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网传媒·四川新闻网成都9月23日讯（记者何佳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天府之国”的中心，有着世界罕见的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的历史特征。
“在中国书法史上，‘成都’二字最早的书法墨迹出现在春秋战国末期，楚国一个叫‘喜’的小吏所写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近日，美术史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成都文化氛围浓郁，特别是书画艺术领域更是人才辈出，实力雄厚。
在书法方面，在汉代有《王稚子阙》《石门关铭》等碑刻代表作，《王孝渊碑》《簿书残碑》等汉代书。东晋时期，书圣王羲之书写过有关成都的一些人物和风物，如司马相如、严君平、成都城池、成都讲堂等，成都之名通过书圣之笔传向世界。唐代，杜甫、李白还有大量论书诗。五代，成都有孟昶、贯休、孙逢吉等书家。“孟蜀石经”，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系列“十三经”，体例严谨，书法俊美。两宋时期，成都的书法可称达到巅峰，出现了一大批中国著名的书法大家和作品。
“清代至民国，成都也出现了不少的书法民家，如：费密、卓秉恬、谢无量、刘孟伉等，留下不少传世之作。”唐林介绍道，目前，成都活跃着一大批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何应辉、刘云泉、谢季筠、周德华、洪厚甜、陈明德、何开鑫、钟显金、郭强、代跃、冷柏青等书法（篆刻）家，如侯开嘉、刘正成、王家葵、田旭中等书法理论家，现在的成都正在向建设成为全国书法重镇而努力。
“就绘画来讲，自古以来成都不仅是巴蜀地区的重镇，也是西部地区的重镇。南北朝时期，张僧繇曾入蜀画武陵王益州剌史萧纪像。唐代，许多画家曾经入蜀，如吴道子、王维等，特别是由于皇帝两次入蜀，中原地区大批著名画家来到成都，如赵公祐、常粲、孙位、李思训等，加上本土画家李升、孙知微等，绘画之盛，成都推为当时第一。”唐林谈到，成都大慈寺的壁画为中国壁画之最，参与绘画者很多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画家。五代两宋时期，成都画坛群星灿烂，中国著名的绘画流派黄筌画派诞生于成都，代表作品有《写生珍禽图》《山鹧棘雀图》。五代入蜀的绘画大师贯休在成都生活10年，其所绘《十六罗汉图》是中国100幅名画之一。此外，成都郫县的石恪是中国减笔画的开山鼻祖，其作品《二祖调心图》是中国减笔人物画开山之作。
“民国时期，成都是西部的绘画中心之一，张大千、齐白石、石鲁等人先后在成都采风、居住、学习。不少人还在成都举办过个人画展。”唐林表示，目前，成都画坛可谓群星荟萃，集中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绘画家，如彭先诚、戴卫、秦天柱、郭汝愚、刘朴、沈道鸿、梁时民、姚思敏等国画家，周春芽、高小华、何多苓、李金远、东方腾弘等西画家，徐匡、阿鸽等版画家，以及林木、黄宗贤、韩刚、魏学锋、陈滞冬等理论家，他们是成都绘画与世界绘画对话和接轨的中坚力量。
唐林谈书画
《大观圣作碑》：四川第一个书学博士的传世书法
“李时雍，字致尧，号适斋，成都府华阳县（今四川成都）人，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个书学博士。”唐林向记者介绍道，李时雍的其他书法墨迹今已无存，唯一书迹仅见于《大观圣作之碑》（简称《大观碑》）碑刻。
《大观碑》于宋大观二年（1108）刻，内容是北宋末年宋徽宗颁布的诏书，是皇帝为学生制作的八条“行为准则”，故又称《御制学校八行八刑碑》。碑的正文和书款共27行，满行71字，正文共1007字，缺损118字。碑文由宋徽宗撰并写，上石的书法则由李时雍用瘦金书体摹写，碑额六个行书大字是时任宰相蔡京题字。因由皇帝撰文并写，因此称“圣作之碑”。
“《大观碑》是经过皇帝特批才由李时雍摹写上石的，‘圣碑’立在宫学、太学、辟雍和各郡县，数量巨大，影响深广。从《大观碑》可以看到，李时雍的摹写比宋徽宗的‘瘦金书’更加瘦直、挺拔，同时又不失飘逸，很好地呈现了‘瘦金书’特有的气韵。”唐林说道。
《与虎丘绍隆印可状》：禅僧书法之首成“日本国宝”
圆悟克勤（1063—1135）俗姓骆，字无着，四川崇宁县人。他是宋代高僧，法名克勤，先后弘法于四川、湖北等地，晚年住持成都昭觉寺。他声名卓著，皇帝多次召其问法，并赐紫衣和“佛果禅师”之号，后又赐号“圆悟”，去世后谥号“真觉禅师”。他是北宋晚期禅林的领袖人物，禅门巨匠，被誉为“僧中管仲”，是我国文字禅的代表人物。他所著《碧岩录》被誉为“宗门第一书”，日本禅僧奉为必读圣典。
“圆悟克勤的代表作《与虎丘绍隆印可状》，书于北宋末的徽宗宣和6年，是圆悟克勤最重要的遗墨之一”唐林介绍道，《与虎丘绍隆印可状》在日本被称为“禅僧书法之首”，有四个“最”：最古老的禅僧书迹、最高品位的禅僧墨迹、茶道界最高的宝物、现存临济宗杨岐派系统最古的墨迹（杨岐派为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七宗之一，是宋代以后最为流行的禅派）。
《土母帖》：中国书法十大行书之一
“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人称‘李西台’，幼居于蜀。四川时期的生活与学习为李建中最终成为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林说道，太平兴国八年（983），李建中进士甲科，此后宦海升迁，历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迁金部员外郎等职。“李建中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国出五代无能书者，唯西台一人而已’。宋人都认为宋初无能书者，唯西台一人而已。他的一生经历从五代入宋，在书法上是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是从五代至宋过渡时期的代表书家。”
“李建中的《土母帖》是坊间公认的中国书法十大行书之一。”唐林说道，此帖是写给友人的信札，内容是给友人寄送“土母”，并述及“宅地基”“孙号西行”之事。《土母帖》大部分字为行书，少数字用草法，用笔中锋，行笔沉著稳重，法度严谨，深得欧书神韵。结体凝重，字形以纵长为主，因势纵横，功力娴熟。“《土母帖》是李建中在世墨迹中最能展现他深厚书法功力的作品，可以看出其书法与唐代书法的继承关系。”
《淳化阁帖》：中国法帖之冠、丛帖始祖
王著，生卒年不详，字知微，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市）人。北宋著名书法家、诗人。王著的笔迹甚媚，颇有家法。精楷书、行草和隶书，善草隶，曾是宋太宗赵光义的书法老师。
宋淳化三年（992年），王著奉宋太宗之命主持编订《淳化阁帖》。最初，《淳化阁帖》刻于枣木板上，宋太宗将拓成的阁帖赏赐近臣。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
唐林表示，《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淳化阁帖》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因为它较多、较好地集中保存并传播了古代许多名家法帖，特别是二王书，其问世开启了刻贴之风。”
《十六罗汉图》：画法古茂朴厚，线条用意凝练
贯休（832—912年），字德隐，一作德远，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天复三年（903年）入蜀，住于成都，是外籍寓蜀最著名的画家。贯休最擅长的是画佛教人物，以其“十六罗汉画”名闻画坛。
贯休的《十六罗汉图》原作完成于晚唐。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访求古画，侍从“给事中”
程羽将《十六罗汉》从四川进呈给宋代皇室，后来辗转流入日本，相传为真迹，但后来认定为北宋初摹本。
“此图即使是宋摹本，也是极其珍贵。”唐林表示，从日本宫内厅所藏贯休的《罗汉图》上可以看到，画用线较细，基本上保留了古拙的绘画风貌，画法古茂朴厚，线条用意凝练、谨严，少有顿挫，而渲染则依线逐层渲染，分数层，衣纹线的处理也富有装饰性。虽然人物形象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但准确地表达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祖调心图》：中国减笔人物画开山之作
石恪，字子专，四川成都郫（今成都郫都区）人，是中国减笔画一派的开山祖。石恪是南宋画院待诏。所画形象多丑奇倔，不专规矩，在五代北宋画坛中独树一帜。石恪创造了一种“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纹乃粗笔成之”新法，以破墨减笔进行衣纹线的处理，自擅逸笔，甚至不用笔法，简纵狂逸，开启了减笔人物画和大写意人物之先河。
“石恪的《二祖调心图》描绘了二位禅宗祖师调心习禅的情景。根据学者考证的说法，上图，双足交叉趺坐、一手弯膊支肘托腮的一人，为二祖慧可；下图，匍匐虎背蜷缩一团的一人，为丰干。《二祖调心图》是中国减笔人物画的开山之作。”唐林谈到，在石恪笔下，二祖的形象全无庄严法相，却形同市井醉汉，二僧之修行之态形象地告诉人们，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的浸润和融化，已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了，是典型的重“表意”、重“神似”的意象水墨人物，产生了气韵生动的艺术想象。
《写生珍禽图》：黄筌画派的开派之作
黄筌(903-965年)，字要叔，四川成都人。五代西蜀宫廷画家，后入北宋画院。黄筌在绘画上，花鸟、草虫、竹石、山水、人物、龙鹤龟兔等无所不能，是中国画派黄筌画派的创立者。
黄筌的代表作为《写生珍禽图》，在此图中，黄筌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大自然中的众多生灵，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画了昆虫、鸟雀及龟类共24只，均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然后赋以色彩。这些动物造型准确、严谨，特征鲜明。
“画幅的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由此可知，这幅《写生珍禽图》是作者为创作而收集的素材，是交给其子黄居宝临摹练习用的一幅画稿。”唐林表示，这幅画不是一幅有完整构图的花鸟画创作，却仍是一件可贵的作品，表明这时期花鸟画的日益成熟，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传为黄筌的作品较多，但《写生珍禽图》是他公认的唯一传世作品。此图是黄筌画派的开派之作和“黄家富贵”风格的代表，一直被作为五代到两宋的“院体”花鸟画典范之作。
《山鹧棘雀图》：“黄家富贵”体制的典型作品
黄居寀（933年—993年后），四川成都人，字伯鸾，黄筌画派创始人黄筌的第三子，北宋前中期杰出的花鸟画家。他的花鸟得黄筌亲授，作花竹翎毛，妙得天真，写怪石山景，艺超其父。黄居寀是北宋院体花鸟画的关键人物。他让西蜀画院黄筌风格的院体花鸟画在北宋皇家画院牢牢地扎下根，从此黄家花鸟画主导了北宋宫廷画院画风近一个世纪。
“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是‘黄家富贵’体制的典型作品，也是北宋太祖、太宗时期（960—997年)画院花鸟画的唯一标本和黄氏画派花鸟画的代表作，代表了五代北宋初年黄体花鸟画的最高成就。”唐林介绍道，此图淡墨双勾，色彩富丽，整个画面采用三角形构图，显得沉稳庄重，充满皇家气派。《山鹧棘雀图》以其成熟而完整的绘画语言为黄筌画派花鸟画提供了难得的真迹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