身乘四载，蒙精青鸟学”。曾赋诗曰：“不读东鲁书，不知西来意。”著有《梦观集》、《紫云开士传》。两书保存泉州开元寺大量史料，还记载元末泉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元代泉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是研究元代泉州地方史、佛教史等不可缺少的史料。僧介胜，南安人，捐资修金鸡桥。僧印空，同安人，“辟谷十余年，日食枣、粟、松实”，是一位佛、道兼修的僧人。
元末，元廷挑起的并直接指挥的，由福建行省、泉州地方官和泉州外商参与的泉州“亦思巴奚”战乱，长达十年之久。在战乱中，僧人被抓当民夫、当兵。释大圭《梦观集》的《吾郡》诗去：“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诗反映元末战乱中泉州出现吃人现象。《梦观集》里的《僧兵叹》、《筑城曲》、《僧兵守城行》等诗，反映了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中，僧人被抓强迫充当民夫和戍守城垣的惨况。在这十年战乱中，泉州开元寺大部分被焚毁，其他各门宗教的寺院也大都被毁，泉州的佛教受到严重的摧残。
6.明代泉州佛教的式微
明代泉州佛教进入衰落时期。洪武六年（1373年），泉州府设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僧纲司设都纲、副都纲各一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朝廷有旨，选派僧正映住持泉州开元寺，谕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尔，恶则毁谤尔。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故正映别号“清心洁已”。自此，“开堂演法，众志翕然”。又“竖法堂，建甘露戒坛”，百废俱修。成化、宏治年间（1465棗1505年），泉州开元寺出现“禅风不竟，云散四方，丛林规则，日就陵夷”，住持“主席久虚”。寺产被豪右强占，“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域者，十之七八矣”。
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泉州首当其冲。明军云屯泉州，驻军佛寺。后因随军火药匠、兵器匠急需工场，开元寺、承天寺遂为“硝冶二匠”的工场，“百灶云屯，烬土山积”。每逢佛诞节日，地方官员来寺顶礼，也只好“侧足伛偻灶下尘土旁，苟且终事”。在防倭的理由下，寺僧和地方官员对此随意进占佛寺的行为无可奈何。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泉州开元寺僧通楫、通全与里人陈实、赵用赞等人，请求云南副使黄文炳（献地建开元寺的唐朝黄守恭裔孙）出面，呈报观察使杨乾铭，要求从寺中驱出军匠及其眷属。杨乾铭“毅然独断”，下令尽驱逐之。此后50年，由地方官和寺僧发起多次重修，开元寺得以保存。但比起唐、五代的120支院规模，“仅存十一于千百之间而已”。
明代泉州佛教之式微，从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也反映出来。万历《泉州府志》载，嘉靖年间寇乱兵兴，财政匮缺，加紧对寺院搜括，“寺在僧存者，内将四分给僧焚修，六分抽饷”。泉州开元寺原有寺田园273顷又91亩，但因明代寺院衰微，为维持寺院计，寺田被变卖，有时官府征用，有时豪右大户强占，寺田在量减少。明政府财政无所出，嘉靖年间下令对寺田征税六（政府）四（寺院）分。万历年间竞规定八（政府）二（寺院）分。因克剥过分，僧人纷纷诉讼，政府则认为“奸僧寻端起衅”，“捕系置对，蔓引株连”。至明末，泉州开元寺田仅剩26顷又86亩，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寺院失赖以生存的寺田，泉州的佛教急剧地衰微了。
明代，在艰苦的环境下，泉州仍出现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在泉州宏扬佛教、兴建寺院和写《温陵开元寺志》，为佛教在泉州的传播做出一定贡献。如僧正映，抚州人，奉旨为泉州开元寺住持，百废俱修，宣德初（1462年），调南京，升为僧录司。僧本源，晋江人，习《法华经》、《楞严经》，永乐年间奉旨入京，屡受奖赏。僧法果，晋江人，每遇清明节，率其徒，沿途拾露骸，葬漏泽园，称义僧。僧吴容，同安人，习岐黄术，少游吴，还温陵，遂以方药济世。知为佛、道兼修僧人。僧正森，晋江人，颇通诗书，住法石寺、承天寺、清源南台岩，所到之处，整治场圃，不畜徒属，知其为主张一钵、一衲的僧人，称“一如和尚”。僧广轮，晋江人，戒行精严，三至江南，拜请藏经数万本，贮之戒坛，有《语录》行世。僧元贤，建阳人，崇祯九年（1636年）在泉州开元寺撰《大佛顶首楞严经略疏》10卷。崇祯十五年（1642年），来泉州开元寺结制，撰《温陵开元寺志》。
明代，继承宋代以来对佛教僧尼的管理制度。特别对僧尼实行考试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却提高了僧尼的质量。僧尼重视研究佛经也影响到世俗社会的文人居士。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形成了风气，泉州出现一些研究佛学的的名家。如李贽、李光缙。李贽以佛学思想来体会儒家经典的要旨，他认为儒、道、释三家学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明代佛教居士，有清信男和清信女，必须拜僧尼为皈依师父，并由师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
7.清代泉州的佛教
清代，泉州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员，管理佛教事务。顺治皇帝发愿崇信佛教，对清初佛教的恢复起一定的作用。雍正皇帝提出“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的统治原则，泉州佛教得到一定的复苏。如康熙初，僧维深创建开元寺东侧准提禅林，尊奉准提观音，宏传天台宗。僧为霖重修甘露戒坛。乾隆十年（1745年）、嘉庆十年（1805年），泉州开元寺又得到两次重修。康熙三十年（1691年），郡人施世#$%&重修承天寺。康熙年间（1662/FONT>1722年），知府蒋毓英、提督蓝理等重修崇福寺。乾隆、嘉庆年间崇福寺又得到地方官员、里人和僧人多次重修。
由于明嘉庆年间，泉州寺院奉旨变卖寺田，“其存在僧者，或寺废僧亡，寺饷无着而卸累售主”。这种寺庙僧人被寺田所累的情况，延及清初而愈烈。雍正年间（1723/FONT>1735年），晋江县令唐孝本“悯念民艰，设局清查，以一田不堪两赋，详情题豁而部驳不行”。一田两赋现象依然压在僧人头上，寺院失去寺田，反要交赋，寺废僧亡仍然延续着。
清代，泉州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僧人。如僧木庵，泉州人，追随隐元和尚到日本，住长崎福济寺，继隐元主日本新黄檗宗。在日本长崎万福寺独立法席。又善书、画。僧超宏，惠安人，黄檗系，著有《瘦松等》8卷。僧海印，德化人，黄檗系，奉命为僧录。著《周易说明德解》、《罗经集解》、《愧轩语录》、《雪关六言诗》1卷和南安县《雪峰志》4卷。僧宗标，同安人，黄檗系，居泉州开元寺，有《语录》8卷。僧太积，晋江人，有《一叶庵遗稿》留世。僧德萃，南安人，曹洞系，在泉州开元寺说法，环听者数千人。著有《春梦集诗草》9卷、《语录》6本。僧圆实，晋江人，著《禅余集》、《禅净鞭影》行世。
清代，泉州的佛教居士又有不同的名称和特点。如居家高佛堂，长斋奉佛的男居士，俗称“菜（斋）叔”；居家高佛堂，长斋奉佛的女居士，俗称“菜（斋）姑”。以后“菜姑”的名称演变为女众带发住持寺院者的专称，而把在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女居士，称为“菜友”。后来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较代，宗教意识较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以农禅的清苦生活为甘甜。
8.民国时期泉州佛化运动
民国初，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等还有开坛传戒的度僧尼仪式，1948年举行最后一次度僧尼仪式，但地点转移至厦门南普陀。幸亥革命后，随着新思想的传入，泉州出现一股破除迷信，革除陋俗，驱逐僧尼、道士，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泉州社会上一些僧俗人士，见到北平、上海一带正在开展佛化运动。为振兴佛教计，发函邀请北平、上海的高僧、居士来泉州弘扬佛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民国11年（1922年），在新加坡的泉州僧人转道、转逢，延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大师来泉州弘法。城区崇福寺、承天寺等都恢复法堂修持。1923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太虚的皈依弟子张宗载、宁达蕴等两位居士到泉州弘扬佛法。圆瑛大师住持开元寺，讲演佛法。在城内外一些较大佛寺恢复法堂修持。在两次弘扬佛法运动中，发展了一批知识青年为居士。如叶青眼、王拯邦、庄汉民、龚念平、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道、周子秀和黄谦。
1925年，僧转道创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后改名开元儿童教养院)。民国18年（1929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并邀请中国佛教会会长僧太虚和弘一大师连袂来泉州弘扬佛法，泉州佛化运动达到高潮。于是，佛学刊物、佛教组织和佛教义举遍及城区。1929年，居士叶青眼创办泉州妇女养老院，1934年又创办温陵养老院，1935年再创平民救济院。1930年，僧性愿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晋江佛教分会在开元寺设立佛经流通处。在家、出家佛教徒，在开元寺成立“念佛会”。在承天寺创办“鹦山义学”。僧元镇、常凯，在崇福寺设立“崇福诊疗所”。抗日战争初期，晋江佛教分会组织“义务掩埋队”、1941年，晋江佛教分会召开代表大会，有会员793个，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有寺庙149座。1948年，旅居菲律宾僧性愿，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吸收菜姑学习佛学理论和文化知识。
民国时期泉州出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大都出洋弘扬佛法。尤为著名的是弘一大师，1929年，弘一大师首次来泉州弘传南山律宗。此后，先后住过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百源诚，晋江草庵、福林寺、澄亭院，南安小雪峰寺、慧泉寺、灵应寺，惠安净峰寺、灵瑞寺，永春普济寺等。跟他学律的有瑞今、广洽、圆拙、妙莲等人。1942年10月，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弘一大师在佛学、书法、金石、音乐、诗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80年代，《弘一法师全集》出版。
9.新中国成立后之佛教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4年，召开泉州市第一届佛教徒代表大会，产生首届事事会。合作化期间，郊区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1958年，受“左”的思潮影响，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参加生产，并采取并寺集中办法，把未还俗的的僧尼、菜姑，集中指定寺庙居住，开办工厂，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泉州佛教被作为“四旧”而禁止，法器被没收，寺庙被占用，僧人、菜姑被驱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陆续退还寺庙，寺庙还都进行重修，僧尼和菜姑相继反寺住持，并先后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持。1982年以后，先后开放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海印寺、铜佛寺、龙山寺、南天寺、普济寺、清水岩、净峰寺、雪峰寺等。1983年，泉州佛教徒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第二届理事会，释妙莲任会长。
10.泉州佛教传播国外
泉州佛教与日本佛教的交流尤其突出。近代以后，泉州有不少僧人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来等国，建立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基地。
（１）日本唐天宝十二年（753年），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宋嘉定十年（1217年），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舶来泉，住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去泉州开元寺福州版《崇宁万寿大藏经》两部，今仍存宫内省书寮。宋咸淳三年（1267年），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泉州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经，听者竟达三万多人。明末清初，追随隐元和尚到日本的泉州僧人有木庵、大眉、悦山、慈岳、雪机、东岸、喝浪、独文、大鹏和慈庵等10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木庵奉师命，率弟子慈岳、喝浪等赴长崎，住持福济寺。清康熙三年（1664年），木庵主日本新黄檗宗，为第二代祖师。他在日本建佛寺10所，为日本禅宗三大派系之一。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有分寺500多座。1979年、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日本佛教黄檗宗组团到泉州开元寺朝拜。
（２）新加坡、马来西来民国2年（1913年）前后，泉州僧人转道、瑞等、转岸等赴新、马。抗战前夕，泉州僧人转逢、宏船、广洽、觉林等赴新加坡。新中国成立前后，泉州僧人常凯、广义、广净、广余、广周、觉司等赴新加坡。50年代至80年代，泉州僧人妙灯、晴晖、广安等南渡新、马。他们于所在国建寺庙，办教育，弘扬佛法，广度教众，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较著名的新、马高僧有转道，与瑞等、转岸合创新加坡普陀寺，任天福宫住持，举办义诊，被誉为“儿科活佛”。民国10年（1921年），在光明山创普觉寺，为星洲十方丛林之一。民国17年（1928年），于星洲组织中华佛教会，任会长。民国23年经（1934年），组织星洲佛教居士林。民国27年（1938年），创办英文佛教会。为中国佛教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基础。又为泉州开元寺的重兴和修缮作出贡献。
广洽，20年代赴星洲龙山寺。曾任星洲佛教会总会长，筹办文殊中学、弥陀学校。
常凯，民国36年（1947年）赴星洲。1951年，创办中华施诊所，被淮为骨科“医圣”。1958年，自建伽陀精舍，开办国术及中医正骨科研究班。1960年，任星洲佛教决会弘法副主任。1987年，代表星洲中医师公会回国，参加中草药国际学术会议、
宏船，创槟城香林寺，兼任普陀寺住持。连任星洲佛教总会会长，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主席，创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1984年，劝募重修泉州承天寺。
广净，1949年赴星、马，居妙香林地藏寺。1952年，任龙山寺监院。创办弥陀学校，创建龙山寺福缘慈善基金会。80年代以后，捐资修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和雪峰寺。
妙灯，1957年赴星洲，修建普济寺，协办文殊中学，组建佛教居士林，历任星洲佛教总会副主席，主讲光明卫塞佛理讲座，任佛教居士佛青弘法团导师。倡办泉州佛学苑，捐修雪峰寺。
晴晖，1957年赴星洲，住持普明寺，协办施诊所，任理事。协办弥陀、文殊、菩提三所学校，任各校董事。1987年，捐资助办泉州佛学苑，修雪峰寺、平山寺。
转逢，抗战时赴香港，后入缅甸，赴西藏拉萨，住哲蚌寺，得密宗奥旨。后经尼泊尔赴星洲，入光明山
（３）菲律宾民国20年(1937年)，泉州开元寺监院性愿赴菲国，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泉州僧人如满、瑞今、觉定、善契、妙钦、妙诀等赴菲国，被誉为“菲律宾佛教之开山初祖”。抗战前后，还有一批僧人、菜姑赴菲国，他（她）们在菲国建寺院一般沿用家乡佛寺名称。如僧元果建崇福寺，菜姑元敬姑、正义姑建印寺。僧元果，后在香港建福慧精舍，为香港佛教总会副会长。性愿，民国14年（1925年）在泉州承天寺创办东方伦理学研究社。民国15年（1926年），任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监院。民国18年（1929年），与弘一法师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民国26年（1937年），任厦门南普陀方丈。同年赴菲国，主持信愿寺，建马尼拉华藏寺，创办普贤、能仁学校和华藏寺参禅班。支持泉州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
此外，泉州僧人还到印尼、美国等地建寺住持，传授了中国佛教文化。如印尼的灵山寺、极尔寺。普门寺，美国檀香山玉佛寺、洛杉矶观音寺、华盛顿觉林精
第二节泉州佛教著作
第三节佛教文化在泉州的社会影响
佛教在泉州流行了一千多年，为了自身的发展和适应时势的变化，而逐渐世俗化。延至清末，泉州佛教办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即出现皈依佛门的“菜姑”。民国时期，泉州寺庙半数以上为“菜姑”住持，这加速了泉州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不少寺庙出现兼祀杂神的现象。1980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寺产，僧尼返寺，逐步建立僧尼培训制度，创立化佛学苑。泉州的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雪峰寺等，建立起了正常的课诵制度。又建立佛教协会，与外地区和国外佛教组织进行宗教交流。泉州佛教走上正常轨道，扩大了社会影响。
唐朝，泉州被誉为“泉南佛国”。宋代，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僧人聚集了大量财富，兴起了史无前例的造桥、造塔工程，这既有利于交通、经济的发展，又弘扬了佛教的文化。如泉州的万安桥、安平桥都为全国著名的跨海长石桥；泉州开元寺的镇国塔和仁寿塔，两塔均为石构，是全国唯一的大型石塔，以“刺桐双塔”而享誉海世界。两塔的人物雕像和万安桥、安平桥上的婆罗门金涂式石塔上的佛雕像，都是弘扬佛教文化的石刻艺术品。
泉州古代佛教建筑艺术很著名。开元寺“百柱殿”具有建筑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大雄宝殿屋架上的飞天雕刻，混合印度传入的佛教“嫔伽圣禽”的艺术和中国古代“飞人”艺术于一体。此外，泉州古代佛教石雕艺术也很著名，如九日山五代石雕弥陀坐像，法石乌墨山澳发现的五代立姿石观音雕像，清源山瑞像岩的宋代雕刻的碧霄岩西方三圣坐像，弥陀岩的弥陀立像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佛教在泉州的历史悠久，社会基础很深，影响到各门宗教。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明教），为求其生存和发展，在它们的宣传讲道和生活习俗中，均称其崇奉神祗叫“佛”。如元代泉州基督教墓碑上，刻有“侍者长”、“大德黄公”、“匪佛后身，亦佛弟子”、“兼兴明寺住持”等。其中“侍者”、“住持”，皆为佛教寺院管理人员的职名。“大德”，即对和尚的尊称。“弟子”，为表示佛门师承关系的名词。这里竟然把耶稣基督也称“佛”，教堂也称“寺”，足见元代泉州佛教对基督教碑刻中的飞天雕刻，大多的飞天头戴僧帽，或双手合十，或足不禅露，或跌从，或耳长垂肩，或身穿袈裟。这些无不受佛教雕刻艺术的影响。
晋江草庵摩尼教的摩崖上刻“摩尼光佛”、“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这里把摩尼也称“佛”了。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门楣上嵌一方印度教石刻门楣，上刻两个束腰飞天，扶持一方华带牌，上刻“御赐佛像”，把印度教主神也称“佛”，崇祯十四年（1641年），木庵禅师在开元寺作“六殊胜”和“八吉祥”诗，把“御赐佛像”作佛寺的六殊胜景称赞；把大雄宝殿后廊的两根印度石柱上的牡丹花石雕，作佛寺“八吉祥”胜景称颂。古代泉州佛教和印度教互为影响于此可见。
元初，郑所南著《心史》载，“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所谓“佛”，即安拉。所谓“叫佛楼”，即清真寺宣礼塔。宋元时代，泉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墓石，均受佛教雕刻艺术的影响。如须弥座式石墓和须弥座祭坛式石墓，除上刻的阿拉伯文字和云月、十字架等之外，不论其整体形式和图案花纹，便是佛教的艺术雕刻。这两种石墓，源于印度犍驮罗的建筑艺术，是印度佛教犍驮罗式的油撒服择伊式的塔婆（浮屠）的一种发展。泉州发现的古基督教墓碑，有一类碑顶成尖拱型，碑面刻一个佛教幡幢，幢幢有缨络下垂，幡幢下有一朵莲花，上托一个十字架。幡幢为佛教寺庙释迦顶上空的饰物，元代竟作为基督教十字架上空之饰物。
宋代泉州佛教出现儒、道、释合一，历元、明、清、民国而逐渐世俗化，愈来愈与民间杂神信仰结合，也与民俗相结合。人们突破佛门清规，观世音菩萨成为意识中的“佛祖”，信徒认为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认为既能消灾添福寿，又能许诺人们的世俗愿望的祈求，即佛教更容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泉州佛教漫长的世俗化过程中，多数寺庙现现佛、道、杂神共祀一庙、一堂的现象。如元初清源山纯阳洞裴仙人又祀观音。永宁虎岫寺唐为佛寺，后为真武庙兼祀杂神。又如万历间泉州通淮关帝庙祀观音大士。而今日承天寺内有小庙祀张巡、许远和关羽，以为辟邪之用。
唐朝后期，泉州就有南禅少林招庆寺。明代俞大猷把剑术回传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至今泉州仍流行“太祖拳”、“五祖拳”，都是少林拳术的遗风。泉州佛教的音乐、书法和戏曲等都很有名。近代，泉州开元寺僧人，为适应群众做佛事的需要，组织大开元、小开元班和和尚戏班，称“打城戏”。音乐曲调是佛曲、道情调和木偶曲的混合，节奏是木偶、京戏和法乐的混合，演技则有舞蹈和南禅少林寺拳的配合，剧目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此外，泉州佛教办举办的承天寺鹦山义学、开元慈儿院、温陵养老院、铜佛寺收养弃婴，以及抗战时期的义务掩埋队等义举，都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现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承天寺住持圆拙法师创办的“泉州佛教义诊”，居士陈珍珍创办的泉州佛学苑，都造福了泉州的社会。
清初，泉州佛教黄檗宗外传日本，至今日本佛教黄檗宗派，还组团来开元寺谒祖。清末以后，不少泉州僧人和菜姑远赴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来等国宏传佛教。如今，他（她）们又在国外募捐加泉州建造、修缮佛教寺庙。如开元寺、雪峰寺、崇福寺的重修，承天寺的重建，摩西寺、同莲寺。南天寺等的重修，对泉州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