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统一大市场：概念、特征与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指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形成了规则统一、竞争充分、高度开放、运行有序的基本格局，具有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灵活和环境优化等内在性质，可以依托它顺利地实现国内外经济循环和扩大再生产。
其中，规模巨大，是指市场容量具有超大规模的优势，可以依托于其实现经济目标。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等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但这只是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必要条件，真正形成超大规模市场，还必须具备人均收入不断增长并达到一定阈值的条件。结构完整，是指市场的门类齐全，不仅要有完善的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要有要素市场，由此实现资源、商品和要素的最优联动配置。功能强大，是指市场不仅具有高效率的信号传递功能，还要有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激励功能，以及有利于社会稳健发展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机制灵活，是指市场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可以实现双向调节，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和灵活地调节供求关系，而且供求关系也可以反过来反映和调节价格关系。环境优化，是指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企业降低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国内统一大市场具有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四大特征。其中，统一性是指市场的非分割、整体性特征；开放性是指市场的非封闭、与外界可交换能量的特征；竞争性是指市场的非垄断性、公平交易的特征；而有序性则是指市场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稳定性、规则性、重复性和因果关联性。
统一性的反面是分割性。它表现为资源和要素的流动被某种力量或势力阻碍，市场关联性弱，经济效率差。导致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前者如气候、地理地貌特征等，后者如行政权力和企业市场势力等垄断因素。前者主要构成市场运行中的物流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后者则构成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主要是由制度性摩擦引起的。前者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措施来缓和或解决，后者则需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尤其是要通过竞争法来限制各种垄断行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流动的障碍因素和摩擦成本，可以衡量国内市场的统一性程度和水平。其中，“一价定律”的衡量方法最为简单。在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内，各地区间通常不可能存在除必要流通成本差异之外的价格差异；反过来，商品或要素在国内各行业、各地区间自由地、无障碍地流通和流动，必将降低地区间的价格差异。因此，同一种商品或要素的地区间价格差异，可以被用来衡量市场的统一性程度，同类商品和要素的地区间价格差异越小，说明该类市场的摩擦程度越小，市场的统一性或一体化的程度越高。
开放性的反面是封闭性。封闭性是指系统与作为环境的其他系统不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只有与其他系统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从外部获得的能量大于系统内部消耗散失的能量，系统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向有序地不断优化和动态发展。因此，市场体系的对外开放，是系统的生命活力所在。尽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不是以利用内需为由反对市场开放，而是要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对外循环，以国内市场潜力、吸引力为全球经济创造新机遇、新动力和新市场。总的来说，现在的中国市场不是对外开放不足，而是对内开放不足，尤其是对民营经济和公民开放不足。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意味着中国不仅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而且要进一步实行高水平的对内开放。
竞争性的反面是垄断性。垄断性是指买卖双方在一种市场势力不对等的状态下进行交易，只有一家或者少数买方或者卖方。它有三种表现形态：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其中，自然垄断出现在具有网络性经营特点的行业，如电网、自来水、煤气管道等。这些行业由一个厂商来生产全行业产品，其总成本比由多个厂商生产的总成本低，因此独家生产比多家竞争更有效率。经济垄断是指企业依靠技术、专利以及经营策略等取得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需要反对，而是需要鼓励，因为它往往是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产物。经济垄断只有当它对市场公平性构成威胁时，才需要用竞争法管制。行政垄断是指采用或借助于行政力量实现的市场垄断，包括地区封锁、地方保护、设立行政性垄断公司、政府限定交易等。中国市场现在的状况是行政垄断与企业经济垄断叠加，而且行政垄断的痼疾难除。
有序性的反面是无序性。无序性是指具有无法重复实验，或重复试验后无法得出相同结果，或无法运用科学手段找到规律性原理的现象或特征，表现为不稳定性、不规则性、随机性和彼此间的无关性。人类对市场经济的理性认知，在于认为市场运行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性，由此构成市场经济的本质。人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周期规律等，就可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政府干预，从而实现市场的有序运行。目前中国市场运行的现实问题，不是呈现为无序性和混乱性，而是管制过多、政府职能错位等导致的低水准的有序性。
目前，中国建设具有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特征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其作用主要体现为：
(1）重塑大国竞争优势。大国优势的形成，主要在于因其“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与分工优势。著名的斯密定理认为，市场的规模与分工的发展相互决定、互为因果。以国内统一大市场重塑地区分工格局，能够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提升全球竞争优势。然而，由于存在市场分割效应，长期以来中国虽然是超大规模国家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无法享受到超大规模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竞争优势。因此，促成将中国地区分散狭窄的市场聚合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释放大国发展的潜力和规模红利，获取大国内部的知识溢出和知识创新效应，进而对世界经济成长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以及经济运行趋势。
(2）构建新发展格局。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表1显示，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偏高，远远高于各类国家平均水平，超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以政府财政作为保证的大规模投资是难以持续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外部需求明显回落，外贸依存度已低于各类国家的平均水平。进一步地，从消费率看，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偏低，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略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形成内需经济的稳增长，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表12010—2019年中国与各类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家庭消费率和外贸依存度（单位：%）
现在看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充分发掘内、外两个大市场规模经济效益的潜力，推动以利用他国市场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模式，转变为利用内需为主的“主场”经济全球化模式，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
(3）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过去中国依托于“客场”经济全球化模式下的出口国际代工，迅速发展成为“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但难以避免地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越来越倾向加大对中国实施封锁、围堵、打压和遏制的力度，使中国部分核心技术缺失的产业领域面临诸多“卡脖子”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趋势，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内向化发展，致使全球产业链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脱钩与断裂。
实施基于内需的“主场”经济全球化战略，是未来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如果说过去低价优质的生产要素是比较优势，那么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可以据此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促进基础产业的创新发展，建立门类齐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培育本土企业的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高效运转，进而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4）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衡，不仅表现为收入不平等，还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人民福利以及经济长期增长。2018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立足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使区域经济发展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由分化转向一元化，是新时代中国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主题。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市场整合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增进国民福利，实现社会和谐。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前提下，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区域将获得生产和出口的优势，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本地市场效应或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在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下，这一优势得以持续强化，其结果就会表现为地区间差距的扩大。从这一角度讲，摒弃本地思维，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发挥市场整合的地区经济趋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