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近年来逐渐引起国家和人民重视的人口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已不再是人口数量的问题，而是年龄结构的问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老龄化速度也在快速增长。我国只用了18年便完成了从成年型人口结构转化到老年型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而根据之前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25年。
《中国统计年鉴》结果显示，2000年末中国总人口仅为126743万人，65岁以上人口为8821万人，仅占总人口约7%，此时为初步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从2007~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且呈平稳上升的态势，2018年末在中国总人口139538万人的前提下，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1.9%，达到了16658万人，较2007年增长了56.62%。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时期。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8亿人，届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外，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样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07年的8.1%上升到2018年的11.9%，增长3.8%。在经济水平尚待提高、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前提下，老龄人口占比不可谓不高。同时，2009~2018每年老龄人口占比增速都在3%以上，而2018、2017年与上年相比老龄化增速都将近5%。
目前，我国老龄化发展呈现诸多问题，如高龄、高速、规模大、结构失衡等问题，伴随而来的财政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不仅影响企业利润、商品与服务的产出，也对整体经济福利水平带来严重的冲击。“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未富先老”的弊端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在老龄化问题的应对过程中出现了治理理念和目标的缺失、治理主体结构缺失、制度保障体系的缺失等问题。因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以及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探讨和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2.1.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
2.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蔡昉等揭示了随着我国人口的发展，人口红利即将逐步消失的趋势，据此提出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是最大化促进就业[4]。随着老龄化的加深的情况下，王森从国民收入分配、储蓄和消费、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数量等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的影响，认为应该增加医疗和养老保险支出[5]。杨雪，侯力等指出，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有效供给会减少，劳动生产率速度也会加速下降，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和增加养老保障的负担等，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显著冲击[6]。
张斌，李军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加入产业结构演进模型中，从理论上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程度[7]。结果显示，在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具有一致性的倾向；在静态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影响效应体现在工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上升，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则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赵春燕对1998~2015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效应[8]。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产业对结构升级影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当城镇化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反之，人口老龄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毛中根，孙武福等研究得出人口老龄化可通过劳动力数量、资本积累及劳动生产率等影响居民收入进而间接影响居民消费。老龄化会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总储蓄率下降进而资本积累缓慢；并且，老年人对于新设备、新工艺及新技能的学习能力下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上因素通过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率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在老龄化的不同阶段，这些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造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9]。张士运等通过对2015~2040年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模拟了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深，我国GDP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0]。王云多通过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大，人口增长率则会随之降低，养老金占GDP比重越高，教育占GDP比重越低[11]。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我国正处于老龄化增长速度快，规模庞大的社会进程中。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劳动率、消费率、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负面影响。下面具体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原因及现状；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解决。
3.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原因及现状
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两大主要影响因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老龄化是指由于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所导致的人口结构的改变，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医疗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得中国人口出生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且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这使得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
3.1.人口老龄化增长的原因
3.1.1.新中国成立后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实现了人口的跳跃式增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振兴国内产业以达到提升综合实力，政府鼓励家庭生育，此时的人口增长达到300%。1962-1973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以及国内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第二次婴儿潮的开始，连续多年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这个期间人口出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1980年，由于上一次婴儿潮新增人口开始成家立业，第三次婴儿潮开始出现。预计到了2050年时，国内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迅速上升。当第三波婴儿潮老去之时，每四个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三次婴儿潮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人口支撑。正是这三次婴儿长大衰老后的群体是构成当今老龄人口的主力军，规模非常庞大，不容小觑。
3.1.2.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养老制度的完善延长了人口平均寿命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的迅速进步，医疗水平的显著提高且养老制度的日愈完善，许多在之前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病、老无所依的尴尬情形等都有了应对解决措施，实现了解放前的35周岁到2018预期达到76.6周岁的突破。这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且提升了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知，2000年中国刚达到老龄化标准时的预期平均寿命为71.4岁，而2018年的预期平均寿命已达77岁，增长趋势迅猛且仍有增长的可能性，也是促成老龄化加剧主要原因之一。
3.1.3.生育率降低
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削弱了“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社会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同时金融体系还未建立，个体常常难以在壮年期间准备足够储蓄来维系老年时期的生活开支，并且社会成员以血亲为纽带结成群体，维护共同利益，家庭仅能依靠后代来解决老人赡养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人均收入开始快速增加，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储蓄来维持年老时的生活支出。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即使是低收入群体也可能通过“低保”等手段来维持生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过去“养子防老”的动机，从家庭层面分析生儿育女不再是养老的必要保障，进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3.2.人口老龄化增长的现状
3.2.1.我国年轻化和老年化两种趋势并存
3.2.2.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富先老等现象严重
发达国家一般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此时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具备足够的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而我国则是在经济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出现了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结构失衡的现象[13]。加剧了较为薄弱的社会财富积累和庞大老年群体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的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始终难以得到妥善解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老年人在满足了生理和安全需求后，他们往往会更加注重自我尊重、自我实现和精神层面的需求等，如果这部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将会对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与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3.2.3.我国老龄化地区差异较大
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思想、经济、文化、技术等发展差异大，进而生活、医疗、保险等发展水平也有差异。东部相对于中部和西部高，原因有四：首先，东部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女性结婚生育的年纪相对中西部较晚，使得人口的出生率低；其次，东部地区较发达，医疗卫生条件优于中西部，使得人口死亡率降低；再次，东部地区前些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比较严格，进一步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使得老年人口数相对中西部要高；最后，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差异，会直接导致老年人口的集聚程度。老年人口更倾向于向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流动。
4.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劳动供给来看，随着经济体中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增加，进而提高产出的数量，推动经济进入“快车道”；第二，是经济体中非劳动人员比例下降，即有更高比例的适龄劳动人口从事劳动与价值创造，此时需要劳动力赡养的人口比例较低，整体社会负担小，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而由于目前低生育率所导致的老龄化趋势，使得中国目前的人口红利消失，进而对中国中长期的社会经济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
4.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数量减少，供给不足
在我国老龄化这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中，特别是在前期，劳动力供给超出了劳动力的需求。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会引起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而且能引起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和劳动参与率发生变化，进而对劳动力供给造成影响。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1月公布的数据测算，到2016年末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16~60岁人口数量比2011年降低约3325万人；与之相应的，到2016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较2011年增加了4587万人。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活动或在业人口的基础，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这将给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产生较大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快速呈现老年化，中青年劳动力将率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中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将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后续劳动力人口供给不足，劳动力价格提高，生产成本增加，许多经济活动或将无法正常开展，产业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4.2.人口老龄化使抚养比增加从而中国的养老负担加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2014——人口变动与公共服务》指出，人口抚养比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因而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负担。人口抚养比通常被作为判断人口红利的首选指标，一般把抚养比小于50%作为是否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人口老龄化，使从事直接生产的劳动力比例变小，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导致抚养比急剧上升，我国养老负担加重。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养老的资源增加，必定会挤占用于生产的资源的空间。相应的，在社会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用于社会养老等消费方面的比重增加，也会导致投资等生产方面的资源投资比重缩小。因此，抚养比的恶化还会导致社会储蓄率的下降，降低投资率，进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4.3.人口老龄化加重卫生医疗体系的负担
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对我国卫生服务体制提出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对卫生体制的公平性的挑战，如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的广度、医疗保险可及的程度等；二是对卫生体制的效率提出的挑战，包括要素制约成本、提高效率。同时，人口老龄化还会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大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多，养老所需的医疗费用、生活费用、基础设施费用等将大幅度提高，那么养老的费用将会占据国民经济收入的比重会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重塑。
4.4.人口老龄化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抑制了创新创业的发展
5.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方法
在人口转型的全球背景下，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不断走低，人口年龄结构会趋向老龄化，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还面临着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且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对中国2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本文该部分先分析我国老龄化问题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再对人口与老龄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有如下几条：
5.1.放开生育限制并鼓励生育政策
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并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自2016年起开始实施放开二胎，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应政策。虽然受“二胎政策”影响，2016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但是这一增长并没有持续下去，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原因在于生育率过低，生育率过低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因此，如果居民生育意愿没有得到提升，而是仅仅放松生育数量管制，将远远不足以提升生育率，政策制定必须切实解决当今社会养儿育儿的成本高昂问题，如推出延长产假、生育儿童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逐步形成良好的家庭生育儿童的预期，只有多措并施才能有效地鼓励并提高生育率。
5.2.适应人口结构的改变，发展老年产业并增加劳动力供给
5.3.建立健全医疗保健制度与养老保险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强大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可预防疾病，或者在早期发现并治疗，可使长期卫生和护理的支出减少。采取疾病预防是一个关键调整措施，许多低成本干预措施，从旨在鼓励行为改变到治疗措施，都可以改善或维持老年人健康。同样，旨在预防或延缓健康失调和改善健康状况的政策和以人口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对老年人来说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切实制订符合老年人需要的基本保健服务项目，并重新调整初级保健方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和疾病，更加注重提供综合服务，改革卫生保健筹资机制、提高其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这种改革有可能减少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财政支出压力，并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服务的机会。
养老保险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重要的解决办法之一。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从微观角度来看，养老保险可以缓解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受，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及流动性约束等，还能够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使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从宏观角度来看，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养老保障，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或增强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并解决老年人延迟退休的后顾之忧。
5.4.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水平
高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技能训练，鼓励职业高中、高职高专的发展，培养就业型人才，而大学部门应该注重对高端就业人才的培养，从而为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储备，实现由“人口数量”优势到“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要重视对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为中西部的落后产能升级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支持。而对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丧失优势，政府应该坚持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力，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助力企业通过科技研发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
新时代是包容发展的时代，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新的需求需要新的视野、新的理念和新的机制，以理性、有效地帮助老龄人口。同时，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老龄化社会治理结构，以学习型社会促进老龄养老治理，使老有所养、老有所用，人人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助推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