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阻力研究”（编号：DJA150257），主持人：王坤。
如：纯粹的公办，活不起来；纯粹的民办，大不起来，怎样做大做强职业院校？用好一个‘混’字[1]；混合所有制是高职教育建立市场机制和企业参与制度的有效途径，混合所有制是公办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的有效突破口[2]；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是适应我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发展现代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和构建现代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体系的现实要求[3]。
在单一主体的职业院校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到人事制度的改革，而薪酬制度又是其改革的核心。很多教职工支持拥护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动力，就是改革后自己的薪酬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这也是改革发起者说服教职工支持改革的一个主要承诺。然而，随着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其薪酬的改革存在比较大的障碍，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大差距。这里仅举两条：（1）如何做好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编制内外教师薪酬制度的有效衔接？如何真正贯彻落实“同工同酬”的理念？（2）如何彰显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教师薪酬的特色？在多数以股份制为基础构建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中，是否应该有教职员工持股、间接薪酬、薪酬替代品等？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让改革实践者们为难的不是问题的层出不穷，而是对问题的观念和看法太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薪酬研究没有深入到学校内部，缺乏来自一线教职工的调查数据[4]。
一、调研目的、对象和方法
（一）调研目的
（二）调研对象
云南某大学将所属的职业学院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全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2016年4-6月，课题组选择云南某大学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的编内、编外教职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调研对象范围框定为：在该学院工作1年以上，当前在工作岗位上而且自愿接受调查的教职员工。在调查研究之前，课题组向所有调查对象阐释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所有接受调查的对象皆表示自愿参与调查研究。
（三）调研方法
在具体深入该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调查之前，课题组编制好教职工一般情况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该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教职工的编制、性别、年龄、工龄、职称、学历、专业等。在向接受调查的教职员工说明来意后，接受调查的教职员工匿名如实填写，课题组当场回收调查问卷，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四）数据采集
二、基于公平视角的XX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薪酬分析
XX职业学院的整个教师队伍由编内教师和编外教师构成，编外教师签约形式有合同制与劳务派遣两种形式，教师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校区补贴三大块构成。从公平的视角分析，该学院的薪酬管理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
（一）外部公平
即该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与其他性质的职业院校比较，从非在编教师的薪酬来看，XX职业学院非在编教师的工资是云南省民办高校教师薪水的1.5到2倍以上，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高于同行业市场水平；在编教师工资是该大学其他学院在编教师的1.5倍左右，XX职业学院教师课时费，高于省内其他高校教师的平均课时费，学院从校区补贴、学院津贴和课时费等几个方面对教师工资进行补助，客观来说，该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的薪酬水平是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
（二）内部公平
学院在教师薪酬方面努力做到同工同酬薪资发放标准。尽管在基本工资方面学院编内教师的财政基本工资高于编外教师1600元的基本工资，但学院通过发放非在编教师学院津贴的补助形式，拉平编外教师与编内教师基本工资水平。把编外教师的基本工资基数定位1600元，是出于对教师社保上的考虑，基数越高单位承担缴纳社保的比例就会越高。1600元的工资基数是签约劳动合同的标准，涉及到劳动合体解除等问题时降低补偿学院的补偿标准。但当我们在审视学院长远发展时，却依然发现面临一些影响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难题。学院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进行绩效工资改革，争取所有教职工同工同酬，学院教师整体稳定，但是办学至今，编内编外教师薪酬上一直存在着差异，更多的是体现在分配方式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绩效工资方面，编内编外行政工作人员工资相差明显。授课教师绩效工资由于按照课时计算，所以相差不大。学院形成了行政工作人员以多上课的额外付出形式来弥补工资差距的问题，而行政工作人员多上课又影响了学院的管理工作，所以形成了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一般管理人员的薪水和学院院长的薪水相同甚至超过院长工资的情况，工资层次明显。
2.住房公积金、保险基数存在差别。编内教师有“五险一金”，“五险一金”缴纳基数按照公办高校教师标准；编外教师学院未缴纳住房公积金，五险缴纳基数按照每月1600元基本工资进行缴纳，低于在编教师缴纳额度。2016年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在编教师工资每月增长1300元，学院非在编教师并未增长。学院提出编外教师以绩效工资的形式和在编教师工资进行同步增长，向学校分管校领导多次申请未果。据笔者调查，在沈阳某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虽然编内编外教师工资奖金和评职称基本一样，但编外教师的养老金和公积金也是要低一些。
3.编内、编外教师第13个月工资、假期工资存在差异。编内教师由财政发放13个月基本工资，非在编教师由学院以每个月1600元的基本工资水平发放12个月；编内教师假期工资按照公办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发放，编外教师按合同工资1600元发放，即使是学院的副院长级别，假期工资也就只有5000元左右。
4.编外教职工体验到付出多于编内教职工。编外教职工因不能适应或胜任工作，而感觉到更大的压力，在学院中往往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容易受学生、家长和外界的影响。学院往往会安排编外教师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导致他们工作效率低下而经常加班。
（三）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编内外教职工薪酬差距存在的消极影响
1.不利于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编外教师的辞职率远远高于编内教师，编外教师因福利待遇较低和晋升渠道狭窄而带来的频繁流动，不利于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教师队伍。
2.违背了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的初衷与目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一直倡导教师员工的同工同酬，但因编制内外身份的不同而形成的巨大福利待遇差距，会背离当初的政策设计目的。
三、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薪酬分配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薪酬结构比较单一
通过分析该职业学院的薪酬结构可以发现：固定薪酬多，可变薪酬较少。薪酬结构形式均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总的工资相对固定，可变的幅度较小，虽然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其变化的空间很小，这就导致教职员工薪酬机制欠缺，教师普遍工作积极性较低。在整个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薪酬机制的设计中，普遍缺乏长期有效的激励举措，诸如广大教职员工持股等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即便是走在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前沿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学院，其员工持股更多的是指管理层持股，而不是每一个普通教职员工。
（二）教职员工薪酬高低与办学绩效联系不紧密
虽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并存国有和私有两种资本，但在办学过程中，相比较单纯的民办职业院校，由于有国有资本的存在，政府对其资产管理、人才引进、学生招生就业等方面，还是有更多的偏袒与支持。往往会导致在国有资本占比超过50%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中，教职员工薪酬与学院的办学绩效没有必然的联系，“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特征依然明显[5]。
（三）政府的干涉依然过多
（四）编制内外管理制度的不公平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该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中，编外教师职业认同感低、辞职率高等问题不仅与编制内外教师薪酬差距较大有关系，还与学院为编外教师参与学院管理工作提供了什么样的制度、学院对编外教师的晋升管理等制度是否能够体现公平等有密切关系。
四、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薪酬机制的建构
（一）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性质的明确界定，是构建合理薪酬分配机制的前提
在以股份制存在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处于控股地位的投资主体掌握着学校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决定着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性质。部分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存在性质认定不清，导致编制内外教师晋升空间差别较大，如本案例中所调研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由于性质界定模糊，以致其中的编外教师无法获得职称晋升，发展渠道和发展空间受到较大限制。因此，应当明确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性质，根据股权构成比例，对应相应的管理体制，这样才有利于厘清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薪酬分配机制。
（二）充分考虑到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性与复杂性，是推动改革深入持续的重要动力
（三）将程序公正放在优先位置考虑，设计具有公平性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中，从提高编外教师对学院的认同感来看，学院应该进一步提高管理制度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提高编外教师对学院管理工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中，由于代表公有和民营资本股东的并存，基层编外教师的利益诉求不一定能够及时反映到双方的决策层，因此，应当加强编外教师与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投资各方的双向沟通与联系，特别是关系到编外教师的切身利益，如薪酬、职务晋升等，各方的双向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此过程中，应当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对编外教师的薪酬制度进行优化设计，进一步做到和编内教师“同工同酬”，增强编外教师在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工作和生活中的获得感[8]。
（四）进一步理顺薪酬分配关系，扩大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分配自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政府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薪酬分配的干涉依然较多，市场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很小，积极调整编内编外、不同学科和专兼职等教师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化、内容全面、指标科学、方法多样、程序规范”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教师个人绩效评价原则，制定符合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发展战略定位和财政情况的富有竞争性的薪酬机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师资队伍中来[9]。
参考文献：
[1]董圣足.“混合所有制”，做强做大职业院校的良方？[N].中国教育报，2014-11-16（06）.
[2]王振洪.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有效途径[N].中国教育报，2015-01-22（04）.
[3]王安兴，何文生.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21）.
[4]袁东.我国高校薪酬调查策论[J].教育与经济，2009（3）.
[5]王晔，王海净.河北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研究[J].河北企业，2015（10）.
[6]张晓玫，朱琳琳.混合所有制公司的治理结构、高管薪酬和经营绩效――基于分行业的研究视角[J].金融经济，2016（3）.
[7]李孔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办学校办学模式改革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J].教育学报，2016（2）.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学徒制;办学体制;校企融合;学科建设
一、普职融通、中高职衔接、应用型本科转型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根据国家政策部署，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最终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有20余位代表提交了论文，多位青年学者作了学术交流。
与普职融通相对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纵向衔接。沈阳师范大学蒋春洋副教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介绍了中高职衔接的模式。一是日本的对口入学模式，其实质是通过在高等专门学校实施五年一贯制来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二是英国的单元衔接模式，其实质是把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根据培养标准分为若干教学单元，对课程进行统一编排，分别属于五个阶段，即中等职业教育课程属于前三个阶段，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属于后两个阶段，通过自然过渡来完成衔接;三是美国的课程或大纲直接衔接模式，主要途径是通过对中等职业教育课程进行改革，实现其与高中后技术课程的衔接来完成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四是澳大利亚的培训包模式，根据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AQF）的标准，“培训包”也分为不同层级与资格框架相对应，每个层级的内容与相邻层级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从这几种模式出发，蒋春洋认为，有效的中高职衔接具有如下特征：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效的政策支持、重视课程内容衔接。据此，她提出，我国中高职衔接要采取如下策略：建立并完善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制度，制定适宜的课程衔接体系。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唐林伟博士提出，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用动态的发展眼光看待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上升不是知识的简单累加，中职课程与高职课程的衔接关系也不是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基于职业资格体系的等级的上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建立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但仍需保证中、高等职业教育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中高职衔接不仅是中职学生学历提升的通道，更是他们职业成才的通道。
江苏师范大学陈鹏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应基于大职教观的视野，全面考察职业教育的外部适应性、内部延展性和内“外”互通性三个基本维度。具体而言，现代职业教育应在满足经济发展的“高端性”需求、人民群众的“广泛性”需要和职业人个体的“普适性”需要等外部需求的基础上，建构包容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的前后一体化内部结构，并试图通过学科课程渗透、高等预科教育、院校合作联盟和职业精神训育等模式实现不同层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融合。
天津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闫智勇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总体旨归是，在国家层面统一标准和法制保障下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学校职业教育、社会职业培训和企事业单位职业培训齐抓并举且能互通互融，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继续教育一脉相承且能兼顾分流、就业和转岗换业等多种需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且能双向转换，其目的一是以多元化的办学模式解决职业教育自身在空间上的二元对立性和生产力分布的不均衡性。二是以一贯制的办学体系和职普融通、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等值互换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为平台，满足主体职业生涯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需求的多样性。
推动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绕不开的话题，很多与会人员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论证，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具体策略。江苏理工学院臧志军博士从西方高等教育产生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的深层机制。他认为，可以将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实践之间的互动作为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中国大学的问题不在于“应用性”是否足够，而在于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实践之间的失衡。在大学中增强职业主义并不一定必须要把大学或大学中的学院整体职业教育化，也不一定必须要把大学中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化。应该像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一样，建立起课程分类体系，将那些贴近生产实际的知识按照职业教育的逻辑进行教学，将那些在专业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按照专业教育的逻辑进行教学。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相当一部分课程的职业教育化，而不是整个学校或整个专业的职业教育化。
二、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融合的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点
河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王辉对英国近年来的高等学徒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介绍说，2005～2014年间，英国高等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经历了从初起到初兴，再到勃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英国高等学徒制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成为英国企业界人才引进的关键路径。2013年，英格兰地区54%的青少年已将高等学徒制视为个人发展的首选路径。他认为，英国学徒制的勃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人才培养框架日益完善，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以及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大力支持。借鉴英国的经验，我国应重视学徒制的发展，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三、职业学校办学体制创新和校企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采取措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实现校企深度融合。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和实施的关键环节，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实现紧密型的校企合作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点议题。
南京师范大学刘家枢博士作了主题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模式与路径思考”的主题发言。他指出，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应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混合所有制是推动企业成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职业院校成为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经济组织，其内涵就是产权发生革命性结构变化，由单一所有制主体办学，转变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投入、建立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主体共同实施职业学院决策、实施、评价、改进的新型办学主体，建立新的产权结构。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可以采用如下模式：公办高职院校与外资企业联合组成混合所有制办学体;公办高职院校与国内私营独资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办学体;民办高职院校与公办事业单位联合组成办学体。
四、建设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是职业技术教育学未来发展的核心任务
作为论坛的重要一部分，会议还专门召开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天津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就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及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意见。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闫广芬教授指出，学科发展是一种在特定学术规范作用下的科学活动，需要学科共同体成员在学术活动中保持相对的边界一致、标准一致以及行为模式一致。她强调，研究生教育是以培养“主体人”为目的的超越性教育，是以“探索为本”的创造性教育。研究生教育应着力于培养学生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坚持如下原则：原创性――研究生不仅能解决常规问题，而且通过研究、探索，提出并解决新问题。整体性――以广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基础理论形成宏大的知识背景。前沿性――研究生教育应是动态的过程，注重把科学体系中的问题和争论介绍给学生，并启发学生用科学的逻辑分析手段予以梳理判断。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徐国庆作了题为“新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创新”的主题发言，他通过介绍德国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情况，认为“如何规划学科点的师资结构、如何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如何转换研究范式、如何使学科从边缘走向次中心”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河北省职业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孙志河介绍了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包括建立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建立研究生科研专项经费、建立职业院校联合培养基地、建立职业院校实践制度、建立职业能力提升平台，等等。
五、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所提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目前学界和政策层面的视野，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正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首先，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角度看待应用型本科的转型问题。江苏理工学院臧志军提出的从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等视角看待应用型本科转型问题，为当前的应用型本科转型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依据这一视角，应用型本科发展并非仅仅是高等教育分类的问题，而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同职能定位的问题。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府办学；企业办学
一、企业办学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从教育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经验来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与其它教育类型不同，现代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是行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衍生物。换言之，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是由行业、企业自身发展需要而建立的，并由行业、企业推动其发展的。只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作为独立形态的、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才开始成立。同时，随着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完善，政府开始介入职业教育，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现代职业教育本身就是行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衍生物。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企业与学校的关系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源于我国职业教育关系要素之间没有形成合力。一般来说，职业教育内部关系要素的拓展，即由原来的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扩大为政府、企业以及学校之间的关系，表明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地提高，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推动，从而是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但是，如果政府、企业以及学校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职业教育的发展反而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事实上，只有那些政府包揽职业教育的国家里，才会面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问题。进一步说，只有在那些政府对职业教育介入、干预过度的国家里，才会面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国外早有学者对后发国家提出忠告，“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力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技术要求，或无法培养出具有最新技术水平的人才”，而“制造业在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的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私营部门参与未来劳动力的培训是当务之急。”[2]
随着我国政府对于企业在职业教育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和清晰，如何有效推进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如何正确处理职业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探索的重心，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从《纲要》到《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再到《决定》的颁布，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认识的变化。
在如何处理政府、企业以及学校的关系问题上，《纲要》提出，职业教育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3]很显然，《纲要》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对此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和方向的延续。《职业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鼓励，《修正案》在第二十三条提出，“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民办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至于如何鼓励，在同一条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税收减免、政府补贴、购买服务、提供助学贷款、建立奖学基金以及捐资激励等措施，支持民办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很显然，与原《职业教育法》相比，《职业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明显体现了认识上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进步并不大。这是因为，在调整政府、企业以及学校关系的问题上，这还仅仅是做了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均非常有限。
笔者始终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企业以及学校的关系，而《决定》的重大突破就在于重新厘定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明确了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角色。一是《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办学原则，没有继续沿用较长时期一直坚持的“政府主导”原则。这显然不表明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毫无意义，而是突出了政府应该扮演更合理的角色，从而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同时，《决定》强调企业应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不再强调现有的以公办职业院校为主体的办学格局。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以政府主导下的公办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办学格局是不利于职业教育长远发展的。正如总理在当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时指出：“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很可能偏离社会需求。”[4]
很显然，从政府办学到企业办学这一认识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是对我国近十余年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代国际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借鉴。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找到了真正的切入点。这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方向将发生重大调整，也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是一份非常值得重视的职业教育改革纲领性文件，是对此前职业教育改革效率低下反思与总结的结果，标志着我国高层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成为我国将来较长一个时期内职业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
二、办学主体转换的体制改革要求
笔者认为，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而言，应该激发企业内在的动力。单纯的法规约束企业参与是最低层次的，以利益来激励企业参与次之，而让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才是根本之道。惟其如此，企业才能真正介入到职业教育中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才能真正与企业自身发展融为一体。因此，《决定》对企业办学主体的强调，无疑为我国职业教育找准了改革与发展的切入点。
尽管在职业教育发展中企业是关键，但政府的着眼点不应仅局限于企业。事实上，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之前的一个重要缺陷就在于，尽管意识到了企业的重要性，但只是就企业论企业，没有从更深刻、更本质的层面寻求解决问题之道。笔者认为，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应该在通过体制变革激发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动力和积极性从而实现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这意味着，企业成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下公办学校为主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唯有如此，作为技能型人才的使用者和人才培养的“旁观者”，企业才能从后台转为前台，才能真正实现企业、学校的融合。也唯有如此，新一轮的改革才能体现真正突破、超越以往改革，才能体现《决定》作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实现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顶层设计的意义。
具体来讲，新一轮改革应先从办学体制改革入手，辅之以管理体制改革，解决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问题，使得企业真正深度参与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要实现新一轮改革目标，首要的是改变以公办学校为主体、民办教育为补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确立在办学体制上实行开放办学、多元化办学的观念认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滞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原来依附于行业、企业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之后，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导致职业教育由政府兜底，使得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渐行渐远，二者之间无法协调发展，即职业教育既不能很好地适应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也不能发挥支持与引领行业、企业创新发展的应有作用。
实现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应该确立企业办学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由大中型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院校还很不够，而许多民营性质的职业教育机构自身也缺乏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条件和能力。这是造成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机构过于单一的原因，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只能局限于公办职业院校内部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支持各类企业利用自身优势，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职业教育机构，从而实现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由此，新一轮改革应首先明确，鼓励符合职业教育办学标准的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政府制定职业教育办学的准入条件，凡符合要求的均能获得办学资质，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限制。
同时，政府应该对职业教育的各类办学主体一视同仁，保证各办学主体的平等办学、招生等各项权利。其中，现行的职业教育招生制度亟需进行改革，依据市场配置的原则放开招生。这是企业成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另需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大规模开展“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瓶颈在于如何实现招生即招工，如果企业独立举办职业教育，此一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在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系统体量已经足够大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职业教育增量与存量的关系，显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决定》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尽管“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在学术界的认识还不一致，在实践过程中也还会面临诸多问题，但笔者认为，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办学方式，是现有条件下把企业、学校各自利益以及他们共同的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最佳方式，也是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稳定、顺利转变的一种重要过渡形式。
这是一次高等职业教育战线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重要会议。全国近400所高职院校，教育部、农业部等国家部委，江苏省教育厅等11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6家社会团体和组织，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韩国映象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9所国内（境）外高校专家，电子商务、有色金属等6个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出版社等18家企事业单位，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江苏卫视等16家中央和地方媒体，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等4家教育研究机构，共计900余人参加会议。
本次年会展示了高等职业教育在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等方面所做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示了高职教育下接地气、直接服务区域发展的实际成效，展示了高职教育在内涵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活力。
在开幕式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葛道凯从如何分析看待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形势、如何理解领会全国职教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如何认识把握今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等方面，诠释了全国职业教育会议的重大突破，指明了专科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方向。
针对社会上对高职院校的误解，葛道凯分析了职成司针对2014年高职招生的抽样调查及数据结论，鼓励高职教育工作者要“把握方位，不为所惑”。葛道凯指出，高职教育不是基础教育，不是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在全社会认同的评判标准中，衡量职业教育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就业。多年来，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就业率，并且持续向好。因此，学习全国职教会精神，就是要把握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个教育发展中的位置，不为困难所惑，不为假象所惑，也不为自己的成绩而过度陶醉。
葛道凯指出，全国职教会议的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的、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简单来说就是“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这是这次全国职教会的核心内容，其具体内涵就是职业教育要和经济社会同步规划，职业教育要和产业建设同步实施，职业教育要和技术进步同步升级。因为职业教育是教育，更是经济，还是民生。因此，职教工作者要确立一个理念，职业教育要想有生命力，就必须要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对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和各级政府来说，也要确立一个理念，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要想走得稳，要想走得远，必须要有同步发展的职业教育相伴相随。
陈锋在讲话中强调，职业教育的调整和创新，实际上是整个教育宏观结构的调整，以期通过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通过职业教育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激活教育制度创新的活力。
关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经济社会背景，陈锋指出，概括起来讲就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归结起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是今天整个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面临的最大的机遇和最大的挑战，也是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的机遇和最大的挑战。谋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谋划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就是要根据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确定国家人才培养的终极格局。
陈锋在解读中提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为“就业导向、系统培养、产教融合、全面发展”。就业导向是方向，不管哪个层次的职业教育，最基本的职责、本位就是就业导向。用就业率、就业质量、长期职业发展潜力来评价高职院校，是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系统培养是结构，因为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对技术技能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所以人才培养也应该是多层次的；产教融合是机制，产教融合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核心的性质、最重要的灵魂、最根本的路径。对职业院校来说，只要坚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就必然是一个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全面发展是目标，高职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素质教育，为学生的职业发展、人生幸福奠定基础。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陈锋指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贯通、衔接、立交、融合。贯通是指从中职到学位研究生的贯通。衔接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搭建人才成长多样化的路线。立交是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角度而言，更多地体现为建立教育和就业的旋转门，建立学习型社会里教育―就业―再教育―再就业的人才成长路径。融合，即产教融合发展，要建立有效的机制，促进教育和经济社会、产业，特别是学校与所服务的产业，与所在的城市，所在的社区，建立命运共同体，形成共生共荣的机制。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很多工作要做，也面临很多困难，陈锋指出，其中最难的就是思想观念的转变。首先，要从精英化高等教育的思维转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思维。其次，要从供给导向思维转向需求导向思维。第三，要把创造价值作为评价学校的基本标准。第四，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知与行的统一。
本次年会围绕“贯彻落实职教会议精神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主题，除了政策解读外，还设置了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专题研讨、职业教育信息化专题研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推进会、企业高职合作项目推介、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专题研讨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成果展等模块。
【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专题研讨】完善高职现代治理结构，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分论坛上，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大泉解读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有关内容，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吴家礼通过案例的方式介绍了学校章程建设的做法与成效。韩国映像大学副校长柳在万等参与互动交流，各位嘉宾探讨了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学校章程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高职办学特色，构建社会各方参与的长效机制等问题。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以“混合所有制与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为题进行了专题报告，南通理工学院副校长唐永泽介绍了高职院校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探索与思考。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执行院长劳汉生等嘉宾围绕“混合所有制”进行了经验交流，激励高职院校积极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开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试点，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引路导航。
【职业教育信息化专题研讨】该模块从国际视野、建设成效、应用创新三个方面，以国际、国内、地方、学校为不同视角，呈现了我国高职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新教育成中心执行长廖肇弘、英特尔教育行业中国大区经理姜涛，从全球化数字化教学发展趋势的角度，展望了中国高职教育的未来，展示了国际职业教育数字资源融入教学的方式，为资源建设与应用开拓了全新的视野。为推动教学改革带动省校两级资源建设，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魏顺平分析了《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用》，辽宁省展示了本省的建设经验，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以本校为例，介绍了学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状况。会议认为，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带动资源库建设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推进会】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二期――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2014年，第二批30所骨干建设院校接受教育部、财政部验收。在本次骨干校工作推进会上，职成司高职高专处结合2014年骨干校验收工作所反映出的问题，对第三批骨干校验收工作进行了部署，财务司专项资金管理处介绍了专项资金监管有关事宜，黑龙江职业技术学院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介绍了学院在专业、课程、人事、分配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措施与经验。高职与高专教育处就《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进行了说明。
【企业高职合作项目推介】企业高职合作项目模块包括项目推介会和项目展示两种形式。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等5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在推介会上，分别就合作办学、课程建设、教育信息化等方面进行了主题发言。上海中锐教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围绕汽车、物流、3D打印等行业进行了现场展示，促进校企共同探索合作的机会与方式。企业高职合作模块旨在推进高职院校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并同步提升企业价值。
【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专题研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以来，高职教育基础能力大幅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建成了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职院校。在研讨中，美国两年制学院校长培训研究院院长唐纳德纽珀特以“优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与启示”为主题，介绍了美国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先进经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围绕“从示范高职项目到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回顾了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了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标准、内涵及实施路径。来自江苏省教育厅、机械行业、农业院校、航空院校、建筑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成果展】本次大会在会场外集中展示了部分高职院校的风采，交流教学改革的经验与成果，包括“不可替代的高职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方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高职教育出彩人生”、“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高职部分）”等8个主题216个典型案例，较全面地反映了高职教育战线创新发展取得的成果。
在年会闭幕式上，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李进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报告。李进介绍了校联会的年度五项工作：推进高职改革项目建设；组织高职专项课题研究；组织高职质量年度报告；加强宣传工作网站建设；开展校联会的日常工作。李进强调，校联会工作向公众传递的总体信息是纳入体系建设，贯彻现代治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治理现代化；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践的层面上，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治理的具体运作在现代化的高度有机地统一起来。
李进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一是社会共识的治理价值目标，将教育定位聚焦到国家价值，治理定位聚焦到组织价值，责任定位聚焦到个人价值。二是有效整合的治理结构要素，包括治理主体与方式、责权裁量和利益平衡，治理制度与机制、规范程序和灵活实效，治理行动与效果，有效执行和综合评价。三是持续提升的治理综合能力，包括决策系统的创新运行，公共事务的实施维系，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
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治理现代化的实施路径，李进强调，首先要有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组织战略定力，应有把握方向的信力，改革发展的毅力，和制定战略举措的魄力。其次，要有基于现代职业教育平台的共同治理。政府发挥主导引导作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实现产教融合共治，自治组织团体作为纽带支撑，充分反映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第三，要有基于现代职业教育开放体系的文化建设。要营造崇技重德的氛围，实施跨文化管理，形成制度文化。
基于以上分析，在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制定实施计划并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高职院校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瞄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特征，满足人民群众招录的新期盼，推动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在这一过程中，校联会作为第三方自治组织团体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作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周为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她首先肯定了年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指出本次年会共同深入学关于职业教育的批示，和全国职业教育会议的重要精神，分析研判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改革发展的形式和任务，共同探讨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办法和途径，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交流深入，形式丰富，讨论热烈。
就高职院校而言，接下来如何贯彻全国职教会议的精神，周为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六个重点：在体系方面，进一步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在活力方面，要充分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在质量方面，主要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在融合方面，即着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治理方面，大力提升院校的治理水平；在氛围方面，致力创造良好的氛围，为学校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英国学者哈默和美国学者哈拉德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企业技术积累的支撑，技术技能积累的终极目标是核心能力的获得，形成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因而，企业的技术技能积累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根本性的内在要素。技术积累(Technologicalaccumulation)是指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在从事技术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寓于企业组织之中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能力递进。Ml企业通过技术积累获得构成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在拥有关键技术之后，对整个技术进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有序的系统企业通过注人式技术积累、内生式技术积累和共生式技术积累三种方式积累知识和技术能力，形成维持自身运行的组织流程、规章制度、企业文化等。
企业的技术技能积累是形成创新集群的原W这件集群包括：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型创新集群，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型创新集群以及向某技术关联域扩散的渗透塑创新集群技术轨道、技术平台、技术关联域在运行中相互支撑，构成企业内部的核心技术系统，也是企业技木水平和能力递进的核心内容。企业在发展中耑要不断提高核心技术水平，才能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
_、职业院校参与企业技术技能积累的途径和模式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职业教育要强化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积累作用，与行业企业共创国家技术技能枳累的平台”，这表明在闰家的顶层设计Q经将职业院校为企业服务的层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要素。职业院校要在国家的技术技能升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应荇力培养高层次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提供卓有成效的技术服务。这是实现产教“融合”的核心和前提，同时也是激发企业发挥办学主体作川的关键要素。只有参与到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创造中，院校才能增强n身的吸引力，实现与企业平等共贏的合作。
职业院校应主动适应企业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能乃递进谣求，并将作用体现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循环m路中在不断的循环上升发展中持续发挥核心作用。
1.参与途径
第一，对接企业的技术创新升级需求企业的共生式技术技能积累是企业获得升级发展的重要途径。以技术研发、创新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直接为其升级发展服务是职业院校未来发展的方向。双方在相互需求、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特长，在知识、资源、技术上形成优势互补，搭建共生式技术技能积累的平台。
职业院校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应着眼于行业、企业核心技术系统中的技术轨道、技术平台和技术关联域方向。通过建立技术工艺和产品研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提供研发团队等合作形式，积极为企业提供服务，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者是某种环节。合作平台上不仅限于双方，川■以是同行业领域或者职教集团的平台上形成的多方合作。合作各方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共同投人、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这种对接的实质是一种动态的耦合，其合作的深度由参与各方对各自提供的资源和对新技术的贡献程度决定。合作平台上产生的知识和技能，一方面直接进人企业核心技术系统，进人企业的技术递进和积累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和与合作平台对接的创新设备积累过程，实现其整合和传承。为企业的技术技能积累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第二，对接企业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既是技术进步的发动者，又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与传媒，并且是更具能动性的载体.W此掌握先进知识和技能并能有效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源。[21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企业技术技能积累的主要载体，也是企业是实现创新的前提条件。企业不论采用何种技术积累和创新模式都需要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实现完成。
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行业、企业的技术技能积累。不同层次的职业院校及时将行业、企业的新技术、新知识、新技能进行整合，融人实际的教学过程，从而完成新知识和技能的内化过程。合作中，校企双方选择适合双方发展的合作育人模式，共同完成人才培养过程，在育人中完成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对接产业升级调整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育人过程不仅提高了生产一线劳动者的素质，校企双方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也得到了重新梳理，提高企业的知识技能存量的同时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合作模式
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共生式技术积累模式取决于合作的内容以及对合作资源的需求程度。不同的组织模式反映了组织的内在化程度以及组织间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校企合作技术创新行为存在着多种类型，根据合作资源配置组合的特征划分，可分为优势资源互补型和核心优势加强型两种。优势资源互补型合作表现为院校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间的合作，核心优势加强型则表现为院校与拥有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大型或新型产业的企业间合作。其中，优势资源互补型合作是目前实践中最常见、最成熟和最有成效的一种合作方式;[31根据合作内容不同，可分为知识传承型合作和技术创新型合作。知识传承型合作以传授工作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为主要任务，双方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技术创新型合作以创新技术、研发、服务为主要任务，院校为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提供智力支撑和服务。这两种模式可不同程度地并存于同一合作中，形成不同的组织模式，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根据合作是否涉及到产权，企业与院校、研究院所的合作又可以分为产权合作协议和非产权合作协议。
职业院校应根据自身实力，企业的规模、发展阶段以及技术创新的类型、新技术的重要程度，选择适应企业需求的合作模式。
第一，不同层次院校的参与模式。不同层次的职业院校根据自身的实力选择参与的模式不同。一般地，中职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实现知识和技能的传承，是知识传承型的合作;高职院校可根据自身的专业建设实力以及企业的需求进行选择，可选择知识传承型或者知识传承和技术创新并存的合作模式;应用型技术大学在合作中不仅要完成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任务，而且还需要在本专业领域的知识传承方面为企业知识管理和人才培养课程承担更多的知识整理和引领发展任务。同时应用型大学在技术创新型合作中的角色更加重要，师资研发水平、学生创新能力以及设施优势都是企业创新积累所需要的关键因素。因此，应用型技术大学是高层次知识传承的主阵地，更是技术创新型合作的主力军。从当前校企合作技术创新的类型来看，多数院校选择非产权协议的优势互补型合作。
第二，不同需求企业的选择。企业实现技术技能积累的路径不同，其需求也不尽相同。企业的注人式积累对企业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和消化吸收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企业的内生式积累要求较高的技术积累起点，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参与到核心技术系统中;共生式积累则使合作双方之间技术知识互相补充、优势共享，从而形成双向整合吸收的知识流，需要产、学、研、用能力俱佳的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机构的支撑。
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需要对接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不同。企业会根据自身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结合职业院校提供的资源、教学和科研实力等方面考虑合作内容和模式。一般地，成长中的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传承型的合作，围绕技术进步进行专有人力资本的培养。大型企业、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会选择根据企业核心技术系统的特点提供的技术研发和咨询服务。对接企业技术积累需求的合作是产教融合的“融合点”。
二、职业院校参与企业技术技能积累的实现机制
第二，完善组织机制，建立治理结构体系。传统基于过程的技术研发组织表现为等级分明的层级结构。Torres等人提出f技术技能创新研发平台上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型，以灵活的“圆”型中心辐射研发创新闭队组织代替多层级的“金字塔”型结构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也可采用岡形的组织形式，通过合作平台将技术进步与育人培养统合在一个系统中(见图2)。建立各级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各方组成的校企合作育人创新发展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不断促进和推动K域内校企协同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校企合作治理体系，创新协同管理体系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确立明晰的产权关系。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及时沟通供需信息。
第四，建立双向激励机制，为职业院校参与企业创新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鼓励企业主动与职业院校建立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对建立创新合作平台的院校和企业予以政策上的扶持和专项奖励，为合作成果提供转化推广渠道。鼓励有实力的院校参与校企高端合作平台，例如：对有职业院校参与的“2011计划”项目予以支持;或根据区域、行业发展需求，在各层次科技与研发基金中设立“职教校企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计划;鼓励合作平台设立扶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人才计划和科技服务政策。
和专项基金。
第五，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充分发挥以评促建的作用，建立协同创新评价机制，积极引导校企高效的协同创新。将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技术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完成校企研发项目数量及转化的金额、校企技术研发创新中心数#、实训基地共建投人、技能大师T:作室等指标作为重要的评估维度，促进院校与企业持久的、深层次的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