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卢新华大学毕业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上海市委当官，到军队当中校作家，到北京《人民日报》当团委书记。最后，卢新华选择了和自己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汇报》的工作，成了一名文化记者。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工作条件优越的报社，到深圳创办了一家实业有限公司。
卢新华在上大学时曾看到的一部电影震住了，原来地球上还有那样的一个世界。那样的一群人过着那样的一种生活。经历了多年的混沌封闭，那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内心在苏醒，卢感受到内心涌动着巨大的冲动和好奇，他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生活。在那一刻，似乎这比他已有的成功还重要。所以，他决定去美国。
卢：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思想、心灵、精神的绝对自由。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相对的自由对我很重要。但是那意味着你要放弃获得的那些名利。庄子曾说，我宁可在污泥中自娱，也不要听命于哪一个人的命令，被他们拴在鸟笼里，当个鸟养。
一九八六年九月。卢新华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
卢：我当时带上全部家当，大概有五六百美金。跟我在飞机上同座的是杭州工业大学一个姓孙的。当时我们在飞机上就讲好了，我说我有一个同学来接我，万一不来接的话，就跟你先回去，假如你的邻居不来接你的话，我让我同学把你先接回去，这是心里做的最坏的打算。
当时心里有点紧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什么都不怕，也没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当年的卢新华已经成为过去了。
和很多小说描写的情节雷同，卢新华在机场没有见到同学，到孙姓朋友邻居的家中过了一个月“混吃混喝”的日子后，才在就读的学校附近找到一个容身之地。
卢：房子很小，一对温州的夫妻住在里边，我住在外面，厨房就在旁边。他们早上起来在旁边炒菜干什么的，我照样睡。我的空间就是一进门的一个小客厅。
交完房租和学校的注册费，卢新华已身无分文，靠向朋友借钱度日。
卢：当时我每天经过公园的时候，都会低头看地下，谁都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能像电影《百万英镑》里面一样看到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就好了，所以就很注意看地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到的。
卢：开三轮车公司的是一对德国人，女的叫派克，男的叫周立。周立问我，你有经验吗？我就跟他吹牛说我家就是开三轮车店的。他说，你会修三轮吗？我说当然会修了，什么都摆弄得了。他让我跟戴维走，戴维是一个法国留学生。骑三轮车跟二轮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穿了过去，正好周立在楼上没看出来，要不然就露馅了。
戴维把卢新华带到一条繁华的街道后，就蹬着三轮招揽自己的生意去了。本以为蹬三轮只是个简单力气活的卢新华，一时不知所措。
卢：我对做生意一头雾水。本以为像摆渡一样来回接送人，也不知道吆喝。后来才知道要喊一喊，手一甩，有人就上来了，然后怎么收费，怎么找钱就不知道了。
对蹬“洋”三轮的生意一无所知的卢新华无奈采取了“守株待兔”的被动战术，但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不是客人，而是警察。
卢：警察过来对我唧唧咕咕讲了一通，然后开一张罚单，后来我才明白车灯是要打开的。心里很难过，一分钱没挣就来一张罚单。过了六个小时到九点了，还没有一个客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觉得，我卢新华现在怎么干起这个来了？那时我只想挣到钱，什么面子都没有了，没有钱怎么养活自己呢？
快十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人在喊“TEXI”(出租车)，我看旁边没有“TEXI”。他还在喊并朝我招手，我说“ME，TEXI，ME”，他说“YES，YES”。于是，我的这第一个客人来了。
他们是一对夫妻，并且是我的校友。很多年之后他们回来怀旧，说要去校园转一圈怀旧去，那我就蹬三轮带他们去吧。但是往校园那条路是上坡，累得我汗流浃背。在校园里转一圈后，他问我多少钱？我想多收一点，又不敢多收，但是这样上来我骑得相当累。后来我狠狠心一咬牙：二十五。女的啪就拿出二十五给我，男的说“NO，NO，NO”又加了二十元小费。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要把美国人民和政府分开来，毛主席讲的太对了。
卢新华成了第一个在西木村蹬三轮的东方人，半年后，卢新华的太太和孩子也来到了美国。靠蹬三轮车，养活了全家，拿到了硕士学位，卢新华说在美国，他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美国的三轮车。
卢：那个踩三轮车的法国学生戴维根本不像我们中国的三轮车夫的形象。中国的三轮车夫都是低着头，弓着腰，骆驼祥子那一类的。戴维就像个贵族，往车上一蹬，打一黑色领结，穿一小白背心，戴一小帽。看到路人就“HELLO”，像明星一样招摇过市。他们都比我身强力壮，我知道有可能没有他们踩得那么优雅，但像阿Q要把那个圈画圆一点一样，我觉得我能够像他们那样优雅就好了。
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了三年业务经理，有了一笔积蓄后，开始办公司、做期货、投资股票，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行为相继失败。
卢：我又归零了。那一阵子日子很难过。作为一个男人，有家庭的责任，作父亲有父亲的责任，作儿子还有儿子的责任。后来偶然在做金融期货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在洛杉矶有赌场，收入也不错。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而且我也蛮喜欢玩牌的，后来就去了赌场。
养家糊口的压力逼迫卢新华必须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他选择了去赌场做发牌员。通过国际发牌学校三个月的专业学习和考试，卢新华获得上岗证书，进入了洛杉矾的一家大型赌场，经过一系列的培训、评估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发牌员。
卢新华从赌场重新开始，而这时，和在西木村蹬三轮车一样，他又成为了赌场被围观的一景。
卢新华在谈到小说《伤痕》的巨大成功时，相当平静，已经离着一段距离来看那段历史了。反倒是讲到三轮车、赌场经验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似乎那段生活更让他感到近切。他谈笑风生，看不到任何苦涩，悲情，坦然而轻松。有时候，他看自己的生活像看某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这恐怕和媒体曾在大洋这边对他生活境况的描述有着不小的出入。卢说，任何生活，只要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坦然受之。放下了高低贵贱之分，人就自由了。况且，一切生活都是创作的素材，这么看起来，就格外有意思了。
卢：这时候我就是上帝，我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牌发出去以后，就看到财富如流水一般流到这儿流到那儿。这个人面前堆了一大堆筹码，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光掉了，走掉了。后来又有人上来了，这些众生相就是这样的。你起来我下去，他起来我下去。我有时候想这些来赌场玩的人就是些猪、羊。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做“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赌场老板的口袋里去了。
赌桌上，卢新华的发牌技巧不断提高，一步步成为了高级发牌员；赌桌下，卢新华拼命读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内心对文学始终不敢忘怀。
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问题，有了一些积蓄后，卢新华辞职离开了赌场，不久发表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小说讲述了一个石女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经历，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
卢：可以说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但也可以说我永远找不到，因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家庭、社会的责任等等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但我们可以得到相对的自由。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争得了我自认为足够的自由。
卢新华说，他不后悔人生的任何一个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如今，再和他提起多年前让他一举成名的《伤痕》，他并不是非常热衷，也通常看不到太多激动，他甚至总是调侃说，你看，又在提那张彩票了，卢新华爱用彩票来形容当年的成功，因为在他看来，他更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幸运。
卢：如果让我回想三十年前，我会想，《伤痕》不是我写的，只是标了一个我的名字，《伤痕》是无数个中国人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凄惨的遭遇，用他们的经历，来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我只不过是一个执笔者，我不写也有别人写，但是很幸运的，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