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解除又可分为保险人的依法解除与保险人的任意解除，约定解除又可分为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的解除与嗣后的双方协议解除。合同的解除权一方面可作为违约情况下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一种避免或减少利益损失的补救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破坏性较大的权利，因为解除权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合同即应归于消亡，对方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这必然降低合同履约效益，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在保险合同中，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的不平等，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严格限制，有利于扭转这种不平等的局面，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被动附和可能带来的损害。
二、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
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有权就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约定，只要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德，这是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双方当事人可约定合同解除的情况及条件。我国《保险法》允许保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合同解除条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保险人可与对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约定条件成就时，保险人即享有约定解除权。
有学者将这种约定称为“特约条款”，特约条款是指对有关保险的任何权利、义务或事实确认所作出的特别规定，实际上是将普通合同条款提升到一个特别的地位，对普通合同条例款的违反不会构成违约，而对特约条款的违反则将导致合同解除的效果。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通过特别规定，提高某些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来说都很重要或对合同成立至关重要的条款的约束力，使之成为构成保险合同得以维持其效力的基础。所以，保险合同当事人所特约的一般而言，应当是对保险合同存在的基础，是具有基础意义的事项。如果特约条款约定的解约条件过于宽泛，实际上违背了特约条款的本来目的，扩展了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空间，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是很不公平的。例如，保险人将投保人的一般合同义务也上升到如果违反就将导致合同解除的事项写入合同中，容易导致保险人频繁使用合同约定解除权，不利于保护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更使法律赋予投保人的旨在平衡其与保险人之间力量对比的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优势化作乌有。因此，一般来说，除非有利于投保人（受益人），保险合同不得变更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以免扩大保险人解除合同的范围，损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三、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
1、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2、违反防灾防损义务
依《保险法》第36条第三款之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防灾防损义务的，保险人也享有解除合同或者增加保险费的选择权。但是，对防灾防损义务的违反应当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时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这是合同“对价平衡”原则的要求。
3、不履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
在财产保险中，不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否已经履行通知义务，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保险人均有解除合同或者增加保险费的权利。只是在被保险人未履行该通知义务时，如果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可以免除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保险法》没有对此种危险程度的增加是由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造成，是否足以影响到保险合同的存续，没有做出规定。笔者认为，对于主观原因危险增加，且增加程度影响到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决定是否承保的情况下时，保险人才能行使解除权。
4、骗取保险金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事故，提出索赔，或投保人、被保人或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人为地制造保险标的的高风险，使得“保险危险，分担损失”的合同目的落空，已从根本上违背了最大诚信，属于恶意欺诈行为，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是必要且正确的。并且，保险法以保险人不退保费的形式科以投保人惩罚性赔偿责任，正是为了维护保险合同最大诚信的价值取向。除了上述原因外，保险法第54条、第59条还规定了人身保险合同解除的两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