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美国《纽约客》杂志近日专访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梳理了扎克伯格的成长经历、创业史和他目前面临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Facebook目前才刚刚步入正轨。现在的问题不是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改善Facebook存在的问题，而是他是否愿意这么做。多年以前，他让Facebook家喻户晓。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挑战是：如何让Facebook变好。
8月的一个工作日，时钟指到上午10点，Facebook董事长兼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打开了他在加州帕罗奥尔托的家门，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他不喜欢接受采访，特别是在经历了长达两年无休止的争论之后。他是个喜欢熬夜的程序员，不喜欢早起。他走进厨房，里面有一张农舍风格的长桌和涂成丛林绿的橱柜。他说，“我还没吃早餐。你呢？”
2011年以来，扎克伯格一直住在新月公园附近的这栋百年老宅里。那是一片种满橡树、历史悠久的住宅区，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这座花费700万美元买下的房子给了他一种庇护感。它远离道路，被篱笆、墙面和高大的树木遮挡。客人可以通过拱形木门进入，沿着长长的砾石小径来到前院的草坪，中间有一个海水泳池。扎克伯格买下这里的第二年，就和跟他一起经历爱情长跑的女友普丽西拉·陈（PriscillaChan）在环绕着花园、池塘、凉亭的后院里举行了婚礼。那以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还在夏威夷购置了一个700英亩的庄园，在蒙大拿州买了一套滑雪公寓，在旧金山的自由山上买了一套四层的小洋房。
他拿着一盘香蕉面包和一瓶水走进客厅，然后坐到海蓝色的天鹅绒沙发上。自从2004年创办Facebook以来，他的“制服”已经从连帽衫和人字拖发展到现在的灰色运动衫、蓝色牛仔裤和黑色耐克鞋。34岁的扎克伯格皮肤白皙，高额头，大眼睛，比十多年前刚刚成为公众人物时更干练。在前门旁边的门廊上有一辆Peloton健身自行车，这是科技界最喜欢的配置，可以通过流媒体视频把私人教练带到你的家中。扎克伯格虽然也会使用这台机器，但他并不喜欢骑自行车。几年前，当他第一次尝试使用带有赛车踏板的公路自行车时，忘了解开固定带，结果翻倒在路边，还摔断了胳膊。他说，他现在除了在门廊上骑自行车外，“再也没有使用过固定带。”
他和妻子更喜欢桌面游戏和电视游戏，我在沙发旁边看到一款名为《RicochetRobots》的游戏。“它很有竞争性，”扎克伯格说，“我们跟朋友一起玩，其中一个人在这方面是天才。跟他玩真是气人。“Facebook前员工戴夫·莫林（DaveMorin）创办了是一家名叫SunriseBio的创业公司，希望能找到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他曾经在办公室跟扎克伯格一起玩《Risk》。“他不是在《Risk》游戏里跟你玩，而是在游戏的游戏里跟你玩。“莫林告诉我，“第一个游戏中，他可能会把他所有的军队聚集在一个地方，而下一个游戏中，他可能会把他们分散到所有地方。他试图找出在所有游戏中击败你的心理方式。“
当我向扎克伯格问起他的这个名声时，他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任何社交媒体公司的生存都依赖于“网络效应”，而网络的价值只有通过寻找新用户才能增长。因此，他说，“这就自然形成了零和状态。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那不仅仅是开发最好的功能，还要建设最好的社区。“他补充道，”我在乎成功。没错，有时候你必须打败某人才能继续发展。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发展模式。“
多年来，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会议结束后都会半开玩笑地劝告员工：“唯我独尊（domination）！”虽然他后来已经不再这样了（在欧洲法律体系中，“domination”指的是公司垄断），但他对失败的不安仍然显而易见。几年前，他跟朋友的女儿在一架公务机上一起玩拼字游戏，那个女孩当时正在读高中。女孩赢了。在他们玩第二局之前，他写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在词典中查找他的字母，好让他从所有可能的单词中进行选择。当飞机降落时，扎克伯格的程序以微弱优势领先。那个女孩告诉我，“在我跟电脑程序对抗的那局游戏里，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在选边站队：人类队和机器队。”
力量强大但丑闻和批评不断
如果Facebook是一个国家，它将凭借22亿的月活跃用户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约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在美国企业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现在距离扎克伯格当年在宿舍里创办Facebook已经过去14年后，该公司的追随者已经可以与基督教的信徒数量比肩。
“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Facebook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科技巨头强大势力的担忧。Facebook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以及伦敦、布鲁塞尔、悉尼等地的海外机构的调查。Facebook的同行和竞争对手并没有对其表达同情。埃隆·马斯克（ElonMusk）删除了他的Facebook个人主页以及他旗下的特斯拉和SpaceX两家公司的Facebook主页。苹果CEO蒂姆·库克（TimCook）则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把用户变现，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我们不会这样做。”在5月的Facebook年度股东大会上，高管们面临巨大压力。一名投资者打断了大会进程，反对提名扎克伯格为董事长，但却遭到否决。在外面，一架飞机上挂着一个横幅飞过，上面写着“你破坏了民主”。这场活动是由FreedomfromFacebook支持的，这个激进团体曾经要求美国FTC将Facebook分拆为一些较小的部门。
7月25日，Facebook的股价下跌了19％，市值缩水119亿美元，创华尔街历史上最大单日市值缩水记录。《名利场》的科技主笔尼克·比尔顿（NickBilton）在推文中称，扎克伯格每秒损失270万美元，“这是普通美国人一辈子收入的两倍。”Facebook在美国和加拿大都不再增长，在欧洲略有下降。该公司的高管警告称，其营收增长将进一步下滑，部分原因是丑闻导致用户选择禁止Facebook收集数据。Facebook的发展依赖于用户的信任，过去两年的事件让人们担心这家公司是否值得他们信任。
扎克伯格的朋友们认为，他所经历的这些艰辛都是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副产品。人们经常拿他跟另一位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BillGates）相比，后者曾是扎克伯格在商业和慈善事业上的导师。盖茨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很聪明，很富有，但他承认问题的速度不够快，那就会被人批评为傲慢。这很正常。“他补充道，”我不会说马克是一个傲慢的人。“但是，在批评者看来，Facebook的确因为贪婪、天真和蔑视监督而对错误视而不见。
人们目前正在就硅谷的道德品质及其领导者的良知展开辩论，而扎克伯格则成为了这场辩论的核心。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历史学家莱斯利·柏林（LeslieBerlin）告诉我：“长期以来，硅谷在美国都享有无拘无束的待遇。现在每个人都说，这是耍花招吗？马克·扎克伯格所面临的问题是：我的公司应该充当20亿人真理和公道的仲裁者吗？科技史上没有人处理过这个问题。”
扎克伯格是Facebook的“国王”
Facebook的总部位于门洛帕克黑客路1号，俯瞰旧金山南部的盐沼。这里给人感觉像是一个繁荣的专制小国，就像科威特或文莱一样。公司园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提供全面而免费的硅谷特权：干洗、理发、音乐课程和许多自种作物，还有烧烤、印度香饭和沙拉餐吧。除了股票期权和慷慨的福利外，这些额外的待遇最早始于1970年代，莱斯利·柏林表示，当时企业创始人希望创造令人愉快的工作场所，以避免工会的崛起。这个园区是在迪士尼顾问的帮助下设计的，就像一个环绕在中央广场周围的人造小镇，主干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餐馆和办公室。从空中可以看到广场路面上写着巨大的“hack”。
在这个园区里，扎克伯格就是国王。高管们对他不吝溢美之辞。负责Facebook区块链项目的大卫·马库斯（DavidMarcus）最近告诉我，“当我看到某些人对他的评价时，我个人真的感觉很受伤，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即使是在开诚布公地沟通时，同事们整体仍然很喜欢他。“他不是混蛋，”一位前高管告诉我，“所以人们才在那里工作这么久。”
在我六月第一次拜访扎克伯格之前，他手下的员工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小心翼翼地前行、建立联系、避免意外发生。这通常是你在接近一只受惊便会难以控制的小鸟时被告知的建议。不过我发现这些建议都是不必要的。
扎克伯格在公司内地位的提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使得他很难获得真诚、未经删减的反馈。他也试过几次，想要刺穿他身份带来的泡沫。在2013年，他的新年愿望就是每天见一个Facebook以外的陌生人。2017年，他前往三十多个州，踏上了一条“聆听之旅”，希望借此帮助他更好地熟悉外界世界。奥巴马总统的前任竞选总管大卫·普罗夫（DavidPlouffe）现在是ChanZuckerbergInitiative基金会的政策和倡议负责人，他也参加了部分活动。他告诉我，“如果一个政客参与这类长达一个小时的活动，他们会开谈阔论差不多50分钟。而扎克伯格大约会讲五分钟之间，之后就是问问题。”
但是此次活动却有些古怪。扎克伯格出行时带了一位专业摄影师，负责记录他在威斯康星州喂牛、订烧烤，还有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厂生产线上参与工作的样子。网络上，人们调侃道，这些照片像是一个外星人第一次探索人类生活一样。参与此次活动的前Facebook高管告诉朋友，“没人想要告诉马克，也没有去告诉他，这些行为看上去很蠢。”
小扎生活与创业经历
早在事情变得不可避免或是貌似合理之前，扎克伯格就感知到了自己的潜力。这就好像是“目的论框架下的天选之人”。一位认识很久的朋友告诉我：“我认为马克一直将自己视作为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人，他注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我是从广义上来说的。”扎克伯格注意到在历史进程中，不少伟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附近的中产社区，之后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变革性的力量。
就扎克伯格来说，他成长的地方是在纽约以北25公里处的威彻斯特郡。他的母亲凯伦·肯普纳（KarenKempner）则是在皇后区长大的。一次相亲，让她碰到了邮递员的儿子爱德华·扎克伯格（EdwardZuckerberg），后者当时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牙医。他们结婚之后有了四个孩子。马克是唯一一个男孩，排行老二。他的母亲曾是心理学家，最终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而扎克伯格谈及他的父亲时，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个牙医，但他也是一个技术迷。所以他不但拥有那种钻牙的系统，但有那种可以由电脑控制的钻牙激光系统。”爱德华·扎克伯格将自己称之为是“无痛医生Z”（PainlessDr.Z），之后开始直接在邮件中用“我是Facebook的父亲”这一标语来招揽生意。（从2013年开始，扎克伯格的父母就住在加州，在那儿，爱德华会偶尔行医，利用社交媒体吸引病人来听讲座。）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爱德华买了一台早期的个人电脑——Atari800。马克开始学习编程。12岁的时候，他创建了自己第一个网站ZuckNet。在此网站上，他可以在家里以及父亲的牙医办公室之间传输信息和文件。柏油村的拉比·大卫·霍尔兹（RabbiDavidHoltz）告诉我，他曾观察过扎克伯格和其他一些孩子，然后发现他“不同于大多数同龄人”。他考虑的事情是其他人不会考虑的。当我询问他干劲都是哪来的时候，他表示这要追溯到他的祖父母，他们在20世纪早期从欧洲移民过来。“他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日子过得非常困难。”他说道，“祖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医生，当然他们也做到了，我的母亲一直相信我们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曾是Facebook早期的发言人，之后开始写书、主持一档电台节目。唐娜则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PhD学位，并在一家在线期刊担任编辑。阿里尔则在谷歌工作，是一位风投。
“其中有什么权衡取舍吗？”扎克伯格说道，“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人们至今仍然在谈论的一个长远目标。两百年感觉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他说道，“和平不是免费的，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实现。”2012年，扎克伯格和陈去罗马度蜜月。他之后说道，“我的妻子还取笑我说，她觉得这次蜜月是三个人——我、她还有奥古斯都。所有的照片都是奥古斯都的不同雕塑。”这对夫妻后来将第二个女儿起名为八月（August）。（译者注：“August”为“Augustus”的变体）
2002年，扎克伯格去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黑客的神秘色彩，通过寻求破坏来庆祝光明。“对那些当权者说‘滚蛋’非常有用。”这位老朋友说道。2004年，作为一名大二学生，扎克伯格开始参与一个项目，项目的故事现在已经为众人所周知：扎克伯格与四名同学一起创建了Thefacebook.com（“the”这个词在次年被去除）；涉及所有权的法律纠纷，包括孪生兄弟卡梅伦和泰勒·温克莱沃斯提起的诉讼，他们指控扎克伯格窃取他们的想法，还披露了一些令人尴尬的消息，其中扎克伯格嘲笑用户居然给他这么多数据。（“他们‘相信我’。愚蠢。”他这样写道。）他对这些言论表示后悔，并在此后的几年里努力说服全世界他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
大二之后，扎克伯格搬到了帕洛阿尔托，然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即使按照硅谷的标准，Facebook的第一个办公室也给人一种很年轻的感觉。扎克伯格会随身携带两套名片。一个上面写的是“我是首席执行官...bitch！”。参观Facebook办公室的人会看到一副涂鸦壁画，壁画上是一个穿着裸露的女性骑在一个斗牛犬身上。科技专栏作家亚当·费希尔（AdamFisher）写的《硅谷天才》一书中记录了大家口述的硅谷发展史。一位早期员工伊兹拉·卡拉哈姆（EzraCallahan）若有所思地说道：“互联网发展方向中有多大程度是受到19世纪、20世纪以及21世纪生活优渥的白人男孩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也是社会学家需要一直研究的问题。”
桑迪·帕拉克斯（SandyParakilas）于2011年加入Facebook，担任运营经理，在任职会议上，他表示“我们要相信增长的力量”。他说，“增长团队是最酷的。其他团队甚至会在组内称呼其小分队为‘GrowthX’或是‘GrowthY’，借此让大家变得兴奋起来。”
Facebook的工程师们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行为主义者，他们在虚荣心、激情和敏感性之间周旋。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惊人的。2012年，普莉希拉在医学院的时候，她和扎克伯格讨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用于移植的器官会短缺。这次讨论给了扎克伯格一些启示，他在Facebook上添加了一个小的、有力的推动性质功能：如果某些人表明是器官捐赠者，平台会将这个消息推送其朋友，随后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压力。研究人员后来发现，该特性出现的第一天，全国器官捐赠者的官方登记人数就增加了20多倍。
屡受争议但仍然向前
社交工程变成一种权势，Facebook可能会借助权势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2012年，Facebook数据科学家抽出近70万人做实验，他们向用户发送贴子，这些贴子会让人高兴或者伤心，科学家想知道情绪是否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事实证明的确会传播。调查结果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公布之后，一些用户感到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情绪被其他人操纵。事后，科学家对调查引起的担忧表达歉意。
谷歌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Harris）认为，Facebook已经成为“诱导技术”（persuasivetechnology）的先驱。他解释说：“如果你的手中有一把锤子，它不具备诱导力，因为锤子无法操纵你。Facebook和Snapchat不一样，它将青少年叫醒，让他们观看照片，看了一张又一张，在照片中朋友寻欢作乐，但没有他的份，即使照片会让他们心情变糟，社交媒体仍然继续展示。”2015年，哈里斯在Facebook发表演讲，他谈到自己的担忧：社交媒体会助长异化和疏远。哈里斯回忆称：“当时我曾说：‘你们站在很好的位置上，可以帮助大家应对孤独，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贡献更大的力量，可以让它朝着另一面转移。’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我所说的问题是他们所忽视的。”
当Facebook越变越大，扎克伯格和Facebook高管坚信一个理念：即使人们反对你的决定，最终他们也会接受。例如，2006年Facebook推出动态消息（NewsFeed），当朋友更换头像、加入群组或者修改关系状态时，动态消息会马上通知用户。在此之前，如果用户想看到新动态，必须前往朋友的主页。用户对这个功能很不满意。有些用户跑到Facebook总部，站在街道上抗议，还有一些人加入群组，要求Facebook放弃新功能。Facebook用不温不火的口吻道歉，最终用户习惯了动态消息。
扎克伯格说：“从早期经历看，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当时大家会说：‘这种东西只在大学管用。’‘不是什么大事情。’‘好吧，的确会有人用，但是只能流行一时。Friendster和MySpace就是前车之鉴，未来还会有其它东西出现。’我觉得这些观点对情感来说是一大考验，让你持续怀疑，似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虽然一再道歉，扎克伯格仍然深信与用户不是一致的，而是比用户领先一步。2010年，扎克伯格曾说隐私不再是“社会规范”。就在那一年，Facebook再次陷入麻烦，因为它修改隐私设置，让大多信息在默认状态下公开。FCC认为Facebook处理用户隐私数据时“不公正且存在欺诈行为”。后来Facebook被迫妥协，在承诺书上签名，还说要设立一个“全面的隐私项目”，每隔一年评估一次，期限20年。在贴文中，扎克伯格又一次致歉，他说：“我认为，我们只是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引人瞩目，数量很少，但是它们掩盖了我们做过的许多好事。”
在Facebook流行一句座右铭：“快速前进，打破常规。”也就是说创意要早早推出，有点缺陷也无妨，不要太过谨慎，不要等到完美再推出。哈佛大学前教学助理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Bosworth）现在是扎克伯格的关键助手，他解释说：“失败是成功的一种，虽然你不希望失败，但是你可以从失败中学习。”在扎克伯格看来，怀疑论者往往只是小打小闹。去年，扎克伯格在哈佛发表演讲，当时他说：“这些人总是想着阻碍你前进，让你放慢脚步。在我们的社会，我们总是不愿意去做一些大事情，因为我们害怕犯错。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就会忽略今天所有的错误。而现实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将来都会出现问题，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开始。”
在电影上映之前，Facebook就在争论应该如何回应。扎克伯格当时很高兴，他租了一个影院，让员工看电影。桑德伯格说：“无论是事实、本质还是描述，这部电影都不公正，人们对扎克伯格形成一套看法，这些看法有许多是以电影作为基础的。”
《社交网络》为Facebook树立了“堡垒心态”，后来扎克伯格又做出一连串决定，进一步巩固信心，对自己的直觉更加自信。2012年，他投资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当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在行业之外的人看来，Instagram估价过高，但事实证明，这笔交易成为互联网历史上最成功的交易之一。今天，Instagram的估值已经是当年收购价的100倍还不止，更重要的是，Instagram深受年轻人喜欢，而年轻人对Facebook的兴趣已经渐渐下降。那年春天，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估值140亿美元。上市第一天就碰到了技术故障，许多人怀疑Facebook无法赚到足够的钱，估值太高，股价随后下跌。《华尔街日报》说FacebookIPO遭遇惨败，股东起诉Facebook和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回忆称：“我们遭受许多的批评，市值蒸发一半。不过我觉得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技能，虽然问题很复杂，需要好几年才能解决，但是我们无比自信，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
不断急转弯，达成目标，对此扎克伯格感到满意。2011年，用户开始从桌面电脑向手机转移，Facebook也朝着移动技术奔跑。扎克伯格告诉员工，如果他们的创意没有将转变考虑进去，他会将员工踢出自己的办公室。博斯沃思（Bosworth）回忆说：“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移动产品拿给他看，你见都见不到他。”
2014年，因为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Facebook修改之前的口号，换上新口号：“快速前进，但是要保持基础架构的稳定。”在公司内部，原来的精神并没有抛弃，由于匆匆变阵，Facebook在线下世界受到冲击。2016年年初时，扎克伯格指派员工加速推出FacebookLive，这是一个视频流媒体服务，团队成员由12人迅速扩张到100多人。2个月后，产品亮相，不可预见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用户认为视频内容不当，可以标注出来，但是FacebookLive没有提供一套方法让用户指出视频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结果，有人在FacebookLive直播自杀，或者直播犯罪活动，在审查人员发现问题、撤下视频之前，它们就已经四处传播了。服务推出后2个月，芝加哥男子安东尼奥·帕金斯（AntonioPerkins）遭遇枪杀，当时他正在直播，这段视频被许多人观看。
枪杀事件就像警报，警告Facebook应该放慢脚步，但是就在第二天，博斯沃思发送一份内部备忘录，他说：“也许将某人曝露在恶霸面前会导致他丧生，也许有人因为恐怖袭击遇难，而袭击是用我们的工具组织的，我们仍然要将人们联系起来。我们坚信应该将人们深深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我们将更多人联系起来、让联系更加紧密，都是好的，这就是事实，丑陋的事实。”
慈善活动
扎克伯格积极参与慈善活动。2010年，就在《社交网络》上映之前，扎克伯格拿出一份大礼。参加奥普拉·温弗瑞秀（TheOprahWinfreyshow）节目时，他宣布捐赠1亿美元，帮助Newark地区建设公立学校。很快，扎克伯格的建议遭到当地团体的反对，8年之后回头看，人们基本上认为这个项目已经失败。5月份，Newark市长巴拉卡（RasBaraka）谈到捐赠时说：“你不能只是掏出一笔钱，扔到街道上，然后说：‘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2015年，扎克伯格与妻子承诺，将所持Facebook财富的90%拿出来服务社会，主要做两件事：挖掘人类潜能，让下一代儿童更平等。夫妻二人创建“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ZuckerbergInitiative），这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既做慈善，还向盈利企业投资，参与政治事务。大卫·普劳夫（DavidPlouffe）认为，Newark项目让扎克伯格学到重要一课，最终孕育了“陈-扎克伯格倡议”。他说：“你要与社区全面合作，不能只是与领导人合作，你要得到监督人、老师、父母的支持，我想他学到了这样一课。
扎克伯格的目标现实吗？比尔·盖茨（BillGates）是如何看的？他认为要有抱负，还要有计划，根据现实和具体的程度不同，计划也不同，从长远来说，扎克伯格的目标是“安全”的，因为要等很久才有可能实现。
Facebook不断扩张但问题越来越严重
随着Facebook的扩张，它的盲区也在扩大。该公司的财务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但该平台一直是全球脆弱地区暴力事件的强力催化剂。在Facebook旗下即时通讯产品WhatsApp的最大市场印度中，虚假消息的传播引发了暴乱、私刑和致命殴打等一系列事件。去年，印度当地官员多次请求关闭互联网，次数高达65次。在利比亚，人们在Facebook上买卖武器、武装组织转播空袭目标的位置。在斯里兰卡，今年春天，一群佛教暴徒因为一个虚假的谣言袭击了穆斯林。一名总统顾问向《泰晤士报》表示：“我们有战争的萌芽，但Facebook是催化这场战争的东风。”
从2013年开始，许多缅甸问题专家与Facebook的高层进行会面，并不断警告他们，Facebook正在恶化针对罗兴亚人的攻击。驻缅甸的企业家戴维·马登（DavidMadden）在门洛帕克总部向Facebook高管们发表演讲，指出该公司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传播仇恨的电台广播。201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高等国防研究中心C4ADS发布了一份关于Facebook在缅甸使用情况的详细分析报告，并称其为一场“屠杀穆斯林的仇恨言论运动”。Facebook的管理层表示，他们正在雇佣更多的缅甸语审核人员来删除危险内容，但该公司一再拒绝透露实际雇佣人数。到去年3月，这种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将近100万罗兴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超过10万人被限制出入。负责调查这场危机的联合国调查员说，“我担心Facebook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不再是它最初想要成为的那样了。”后来，当有人向扎克伯格追问这一问题时，他又重复了一遍，称Facebook正在雇佣更多的缅甸语内容审核者来删除危险内容。
3个多月后，我询问缅甸一家名叫Phandeeyar的科技中心的首席执行官JesKaliebePetersen事情是否有进展。他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Facebook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不知道Facebook上有多少危险内容，也不知道有多少说缅甸语的内容审核者。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Facebook免费为总统竞选办公室安排员工，帮助他们有效地使用该平台。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拒绝了，而特朗普则欣然接受。所以，Facebook的员工帮助他制作竞选信息。尽管特朗普的言论公然敌视少数民族，但在Facebook内部，他的行为对一些高管来说，就像是华盛顿“粪坑”政坛的一部分。美国人似乎总是在一个讨厌的共和党人和一个讨厌的民主党人之间做出选择，而特朗普把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仅是此事的一个额外证明罢了。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利用Facebook筹集了2.8亿美元。就在大选前几天，他的团队还在Facebook上为争取选民努力。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此举针对三个民主党选区——“理想主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年轻女性和非裔美国人”——向他们发送视频，这些视频都是为阻止他们支持克林顿量身定做的。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数字内容总监特丽莎·洪（TheresaHong）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如果没有Facebook，我们就不会赢。”
大选后，Facebook的高管们担心公司会因传播虚假新闻而受到指责。扎克伯格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平台上绝大多数选举信息都是合法的。几天后，在一次科技会议上，扎克伯格为公司做出了辩护。他说：“Facebook上的虚假信息只占一小部分。以这种方式影响选举，我认为是一个相当疯狂的想法。”对Facebook的一些人来说，扎克伯格的辩护言论令人担忧。一位前高管对《连线》杂志表示：“我们真的不得不让他这么做。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公司就会开始走上这条遭人唾弃的道路。”
当我问到扎克伯格关于他“相当疯狂”的言论时，他说他做错了，不该“油腔滑调”。他告诉我，“没有人想要虚假新闻，一丁点都不要。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但他仍然对Facebook可能扭曲选民行为的暗示感到愤怒。他说：“选民投票是因为受到某种欺骗，这种观点几乎就是一种冒犯。因为这与‘每个选民都很聪明、能够理解自己的经历、能够对自己的社区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评估’这一理念背道而驰。”
选举结束后不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马克·华纳（MarkWarner）联系Facebook，讨论俄罗斯的干预一事。“Facebook最初的反应完全是不屑一顾，”他告诉我。但是，到了春天，他感觉到这个公司意识到了自己面临严重的问题。“他们在法国大选中看到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干预活动，”华纳说。“情况正在好转，但我仍然认为他们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他补充说：“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都认为，就政策制定者而言，第一是他们理解不了；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他们阻挠，我们就会离开。”
“我当时想的是我们让大家失望了，这种感觉非常糟糕，”他后来告诉我说，“但又回到了老问题，我们不应该一再地犯同样的错误。”他坚持认为，虚假新闻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大多数人可能会从我们和其他讨论虚假新闻这个事情中，觉得Facebook上的错误信息和恶意内容有很多，比学术评估目前为止给出的数据的十倍还多。”扎克伯格仍然不相信，虚假新闻的传播对大选有影响。“说实话，我认为这件事就这么简单，”他说，“这是一件需要深入研究的事情。”
谈话中，扎克伯格不出意料地非常理性。假如他遇到一个跟他自己所认为的不一致的理论，他会找到分歧点——一个事实、一种方法、一个假设——然后以其为突破口。这是赢得辩论的一个有效策略，但它也使得人倾向于固步自封。久而久之，有些前员工说，他的手下在报告呈现在他面前之前，往往会先过滤掉坏消息。一名Facebook的前高级职员说，“他们只想听好消息。他们不希望看到持有异见者。’委曲求全’的文化在慢慢滋生。”
政府态度的改变
三月份，扎克伯格首次就Facebook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同意在国会前作证。听证会于4月进行。随着会议日期将近，这场听证会越来越染上了审讯色彩。
1915年，改革者和日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Brandeis）在国会委员会前作证时，提到了大型企业的危险之巨，称他们可以达到近乎独裁的程度，“太过强大以至于已有的社会和行业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他将这种危险称为“大公司魔咒”。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蒂姆·吴（TimWu）受到布兰迪斯的“大公司魔咒”启发撰写了一本新书，即将出版。他告诉我说：“如今，大型科技公司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能体现大公司对民主的威胁。”他又补充说，“当一家大型私有公司拥有可以控制我们所见与所闻的力量时，它所具有的权力已然足以与民选政府匹敌甚至超越之。”
扎克伯格准备前往国会山作证前不久，来自华盛顿一家名为WilmerHale的律师事务所的团队飞往门洛帕克为扎克伯格模拟了听证会，并指导他如何在听证会上做出必要的谦逊姿态。甚至在最近的丑闻发生之前，比尔·盖茨也曾建议扎克伯格对议员的意见保持警惕，这是盖茨在1998年的亲身体会，那一年微软面临垄断行为的指控。盖茨在国会前作证，趾高气扬，说“计算机软件行业没有问题，也没有必要解决任何问题。”几个月不到，司法部即以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起诉微软，这场官司一直持续三年之久才最终和解。盖茨说，他很后悔当年“奚落”监管机构，说“再有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不会重复当年的鲁莽。”他鼓励扎克伯格与华盛顿交好。“我说，‘去那设个办公室——就是现在。’马克照做了，他可得感谢我，”盖茨说。去年，Facebook一共花了1150万美元在华盛顿游说，在游说花费最高的机构里，Facebook排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和通用动力公司中间。
4月10日，扎克伯格抵达参议员听证会。他身穿深蓝色西装，坐在40多名参议员面前。在他的面前，他的笔记本上罗列了可能的问题和回答，包括可能会有参议员要求他离开公司。他的回答，写得很简略，是“成立了Facebook，我的决定，我犯的错误，大挑战，但我们以前解决过问题，这一次也决心解决问题，已经采取措施。”
华盛顿的大致共识是监管机构不太可能会想要拆分Facebook。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将对公司的违规行为处以罚款，并可能会考虑阻止公司收购大型的潜在竞争对手。但是一名前FTC专员向我透露，“在美国，你想保持垄断地位不是不可能，只要你遵守法律。”
在欧洲，Facebook的待遇就没那么好了。欧洲的反垄断法律更加严格，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也让欧洲人民对侵犯隐私的行为格外警惕。硅谷在欧洲的一大死对头是欧盟的高级反垄断监管者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尔（MargretheVestager）。去年，在调查了谷歌的搜索引擎之后，韦斯塔格尔指控该公司为自己的购物服务提供“非法优势”并对谷歌处以27亿美元罚款，是为当时欧盟史上反垄断案的最高金额罚款。7月份，她又向谷歌新增50亿美元罚款，理由是公司要求设备制造商在设备上预先安装谷歌的应用。
在布鲁塞尔，韦斯塔格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身高近六英尺，一头银黑色短发。她从小在丹麦农村长大，两名路德宗牧师的长女。在最近我与她的交谈中，她用哲学术语来解释自己的执法权力。“人们开始违法犯罪时，我们真正面对的敌人，实际上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她说，“人类行为往往受到贪婪的左右，受到担心被排挤出市场的左右，或受到担心失去你视若珍宝之物的左右。这时候，如果贪婪和恐惧中再混入权力，久而久之你会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
韦斯塔格尔说，她的办公室没收到涉及Facebook的公开案件，但她表示自己很担心公司正在利用用户，从她称之为“不平衡”的服务条款开始。她将这些条款解读为“这是你的数据，但你授予了我们免费的全球使用许可，基本上，允许我们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她说，试想一下，如果实体店要求复制你的所有照片用于各种未指明且无限制的用途，你会怎样做？“你的孩子，从出生那一天到成年，到婚礼彩排晚宴到婚礼本身，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受洗等等，所有这些照片。你会同意这样的要求吗？肯定不会，”她说，“但是当一切数字化之后，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同意了这样的要求。”
负责Facebook的“选举诚信”工作的产品经理SamidhChakrabarti说，关于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的披露着实令人深感震惊。“我们从未想过开发这样的产品，”他说。随着中期选举将近，公司已经发现利用Facebook的俄罗斯模式已然激发了新一代同样执着于歪曲政治辩论的新参与者。“跟风者数不胜数，”Chakrabarti说。
扎克伯格曾经对“无摩擦共享”的优势赞不绝口，但近来Facebook却正在努力“施加摩擦”放缓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1月份，公司聘请了奥巴马政府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网络安全政策主管纳撒尼尔·格莱歇尔（NathanielGleicher），来削弱“信息战”。7月份，公司删除32个账户，这些账户开展可追溯至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几周之后，公司又删除了超过650个与俄罗斯和伊朗有牵连的账户、小组和页面。根据理解不同，这些删除措施可以理解为问题正得到解决或问题愈发严重。无论如何，这些迹象都表明，全球选举的安全如今已然掌握在格莱歇尔、Chakrabarti和其他Facebook员工手中，其依赖程度之深令人咋舌。
增长狂热导致大公司魔咒：每天，数以万计的内容被发布到Facebook上。在任何特定时刻，一个Facebook的“内容版主”将决定比如说有关斯里兰卡的一个帖子是否符合仇恨言论标准，或者韩国政治争议是否越界有网络欺凌之嫌。扎克伯格试图避免屏蔽用户，更倾向于打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平台”。但是他需要防止Facebook变成欺骗与辱骂的泥潭。他的解决办法是禁止“仇恨言论”并对“虚假信息”施加轻微惩罚，所谓“虚假信息”范围十分广，从拙劣的骗局到简单的错误等，都包含其中。Facebook试图开发一套施加惩罚的规则，但是每一种特殊情况又会引发更多规则，久而久之规则错综复杂又死板。根据《卫报》去年发布的Facebook培训幻灯片，版主被告知，“你这个犹太人”可以说，但“爱尔兰人万岁，法国人都去死吧”就不可以说，因为后者涉嫌将贬低另一类人群。用户不可以发表“移民人渣”，因为这种言论有违人伦道德，但他们可以说“别让这些下贱的移民少年染指我们的女儿。”受训人员对个中区别得到的解释是一条神秘的公式：“未受保护的+似乎受保护的=未受保护的”。
接着，在7月下旬，莱纳德·波茨纳（LeonardPozner）和维罗尼卡·德·拉·洛萨——桑迪胡克遇害儿童诺亚·波茨纳的父母——发表了一封致“亲爱的扎克伯格先生”的公开信，信中他们称因为阴谋理论家们的死亡威胁，他们在“与Facebook协商希望对方能够为我们提供基本的保护失败后”，只能东躲西藏地度日。他们认为，扎克伯格“认为我们受到的攻击无关紧要，帮助解决这些威胁太小题大做，并且跟为仇恨提供避风港湾相比，我们的生命更显得微不足道。”
Facebook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让步。7月27日，琼斯的四个视频被删除，琼斯本人也被禁言一个月。但是公众压力并不满足于此。8月5日，一向标榜自己“对仇恨言论零容忍”的苹果暂停推广5个与琼斯有关的播客之后，Facebook的大坝决堤了。因“反复”违反仇恨言论与欺凌规定，Facebook关闭了琼斯的4个主页。我问扎克伯格为什么Facebook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动摇，他的回答很尖锐：“我不认为你可以禁止某个人说一些事实上不正确的话。”
但我说，琼斯远不止说一些事实上不正确的话。
“好吧，但我想这里的事实非常明显，”他说。“最初的问题在于虚假信息，”他又补充说，“我们不会删除并屏蔽某些人除非他们直接煽动暴力行为。”他告诉我说，在琼斯受限制后，更多有关他的投诉纷至沓来，警告Facebook处理更老的帖子，苹果宣布了自己的禁令后Facebook也在讨论接下来怎么做。扎克伯格说，“当这些内容删除后，我们想，好吧，我们不应该局限于这些内容和执行决策，我们应该继续着手处理所知道的违反政策行为，我们需要马上做出决定。”
上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桑德伯格说：“我们现在拥有2万多人，我们可以每天24小时地审查50多种语言的新闻。”近年来，桑德伯格在公司之外的付出为她赢得美誉，包括她的书籍《向前一步》（“LeanIn”）和《另一种选择》（“OptionB”）。但她对Facebook风波的责任可能会增加，她作为公司首席运营官的声誉也取决于变革的实施。硅谷不少人认为，桑德伯格和Facebook的董事会必须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公司再犯重大错误。“我认识一些色盲的人，”一名知名高管对我说，“他们的妻子每天早晨会帮他们准备好衣服，免得他们出门穿得像个小丑。雪莉和董事会也该为马克准备好该穿的衣服。每个人都有盲点，所以你需要周围的人来帮你指出你的盲点在哪里。”
从改革者变守护者
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扎克伯格，人们怀疑他冷漠无情时，他是否觉得被冒犯。“冒犯？”他反问道，停顿思索了几秒后，他说，“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冒犯。我也不觉得这么说是对的。我想说，我当然有很多关心的人和事。体贴和冲动是有区别的。”他继续说，“最后，我觉得我们能够收获成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解决问题，这个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而且通常，你不会以冲动的情绪化决策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以漫画形象来描绘扎克伯格的话，就是一个小型机器人，鲜有关心自己工作的人性方面。事实并非如此：他早已认定，历史变化都伴随着剧痛。好比奥古斯都，他冷静地权衡利益。在言语和真理之间，他选择了言语。在速度和完美之间，他选择了速度。在扩张和安全之间，他选择了扩张。他的生活使他确信他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问题”，无论公众如何喧嚷。
到了特定时刻，原本一直帮助扎克伯格向上走的思维习惯将调头阻挡他的前进。为了避免进一步危机，他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如今是和平的守护者，而非改革者。Facebook在传播意见上的巨大力量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险。无论喜欢与否，扎克伯格都是那个守门人。对于Facebook来说，那个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允许亡羊补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样的成本太高，理想主义并不能有效防止疏忽。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扎克伯格的产品”——早年他是这么称呼Facebook的——才刚刚步入正轨。扎克伯格还未到35岁，他那缔造了自己王国的野心当然也可以用来支持他的公司、他的国家和他的名字。现在的问题不是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治好Facebook，而是他是否愿意这么做；他是否愿意把那些人开除——就像当年他执意向移动端转型时一样——如果那些人不能给他带来阻止缅甸暴力事件的想法的话，或者保护隐私、或缓解社交媒体危害等的办法。多年以前，他成功过，让Facebook家喻户晓。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挑战是，让Facebook变好。(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