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程图》是明万历二年(1574)王世贞从家乡江苏太仓经大运河进京的旅程纪录,由钱谷、张复所画,描绘了当时大运河沿岸的山川风物景致,包括官署驿站、河道设施以及民居建筑等。《纪程图》共84张,分为上、中、下3册,可以看作明代大运河的一个个适时片段或节点,具有极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2023年3月22—25日,笔者在山东临清参加明代临清与大运河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有幸从临清博物馆原馆长马鲁奎处获赠《纪程图》中、下2册电子数据图,加上从网络上公开获得的上册电子数据图及中、下册漏掉和标注错误的图片,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将84张图全部校核并临摹绘出。以此为基础,对《纪程图》进行艺术价值和景观学探讨。
《纪程图》由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出资并策划绘制。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明代太仓州(今太仓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曾任过大理寺左丞、太仆寺卿、郧阳巡抚、应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南京刑部尚书等职。其父王忬为奸臣严嵩所害,直到严嵩被罢相后才得以平反。王世贞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平时注意收集历史资料,撰写著作,并留意历史形象资料的积累,是有明一代的史学大家。《纪程图》以图片形式反映当时历史景观,是一种历史形象资料创新,为后世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景观学史料。研究探讨《纪程图》,需要完整地阅读和理解钱谷与王世贞的序、跋。
万历二年(1574),王世贞被朝廷任命为太仆寺卿。他在出发北上前,对旅行进行了细致思考和周密安排。他意图通过绘画的方式将这一次旅程记录下来。于是王世贞找到苏州著名的画家钱谷,付以报酬,要求钱谷随自己北上,一路记录途中的景象。钱谷(1509—1578),字叔宝,江苏彭城(今徐州)人,居吴县,跟随文徵明学画,画风细腻清新,一时名重海内。钱谷与王世贞是好友,但他长期生活在江南地区,对于北方并不感兴趣,但又不便拒绝王世贞的邀请,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提出自己画出从太仓至扬州的沿途风光,再派出自己的弟子张复跟随王世贞北上,画出沿途风光,回来后再由钱谷进行润色。
王世贞对钱谷的方案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他没有将牢骚表现出来,因为从王世贞最初的题跋中没有看到这些不满情绪。当时王世贞在画册后面题跋:“吾家太仓,去神都为水道三千七百里。去年春二月,入领太仆。友人钱叔宝以绘事妙天下,为余图自吾家小祇园而起,至广陵,得三十二帧。叔宝上足曰张复,附余舟而北,所至属图之为五十帧。以贻叔宝,稍于晴晦旦暮之间加以色泽,可为理其映带轻重而已。万历乙亥(1575)春,王世贞题于郧阳使院。张生所图,故缺通州、张湾二帧,今春过余山斋中漫为补之。然春明门外,天涯久矣,无眼光落此迳也。丁丑(1577)春日又题。”到了王世贞编辑《弇州山人四部稿》收《钱叔宝纪行图》跋时,可能想起这一段公案,因此,在修改后的跋中发牢骚说:“去年(1574)春二月领太仆,友人钱叔宝以绘事妙天下,为余图自吾家小祇园而起至广陵,得三十二帧。盖余尝笑叔宝如赵大年,不能作五百里观也。”在这种情况下,王世贞只能携“叔宝上足张复”乘船北上,一路进行写生创作。类似王世贞将旅途记录下来的明朝士子很多。如永乐年间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到北京任职,就写了《北京水路歌》。但是用画笔进行记录的确实不多,王世贞策划绘制的《纪程图》便是其中之一。
张复,字元春,号苓石,江苏太仓人,师事钱谷学画山水。所画兼收并蓄,风格吸收南北画派之长,雄浑秀丽。张复奉师命跟随王世贞前往北京,途中共画出50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从扬州邵伯至张秋,一部分从东昌至湾口。明万历三年(1575)由北京返回苏州后,由钱谷进行润色。次年,复由张复画出张家湾、通州2张补给王世贞。因此,张复前后共画52张,加上钱谷的32张,共84张。84张分为三部分,分称上、中、下3册,上册为钱谷所画,在中国大陆比较好找,也无缺漏。中册和下册藏于中国台湾地区“故宫博物院”,流传不广,所幸也没有缺失。
《纪程图》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艺术价值更高一些,第二、三部分写实性更强。
钱谷长期生活在江南一带,在绘画上师文徵明。文徵明(1470—1559),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人,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山水画以精细见长,与同为明四家的沈周风格迥然不同,称“粗文细沈”。即文徵明很少画粗笔山水,如果得到其粗笔山水是很珍贵的;而沈周很少画细笔山水,得到他的细笔山水也是很珍贵的。可见,文徵明的风格主要以精细为主。这种绘画风格反映到弟子中,就可以看到钱谷所绘的《纪程图》第一部分在风格上绝似文徵明。第一部分32张图由钱谷画出,他为此在万历二年正月十五日(上元日)写序:“右画册,自小祇园以至维扬郡,共三十二番。赠送太仆王凤洲先生还天府作也。凤洲此册,留余所三四年,未尝注意。今迫于行,勉尔执笔。维欲记其江城山市、村桥野店,舟车行旅,川途险易,目前真境。工拙妍媸,则不暇计也,观者请略之。时万历二年(1574)岁次甲戌上元日。彭城钱谷识于悬罄室之北斋。”因此,从钱谷的着眼点来看,他认为,他画的第一部分虽然从艺术角度出发,但是总体上还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主。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历史绘画角度来看,钱谷的这套作品艺术性也不低。
明代《纪程图》中的《小祇园》(王波临摹)
景观学是发轫于18—19世纪的一门关于地理风貌的学问,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景观指没有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风貌;文化景观指被人类改造以后形成的风貌。景观学形成后,得到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等的重视,他们运用景观学理论重新审视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赵世瑜在《文化景观学与史学研究的突破》中鲜明地提出:文化景观学“必然是研究人类文化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文化景观的角度“去研究大运河、研究陵墓、研究牌坊、民居,从大到小,简直可以叩开阿里巴巴面前那座宝库。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各种建筑不仅种类丰富、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而且还有大量遗存至今的实物”。因此,所谓景观学就是从历史上遗存的文学、历史、绘画等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历史景象,帮助人们建立形象的认识。从景观学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纪程图》非常恰当。《纪程图》形象反映了明代中国从南到北的各地文化景观,可以从河道闸坝、官署驿站、船舶港口、城乡民居、钞关税收、经济发展等景观来进行研究。
明代《纪程图》中的《清江浦闸》(王波临摹)
运河边上的官署、驿站和碉楼分别肩负着明政府的管理、招待和防卫职能。在《纪程图》中,钱谷和张复画了大量的这类建筑。如钱谷《望亭巡检司》;张复直接以官署名字命名的画作《清江浦闸》《夹沟驿》《南旺(泉水管理机关)》《梁店驿》《甲马营驿》《梁家庄驿》《连窝驿》《砖河驿》《新桥驿》《流河驿》《杨村驿》《和合驿》等。根据明朝史料记载,从太仓到北京一路有多座驿站,《纪程图》仅象征性地画出一些驿站,也可能是王世贞沿途休息的驿站。有不少画作虽然没有以机关名字命名,但描画了不少官府衙门。这些官府衙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前有辕门和牌楼,官府建筑多为重檐歇山式砖瓦结构,且有多座。如《望亭巡检司》有高大的城垣,城墙上有旗杆,城内有办公的大堂。《张秋》也是如此。驿站建筑一般由旅舍和院子组成,在院子中有多座房屋,供南来北往的官府人员休息。这些官府衙门应是管理、保护河道和漕运的官府。除官府衙门外,还有用以屯兵保护运河安全的碉楼,在钱谷、张复所绘的图中也可见到,这是运河军事一个不可多见的景观。
在《纪程图》中,钱谷和张复描绘了大量的船舶。最多为漕船,有一定的特征,主要船型多为中型,中间装存粮食,如《淮安》《临清》《天津》等图就有大量漕船聚集在运河边。还能看到一些大型的商船,描绘商船的主要有《金阊》《淮安》《直河口》等图。这些商船以商业物流为主,与其他船只争夺运输资源,故而受到明朝政府的限制。明朝政府一度将船闸改窄,以限制这些船只的航行。其他较常见的还有游船,如在《金阊》图中。船体特征很明显,都有宽大的座舱和船身,便于游览。此外,还有打渔船、挖泥船、小划船、巡逻船等,各为生计在河上奔波。这些船的动力都为风力,如果逆风,就使用人力拉纤。在全部84张图中,没有看到使用畜力拉动的船只。而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在运河中使用畜力拉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在港口上,明朝大运河的港口码头多为土质,在84张图中,只看到有限的几个石码头。说明港口设施建设不足,只是在维持运河运转,并没有更进一步地进行完善。
明代《纪程图》中的《宝应》(王波临摹)
在钱谷、张复所画的《纪程图》中,显示了很多明朝大运河沿岸的经济生活。从来往的船舶看,有漕船、商船、游船、渔船等,各司其职,有的进行物流,有的进行生产,有的运送客人。从两岸的行人,也能看出多种职业。其中多的是肩挑担负车载背驮之人,他们在各地奔波,贩卖商品,进行商品流通。也有人做赶脚生意,运用自己的畜力运送客商。应该说,除了运河河道,运河河堤也是重要的商业通道,成为商人的“商途”。在运河河道两旁,还有很多的酒店、商店、旅店,如《淮安》一图就画了这些景观,有人在店中饮酒,有人在店中购物。这些商店建筑在《纪程图》中也有固定的表示方法,乡镇河边商店在窗上都装有栅栏,便于购物和防盗,这也与《淮安》等图中临近城市的商店有所不同。
明代《纪程图》中的《淮安》(王波临摹)
〔作者简介:王波,正高级经济师(教授级),《江苏商论》杂志主编,江苏省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