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补齐监管短板方面，监管机构提出要“远近兼顾、标本兼治”，既坚持不懈治理市场乱象、遏制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又注重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方法，做到五个“相结合”，即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相结合、定量检测与定性判断相结合、前瞻预判与持续防控相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
“下大力气补齐监管短板十分必要，但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同时考虑几点现实约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伟表示，第一，监管成本的约束。监管能够带来收益，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但同时，从全社会角度看，监管也是有成本的，包括监管者的成本，也包括被监管者的成本。
第二，路径依赖的约束。目前，保险业不是从零开始，之前的行业发展、监管方式已经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监管要正视路径依赖，注意把控节奏，寻找达到监管目的的最佳举措。
第三，监管能力的约束。在当今经济、社会、科技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完全通过政府监管消除风险是不可能完成的。政府监管总是有其滞后性，对于难以监管的风险，要通过信息披露、市场约束、社会监督等机制来综合应对。
助实体
包含多种可行路径
中国银保监会于年初召开2019年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强调，服务好实体经济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根本举措，保险业必须从大局出发，按照“六稳”要求，坚决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妥善处理防风险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
如何提高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9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提出，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可行路径。
第一，通过对供给端三大产业的“风险保障”来促进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生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第二，通过对需求端居民和企业的“风险保障”来促进消费，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比如，通过居民养老健康保险、住宅地震保险等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加消费支出；通过企业保险等解除企业后顾之忧，增加投资支出；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等，增加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扩开放
应当遵循“三个有利于”
按照“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作出相应修改，为保险业对外开放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关于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意义，郑伟表示，应当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宏观层面，是否有利于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中观层面，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微观层面，是否有利于改善保险消费者的福利。如果一项保险业对外开放政策符合以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应当支持，而不必过于计较“放宽市场准入”的局部或一时的得失。
整体来看，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落地为外资人身保险公司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预测，未来外资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将极大提升，因中外股东经营理念分歧和专业背景差异导致的公司治理僵局将得到缓解，外资人身保险公司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市场份额较小的局面也有望得到改善。
对于全行业而言，外资人身保险公司稳健的经营理念、优质的产品服务、先进的精算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将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增强人身保险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