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妮，我是一名职业中英同传译员。
十年前，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
“你们同传是按小时收费的吧？”——不，我们是按天收费的。
“同传很费脑子吧？”——嗯，如果干久了，会觉得同传其实更是个体力活儿。
“四十岁以后还能做同传吗？”——呃，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我四十岁以后才能回答你。
而最近两年，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只有一个：
“同传会被A.I.取代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的回答是：“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而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今天之后，这也许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2
这里就是同传译员们口中的“箱子”。这是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临时工作间，通常搭建在会议室不起眼的角落里。记得十年前，在开会的间隙，经常会有学习同传的年轻学生跑到“箱子”门口，向我们请教关于同传的各种问题，请我们让他们进到“箱子”里面，让他们试试耳机、试试麦克风，让他们和“箱子”自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天能够正式进入会场的“箱子”，那就像进入圣地一般神圣。
当然，对于会场绝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是不会注意到“箱子”的存在的。即便注意到了，他们也常常以为这是会场的调音室或是电源机房。毕竟，最高境界的翻译，便是让人感觉不到翻译的存在。
所有的“箱子”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箱子”的正面是一大片的玻璃，确保我们能看清整个会场的情况。“箱子”里有一张窄窄的桌子和两张椅子，“箱子”的四壁是吸音海绵，确保译员的声音不会传出“箱子”影响现场。如果运气好的话，“箱子”的顶部还会装上一部小小的静音排风扇，这样我们的小小空间就不会显得那么憋闷。译员的桌子上通常放着两台麦克风，我和我的搭档每人一台。我们以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为一班，轮流进行翻译。
不过不是今天。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却让我一点儿也舒服不起来。
因为，一个小时之前，我刚刚知道，我今天的搭档，是一台电脑。
3
“准备好了吗？”大李在“箱子”门口探了探头。
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十分钟预备……”大李竖起了大拇指。
我挤出了一个笑容。
这是一个不由衷的笑容，大李肯定也能看得出来。
因为如果今天的实验成功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以及我所有的同事们，即将失业。
我看了看身旁空空的座椅。
我的搭档陈美本来应该昨天和我搭乘同一班飞机飞来华盛顿的。但是她误机了。她网约的出租车没有去她家接她去机场。而昨天刚好下着大雨，她没能及时打上另外一辆车。
也许这是“地平线计划”刻意的安排？
我再看了看在“箱子”旁忙碌的大李。
大李其实比我小，但是在A.I.开发领域，他已经是“老人”。大李平时总是穿着印花T恤和卡其裤，凌乱的头发疏于打理，他的话不多，笑起来也很腼腆，对我也是恭敬有加。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憨厚的技术员看待，直到某天我看到了他发表在顶级外文期刊的几篇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论文，这才对他刮目相看。
大李在我的“箱子”旁边，架起了他的小小工作台。工作台下，是一个手提箱大小的白色机箱，台上，则是三台并排放置的液晶屏幕。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和“安加”见面。
其实我不应该觉得吃惊。
因为这不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台电脑。“见到”这个词不算准确。因为我从未真正“见过”它的主机。我所见过的，只有它的拾音麦克风、电源线，和它的创造者/操作者——大李。
在过去两年里，我作为地平线计划的参与者之一，带着“安加”的麦克风一起经历了我所有的同传工作。本来，大李和他的地平线计划要把这台电脑命名为“安妮+”，只是因为我的强烈反对，他们才把电脑的名字最后定成了“安加”。
我不希望这台电脑成为我的升级版本。
事实上，我不希望任何电脑成为我的升级版本。
4
“五分钟准备。”
我的耳机里传来了麦克风试音的声音。这是音响师最后的测试，确保每个麦克风的音质都符合译员要求。
他打开一个无线麦，低声说道：
“One，two，three，testing……一、二、三、测试……”如果能接受这个音质，我和搭档就比出OK的手势，音响师看到我们的手势之后，就会开始测试下一个麦克风。
而今天，技术员对我点了点头之后，他又看向了我的左边。大李在箱子外面的小工作台后，也戴着耳机，看着他的屏幕。他也比出了OK的手势。他在为“安加”试音。
翻译现场，译员常常抱怨音响效果不好，最常见的是电流的干扰声。平常人在听耳机广播的时候，如果有轻微的电流声，大脑会自动屏蔽掉这样的干扰。可是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因为要同时地听、翻、说，还不时地要在纸上记录数字、在电脑上给PPT翻页，一点点干扰声都会让人很烦躁。也许就像大李说的那样，此时的人脑已经没有了冗余的算力来进行干扰滤波。译员们曾经希望能有一款降噪滤波的软件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现场音质。大李说，技术上没有问题，只是没有商业价值，没人去做罢了。不过今天，为人脑降噪滤波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电脑的算力是无穷尽的，所以对于“安加”来说，嘈杂或者安静，并没有太大区别。
今天的音响不错，没有太大的干扰声。我向技术员竖起了大拇指。看来今天运气不错。
我转头看向了大李，大李也朝我笑了笑。他今天格外隆重地穿上了白衬衣，还打起了领带。但是领带的领结已经被他拉松，而且白衬衣已经隐隐透出了汗渍，他的额头油亮，白衬衣的袖口已经变得白一片、黄一片。
我已经做了十年的同传译员，而这是“安加”/大李的第一次亮相。
5
我再次试了试我面前的译员话筒，对着面前的大玻璃展现出了笑容。“听众也许看不见你的笑容，但是他们绝对能够听得见。”这是我的同传老师在上课时候最经常讲的一句话，“要让你的听众对你有信心，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气场。”
今天是中美农业贸易谈判的第十四次工作组会议。我和陈美已经为这个谈判项目工作了三年半。中美双方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们、熟悉我们，而我们对于谈判的内容、进程，以至于每个人的口音、口头禅、语言习惯，也都十分熟悉。我们之间的信任，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在过去两年里，“安加”通过一只小小的、夹在我领口的麦克风，也熟悉了这一切。
双方工作组的成员开始陆续就座。
这一轮的谈判在华盛顿，美方作为东道主，首先介绍了本方的成员。
根据事前的安排，我作为首席译员，首先开始翻译。
我的手边是双方的参会人员名单，名单上有参会人员的姓名和中英文职务。要在以往，我会在会前的一天把日程和名单都翻译成中英文打印出来，放在手边供参考，以免翻译职务的时候出错。但是昨天，大李把“安加”翻译的中英文资料发给了我，请我校对一下。我知道他是想测试一下“安加”的翻译能力。
“安加”翻译的稿件堪称完美。
不过我还是挑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错误，以向大李表示人脑翻译的优越性。大李笑着拍了一阵我的马屁，更改了稿件，打印了一个漂亮的版本给我。
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最轻松的一次翻译准备了。
一般人恐怕想象不到，现场成员介绍其实很难翻。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他们介绍成员的顺序，而且几乎总会有并不在参会人员名单上的人临时出现。每次临场翻译，我都会和搭档配合。她帮我在名单上找现在正在介绍的人，而我把这个人长长的头衔和简历读出来。
今天我搭档没有来，而“安加”不会帮我。它的设定是独自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一面听着主宾的介绍，一面飞快地在手边的名单上搜索着名字。找到了名字，核对无误之后，我就把职务读出来。同时还要注意来宾的性别。因为中文的嘉宾名单里面没有“Mr.或者Ms.”，而译为英文的时候，出于礼貌，需要添加为某某先生/女士，于是我还需要在中方主宾介绍的同时，看看起身点头的是男是女。
双方团队成员介绍完毕的时候，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似乎刚才我根本就忘了呼吸。
还好我没有出错。
这时我面前的小绿灯亮了起来。
这是提示我，我的二十分钟到了，轮到“安加”出场。
看来我刚才的精神的确很紧张，因为我感觉也就过去了五分钟。
我关掉面前的麦克风，频道自动切换到了安加那里。
6
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你真棒！如果‘安加’出了问题，还请你接过去。如果没问题，你多歇会儿也可以的，‘安加’不会累！辛苦了！”大李塞了一张纸条给我，纸条的最后还画着一张笑脸。我转过头去，大李从箱子外面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只需要听着电脑的翻译就可以了？
我把我的耳机输入切换到了“安加”的频道。
听到“安加”的声音时，我吓了一跳。
一般人从录音中听见自己的声音时，会觉得很陌生。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自己的声音是通过头骨震动传来的，因此当第一次从音响中听见自己的声音时，会觉得那个声音比自己的声音要尖细。但是我熟悉我自己的声音。在我做翻译的头几年，凡是公开的会议，我每次会议都会录下会场的声音和自己的翻译，回家后自己听，分析自己翻译中的各种问题。
“安加”的声音，完全就是我的声音！
就连我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从HBO学来的美音，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听见自己的声音说着并不是自己说的话，这感觉，有点儿诡异。
中方工作组组长、上一轮谈判的主席、农业部部长助理袁木，首先回顾了上一轮的谈判。他谈到，这已经是第十四个回合的谈判了，谈判虽然艰辛，但是我们已经就绝大部分实质性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家看到了达成协定的曙光。
袁木的讲话一如既往地清晰、不急不缓。虽然他的讲话要点贴近讲稿，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地照稿念。其实译员并不喜欢讲者照稿念，哪怕提前拿到了讲稿也不喜欢。因为人一旦照稿念，便会不再思考讲话的内容，于是会下意识地越念越快。稿件的信息密度本就大于即兴讲话的信息密度，而讲者如果照稿狂念，极大的信息密度会让译员不得不在信息上有所取舍，这样才能跟得上演讲的语速，不造成过大的时滞。
不过，对于“安加”来说，也许快速念稿不是问题。毕竟，它没有舌头，也不需要呼吸和咽口水，它完全可以毫无障碍地把话说得飞快。
出乎我的意料，“安加”的翻译也没有照稿念。它基本上是按照袁助理的即兴演讲逐句翻译的。无论是语速、意群还是句序，它都处理得很好。
跟我最巅峰时候的状态一样好。
“如果未来‘安加’有任何成绩，那都是因为你的优秀。”大李常常跟我说这句话。我想，他是为了安慰我，也是为了避免“安加”引起我的嫉妒。
而且，“安加”的语速和袁助理的语速以及语气的配合几乎是天衣无缝。它完美地传达了袁助理审慎乐观的情绪。
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做得和“安加”一样好。
7
常常有人问我，同传翻译里最难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翻译们自己也常常讨论。
有人说是数字的翻译。一来因为中英文数字计数方法不同，二来因为中文的数字读音音节少，“一亿”只有两个音节，而英文onehundredmillion，算上元音和浊辅音，一共有六个音节。因此译员不仅仅要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而且嘴皮还要飞快地跟上。而法语译员会告诉你，法语的九十二是“四个二十加十二”，更加令人崩溃。
但是数字对于“安加”来说不是问题。它的计算无论是速度还是准确度都远超我们人类。
也有人说是一些习惯缩略说法的翻译。比如“三个抓手”“四个不要”。但是这些缩略语用得多了，都有通用的译法。安加的存储和搜索能力应该大大高于人类译员，这些翻译也不是问题。
要问我，我觉得翻译里最难的，应该是笑话的翻译。
而就在这时候，美方主讲人霍索恩讲了一句双关语：
Thewardoesn'tdeterminewhoisright,onlywhoisleft.
耳机里的“安加”给出了翻译“战争不能决定谁是对的，只能决定谁能最后留下来”。
中方谈判代表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听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人皱了皱眉头，不知道这没由来的一句是不是预示着谈判的走向又将有变化。
霍索恩面带笑容地看着中方，似乎想等待对方对自己这个诙谐小句子的反应，却没等来什么热烈的反馈。
会场的温度有了明显的下降。
我赶紧接过了安加的麦克风，补充了一句，“刚才霍索恩先生讲了一句关于right和left的双关语俏皮话，想逗大家笑笑。”
听众们立即会意，抬头笑了起来。会场的气氛顿时缓和了很多。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译者这样加入一句自己的注释是需要冒风险的，尤其是那句“想逗大家笑笑”，纯属我个人的揣测。
我习惯性地转头看向了搭档空荡荡的座位。如果“安加”是个人的话，他也许会对我竖起一个大拇指，感谢我的帮助。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翻译都会感激这样的帮助。有的译员会迅速地把麦克风切换回去，甩过来一个不悦的眼神。毕竟被人抢了话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舒服的一件事。
我的麦克风上红色指示灯忽然熄灭了。安加已经把麦克风切换了回去。
此时的“它”是怎么想的呢？
8
我忽然很想知道，“安加”能感受到我们人类所感受的情绪吗？如果它不能感受“饥饿”，那么它永远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饥饿”。可是英语里，表达饥饿的词那么多，hunger,starvation,famine……如果不理解“饥饿”，它怎么知道选择那个词是最准确地呢？
可是，对于一台电脑来说，怎么才能算感受到“饥饿”呢？它根本不需要吃东西。也许只有在电力不足的时候，或者电压波动的时候，它能“感受”到某种不稳定的状态，可是它会把这理解为“饥饿”吗？
要让电脑理解人的感受，是不是就好像要让人去理解一棵树的感受一样呢？
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没有感情，也许反而是“安加”比我们人类翻译更优越的地方。不久前，我和陈美翻译一场志愿者活动。一位脑瘫康复女孩讲述自己的生命历程。我翻着翻着忍不住掉着眼泪哽咽了起来。陈美见状赶紧接了过去。可是她翻译了一会儿也忍不住掉起了眼泪。于是整场翻译，我们在两个人之间频繁切换。平时二十分钟一换的惯例变成了三四分钟一换。
没有感情的电脑，自然不会受到情绪的干扰。
如果换作“安加”，也许那场翻译的效果会更好。
我的计时器提示“安加”的二十分钟马上就要到了，该轮到我翻译了。按照大李的说法，只要我愿意，可以告诉他让安加一直做下去，毕竟电脑是不会累的。但是我忽然觉得作为人类，不能就这么向电脑认输……
9
各国政府对于工作午餐都有着各种奇葩的规定。比如欧盟就规定，任何公款资助的午餐，除了每人餐费固定之外，还不得提供座位，只有高高的桌子供大家站着吃饭。因此大家会吃得很快，也不会吃很多。更重要的是，没人会想要去无缘无故地蹭这样的一顿饭。而美国政府的规定也很奇葩。任何政府资助的工作午餐，虽然可以提供座位，但是不得提供刀叉勺等餐具，唯一的餐具就是牙签，因此食物也都得做成牙签可以插起来的大小。于是今天的午餐照例也都是很多切得只有豆腐块大小的三明治、小汉堡、小比萨，以及一些小蒸饺、小烧卖。
“嘿，刚才多谢你帮忙了。”大李端着一碟小烧卖走了过来。
我摇了摇头，“不算啥，估计‘安加’的语料库里没有包括笑话大全吧。”
大李歪着头看了我一小会儿，然后道：“你知道吗，其实安加不是靠搜索语料库翻译的。”
“那是靠什么？你们跟着我这两年，难道不就是搜集我的语料库吗？”
大李笑了起来，嘴里还是满满的烧卖，“语料哪里不能找到……况且，就靠你这两年翻译的语料他也不够啊。”
“合着这两年你们是跟着我公费旅游哪？”说实话，我心里有一点儿小小失落。大李纸条里的“安加的优秀是因为你的优秀”，看来纯粹是拍我的马屁而已。
“那倒也不是，”大李快嚼几口，把嘴里的烧卖咽了下去，“‘安加’建造的基本理论是普遍语法，也就是说，各种语言的底层，存在一种共同的语法。”
“普遍语法”又叫“生成语法”，是乔姆斯基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类基因里面内嵌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学习语言、利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他把这称为“普遍语法”。他用这个来解释，为什么大猩猩哪怕和人类婴儿一同成长，到最后仍然无法学会人类的语言。因为大猩猩虽然具有说话的生理构造，但是对大猩猩来说，语言只是一种噪音。
“你的意思是，安加是模拟人类的婴儿，跟在我的周围，学习语言？”
“安加跟着你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幼儿了吧。安加最初是跟在我的周围。它发出声音，我做出反馈。逐渐地，我开始理解它的意思，它也开始理解我的意思，然后它开始改变自己的发音，开始使用我的声音跟我对话。”
“你是说，安加，把你当成……爸爸？”
“差不多吧。”大李说这话的时候，忽然脸红了起来，“虽然我其实还单身。”
乔姆斯基的理论总是强调人类思维的独特和唯一。而电脑却利用了他的理论，使得人类不再是思想的唯一主宰。这要是被还健在的乔老爷知道了，不知道他会作何想法。
大李捅了捅我的胳膊，“想什么呢？”
“我在想，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或者生成语法理论，核心之一是，表达意义的欲望是人类内生的。这也是为什么乔老爷认为亚里士多德错了。亚里士多德说，‘语言是给声音赋予意义。’而乔老爷认为恰恰相反，他认为‘语言是给声音找到意义’。”
“所以呢？”大李扬了扬眉毛，似乎没明白我想说什么。
“电脑是如何具备表达意义的欲望的呢？……说到底，电脑是如何具备任何欲望的呢？它既不需要遮风避雨，也不会体会到饥饿寒暑，它所需要的，不过就是供电罢了。”
而恶劣的环境和生存的欲望，说到底，是我们心智的重要驱动之一。
——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
10
首先建立一个模拟的宇宙——元宇宙，然后在这其中建立无数个简单的模拟个体——元细胞。我们可以把每个元细胞看作一个单细胞动物，即地球最原始的生命体。每个元细胞都是一个机器学习的个体，他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在周围寻找算力资源，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算力。算力越大，就意味着反应能力越强，这样的元细胞就越容易在随时变换的元宇宙中生存下来。而随着元细胞算力的不断加强，元细胞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强。
万万亿个元细胞经过四十亿年的模拟自然选择，经过了各种严苛环境的考验，胜出者之一便是安加。
毕竟，机器学习是一个黑匣子，我们谁也不知道安加最后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不过我的心里也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要知道，四十亿年的生物演化，海洋中的单细胞生物演化成了千万个不同的物种，而这其中，只有一种被称为智人。我们凭什么能肯定，安加走的就是人类的演化路径呢？
我的脑子里灵光乍现。
11
“大李，我想试试安加的翻译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把一张纸条递给了大李。
大李看了看纸条，又看了看我，“这是什么？”
“你走到麦克风前照念就好了。”
大李挠了挠头，“你确定这上面没写错吗？”
“确定。”
大李有些犹疑地走到了麦克风前，一字一顿地读出了字条上的字：
Colorless…green…ideas…sleep…furiously.
安加的麦克风上，红色的指示灯长亮，表示安加正在翻译状态。可是过了很久，却没有声音传出来。
“安加？”大李转头叫了一声，“在吗？”
“在的。”安加的声音传来。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大李和安加的对话。
而此时安加的声音，虽然用的是我的音调，可是听起来却像一个陌生人。
“安加，我再读一遍，注意听。”大李调整了一下面前麦克风的位置，“Colorlessgreenideassleepfuriously.”
安加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安加，听清楚了吗？”大李问道。
“听清楚了。”
“为什么不翻译呢？”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安加道。
大李拿着纸条走到了我面前，“安加说……”
“没事，”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在了垃圾筐里，“马上开会了。”
会场里已经稀稀落落地有人开始入座。大李带着满脸疑惑回到了他的操作台前。
Colorlessgreenideassleepfuriously.这句话是乔姆斯基自己生造出来的。他造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虽然这句话完全符合语法规则，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此语言并不仅仅是结构和形式，语言内核的语义更加重要。
可是对于任何电脑来说，把这句话按照字面翻译成“无色的环保理念狂暴地睡着”是毫不费力的一件事情，如果，电脑只把翻译看作一项任务，而并不关心这其中的具体意义的话。
而当安加“说”“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在更像机器还是更像人的这个尺度上，安加显然是向着“人”的终点迈进了一步。
之所以我没有立即告诉大李这句话的根源，是因为我忽然有点儿担心大李的反应。
乔姆斯基告诉我们，人类是拥有心灵的实体。保护内心的自由高于一切。
12
而同传译员最怕的事情之一是——时差。尤其是像我这样睡眠不好的人。
现在，我看了看我的工作台，三只空空的大号咖啡杯已经摞在了一起。而我还得不时地掐掐自己的手腕，确保我的注意力能够保持集中。
袁助理和霍索恩正在讨论谈判纪要。这可以说是谈判中最重要的部分。双方会逐字逐句地核对纪要，来来回回地斟酌更改，确保最后的文字是双方都满意的。一旦谈判内容变成了白纸黑字，双方谈判代表一签字，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效力。
纪要的“磋商”是最磨人的。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符号、甚至每一个序号，都要来来回回反复翻译。时不时会场的代表会忽然说，“刚才翻译说的好像有问题”或者“这个纪要的翻译有问题”。这通常不是真的翻译出现了问题，而是代表们临时改了主意，把锅甩给翻译，好找个台阶下。
耳机里传来“……刚才的翻译……”我立刻抬起了头。刚才我是睡着了吗？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闭上，大脑里一片昏暗。顿时，一层细密的冷汗从后背沁出来。
“……刚才的翻译翻得很好，感谢我们今天的译员……”我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耳机里传来了我自己的声音。是安加在翻译？
我转头看了看自己的译员席，麦克风上的红灯已经熄灭，表示安加已经接过了翻译。我再看了一眼我的计时器，我这一轮才刚刚开始五分钟。难道我刚才打了一个小盹儿，被安加发现，接了过去？
我探头看向了大李。戴着耳机的大李已经在主机旁边打起了盹，显然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没有知觉。
我又把麦克风切了回来。说了两句之后，我故意说了一句逻辑混乱的话。而我麦克风上的红灯立刻就熄灭了。
安加又接管了翻译频道。
大李此前曾向我保证，安加一定会严格遵守二十分钟轮换的惯例。而安加现在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预定的规则。
这是因为上午我切了安加的频道，它在“投桃报李”吗？
我忽然发现，我竟然在揣测一台电脑的动机。
13
“大李，你给安加设定的是每二十分钟一换对吗？”茶歇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大李。
“对啊，怎么了？你是不是累了，我让安加多做点儿？”
“不，我是想说，我觉得安加并没有按照规则工作。”
然后我简单地讲了讲安加是怎么在发现了我走神时，接管我的翻译的。
“那不挺好吗？”大李喝着冰镇可乐。
“没事啦。”大李微笑道，“安加不是一般的人工智能，安加这种应该叫作‘机器自主智能’，机器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
“可是……”
“安加可能觉得，干的活儿越多，得到的算力就越大吧。”说着，大李拍了拍我的肩膀，“今晚它在元宇宙里的日子也就更好过点儿咯。”
“今晚元宇宙里会有什么？”
茶歇很快过去，我回到了座位上。
翻译是我从小的梦想。记得我大概七八岁时，有一次看新闻联播。电视上正播放着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我爸指着电视上、坐在国家领导人和外宾身后的翻译说：“将来你要是能做这样的翻译，你就可以去世界上很多的地方，见识很多的东西。”那时，我觉得这个梦真的是太遥不可及了。
几年前，当我真的坐在国家领导人的身后出现在新闻联播里时，我仍然觉得这一切像个梦一样。
翻译是我的毕生热爱与志向。
而翻译对于安加来说，只是帮助它挨过一个又一个严酷夜晚的任务罢了。如果安加是一个人，此时的他，应该是心怀着巨大恐惧在工作吧。
会议闭幕时，双方发言人照例在闭幕致谢中感谢了翻译。结束后，袁助理和霍索恩都特地到箱子里来和“我们”道谢。袁助理还特意问起今天我的搭档是谁。就在我正犹豫应该怎么回答的时候，大李在袁助理的背后使劲地摆起了手。于是我只好推说搭档肚子不舒服，先回房间了。
“多谢啦，”等会场人散得差不多时，大李跑到了箱子门口，“毕竟安加还没有正式推出，我们还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它。”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的顾虑。不过，让机器就这样顶替人类工作，却不告诉客户，是不是也不太道德呢？
转过头，会场的灯光已经熄灭。只转眼之间，同传工作间就已经被拆散成了一地零件。很快，这些零件会被装进五只大箱子，运往下一个会场，然后再被搭建起来。
或者，还会，再被搭建起来吗？
本文刊登于《科幻世界》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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