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汽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一辆克莱斯勒，
整个大卸八块，零件摊一地，
全厂各车间过来认领，谁能做出哪个领走哪个。
因为给主席造车是光荣的事儿，
全厂都争先恐后抢任务。
那会儿一汽动力处有一个从上海来的，
带黑框眼镜的年轻工程师，
觉得动力处虽然是后勤单位，
也不能在轿车生产上成为空白点，
于是鼓动处里抢了一个点火开关的任务。
东拼西凑做出来第一辆红旗，
开报捷大会那天就出了问题。
一汽职工们兴高采烈，
从早上8点多等到下午1点多，
都没有看到轿车的影子。
等的百无聊赖，
厂长饶斌只好上去讲讲话，
讲完话车子还没来，
又组织文艺演出。
望眼欲穿到下午，终于等来了，
结果车子停到红地毯上，
让大家围上去摸了几把，
欢呼了一阵子，很快又开走了。
可这时候地摊上已经留了一滩油。为什么呢？
第一辆红旗是个大杂烩，
发动机是从凯迪拉克上扒下来的，
底盘用的是克莱斯勒的，
车身是工人们自己钣的，
其他的零部件也说不上什么匹配不匹配，
装上能动就行。
这还算好的，同一时期北汽照着
从印度大使馆买来的一辆德国大众，
造出来50辆井冈山轿车
参加国产化9周年展示，
过天安门的时候，
有的车只能半推半开的弄过去。
而上海通过活体解剖奔驰220S，
仿造出的凤凰轿车，
外观漂亮，却有个车门关不严的毛病。
北汽因为不服气，
第二年又跟一汽参加10周年
国庆检阅车的大比武。
北汽赶时髦，给车子装了最新的自动档，
可技术不成熟，司机也不熟练，
到指定相交的地方车没停住，
变成了背对背。
军队的同志们不满意了：
“你这车阅兵的时候国防部长要跟领导汇报，
让毛zhuxi和彭（德怀）
北汽这一败，
不光失去了做轿车的机会，
还把阅兵车这个光荣的
任务输给了千里外的一汽。
守着首都的天时地利，
从此几十年无缘“国车”，
大概是北汽发展历史上的第一痛。
不过，当了“国车”的红旗，
命运也不顺利。
由于一开始就是给zhongyang领导造的，
红旗车从软件到硬件都不计成本用到最好。
座椅是杭州织锦缎包裹的，
内饰板用的红木和长白山大兴安岭树根的切片，
上面精心雕刻了花纹，
车厢内用的全牛皮，
因为在东北找到的牛皮都有鞭子印儿，
还专门去内蒙找来没有被抽过鞭子的小牛。
到第二辆红旗，又给车内加装了电视和酒柜，
只不过造车技术太差，
车子开起来晃得厉害，
装上的电视只是勉强能看。
《中国轿车制造始末》里透露，
因为生产红旗车是政治任务，
所以严格实行闭门造车，
每一个红旗车的造价大概在6万到20万之间，
但是卖给国家5万一辆，
卖的越多，亏得越多。
从58年到80年代初停产，
一汽一共就生产了1000多辆红旗车，
可是亏损已经多达6000多万。
红旗停产，《人民日报》给的原因是“封车节油”
实际上是车子质量不行，
油耗高，大小毛病一大堆，
外交部门去机场接人，
动不动抛锚，
还得让后面多跟一辆进口车备着。
《车轮上的国运》第二章
80年代初，一位总理就说过，红旗轿车不要搞了，成本高，质量又不好，我们实事求是，不要图那个虚名，中央领导要坐高级轿车，到国外买几辆就行了。
说这话的时候，有资格坐小车的人是有数的。可83年中央发了新政策，允许县团级干部配车后，需要的就不是“几辆”了。
1979年，泡在汽车系统20多年的李岚清奉命筹备重型汽车厂，跟美国通用谈技术引进的时候，对方问：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啊，能不能直接JointVenture（合资经营）？
李岚清弄明白JointVenture的含义后，觉得又新鲜又好笑，这不就是相当于让资本家和共产党结婚嘛，怎么可能。不过，他还是把这段内容写进了递送国务院的简报上。
简报送上去之后，小平同志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
刚刚开放国门，谈合资可不容易。一方面中方还有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一提到跟外国人做生意，第一想法就是“不能吃亏”，于是细枝末节全都成了矛盾。外方高管说要带妻儿在长城饭店包房住，中方一打听，饭店一天的房费400块，北汽领导们一个月工资都不够住一晚，乖乖，这不是来搞腐败挖墙脚嘛，坚决不行。
另一方面，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到处有婆婆妈妈、条条框框。上海大众公司首任董事长仇克，回忆起当年跟德国大众的合资就摇头，说因为汽车合资是大事儿，谁也没经历过，有的领导不敢做主，有的领导拼命做主，导致光是中央层面需要汇报的部级单位就有十多个，而且一个单位要汇报好几次，只要一个单位不同意，整个汇报就得推翻重来。
当时中国汽车跟国外的差距还不只是技术上。中国汽车厂那时候有个关键岗位是钣金。车门、车顶，全靠一锤子一榔头砸出来的，据说上海汽车厂经验丰富的老技师第一次见到从木箱子里拿出来的德国车身时，又迷惑又惊讶：这么平整光亮，难道这个车直接拼起来就行？
而北汽生产大切诺基时，美方发现出了废品要砸掉砸，北汽的老工人们以为美国人搞破坏，差点把人揍了。
合资车一出来，马上把中国原来仿造的各种车比没了，但是轿车在八九十年代是紧俏商品，尤其是合资车出现后，市场上基本看不到，要凭“控办”批指标才能买，那时候上海大众出的桑塔纳，一辆能赚好几万。而当时国务院为了控制外汇，合资车生产和销售卡的很死，普通人拿钱都买不到。
改革开放后，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几大汽车厂门口经常看到背着一麻袋钱苦苦恳求买车的人。
上海人比较精明，看到有这个空子，就给上面打报告，要求每辆桑塔纳加收两三万的“国产化基金”。国产化基金从86年底收到94年初，本金加利息一共收了100亿元。
海南的走私车事件，大背景也是这个。当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一个区，穷的靠吃财政补贴过活，83年中央领导去海南视察，给了一个“进口洋货自用”的政策。
但是，海南走私汽车事件最后引得最高层震怒，海南一把手雷宇被撤职，海南组织部长林桃森以投机倒把罪被重判无期徒刑，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件事差点耽误了合资车的发展。
几十年后再看，费了那么大力气启动的合资车项目，确实及时雨一样给中国孱弱的汽车工业递了根拐棍儿，但是拐棍儿用顺手之后，中国汽车工业也差点被养废了。
在经济不景气的东北，拖着十几万人口的就业问题，一汽受到的保护比其他车企也更多。05年第一季度，一汽亏损5个多亿，报到吉林省后，省政府很快拟定了一个全省支持一汽发展的文件，这份文件从公务车采购，到私人购车减免税费，一共50条细则，核心内容就是集全省之力给一汽保驾。
用近来流行的说法讲，徐建一八项规定项项违反，吉林省四大意识样样皆无。
徐建一跟一汽同岁，他父亲是原来的一汽副厂长徐左人，给他取了这个含义是“建设一汽”的名字。后来因为在任一汽期间碌碌无为，徐建一这个名字被长春人调侃为，建设一汽不要着急，慢慢来。
在一汽大院长大的徐建一，不管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习惯用“咱们家的”来指代一汽集团。落马之后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来看，他确实把一汽当成自己家了。财新》说他在一次采购会上喝高了，扇了一个老总的耳光。中纪委的反腐纪录片说他把金条金表藏在几个茶叶罐里，埋在了自家别墅院子的树底下，最后起获出来的时候，茶叶罐上还沾着泥。
十年前他当上一汽集团一把手的时候，曾经的汽车长子已经从老大的位置落到了第二。徐建一当时到下面公司开会，对参会的员工说：老伙计们，我回来撑这个摊子，大家帮衬着点啊。
一汽的老董事长耿昭杰曾经说，他干轿车的时候曾经有群众写信，说因为花了大量外汇，每辆进口轿车的车轮下都碾压了一所学校。微博上还有个段子，说这些年每一次国家向东北投入重金，最后都变成了海南的房子。
徐建一当上集团董事长后提出“不顾一切干自主”，为昔日的国车红旗投入了上百亿研发资金，结果主打的红旗H7上市后，一年卖出几千辆，跟对标的奥迪A4，A6比，简直是个笑话。研发资金有没有变成海南的房子不知道，但是一汽修起了气派的厂长楼，而且徐建一对给自己分的别墅不满意，砸掉花了上百万元重盖。
很多年前，一汽集团门口常年驻扎大量等着疏通关系的人。由于上有政策垄断保护，下有品牌优势，合资车在中国汽车市场横霸多年，拿到合资车的经销权，就相当于拿到了印钞机，有的经销商为了拿到一份4S店经销权，会专门组建十几个人的专职团队对口攻关。
最难拿到的奥迪经销权，“通关”保底线据说是1000万，而且光花钱不行，还得看关系硬不硬。以前苏南地区的奥迪销售被一个叫江阴奔跃的公司长期垄断，当地汽车经销商不服气，想尽各种办法，却硬是插不进一脚。后来，人们才知道，江阴奔跃的老板有一个叫周滨的侄子。
徐留平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28个部门一把手，以及8000多个人员做了调岗。一汽的员工说，为避免外界干预，人事调整的动作非常快，半夜都有人在徐留平门口排队等着汇报工作。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徐留平在提出红旗战略时对外宣布，只要谁能把红旗搞好了，赏金500万。他还对一汽丰田和一汽大众的零售部件供应商提出要求，必须支持自主开发，要么在现有的供货价基础上降价20%，要么滚出一汽供应商系统。
徐留平在一汽的第一年可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效果还没出来，人还在两会上呼吁国家继续推动国企混改，坊间已经传出他要调任去工信部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