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正在从高速度增长不断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短期经济运行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和不稳定，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将出现十大趋势性变化，这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未来前景。
一、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从2014年至2018年间，按照需求支出法计算，在固定资本形成、最终消费支出和货物服务净出口这3大需求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而且，对某几种消费品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虽然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整个最终消费增长（含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二、消费结构高级化：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2017年食品消费支出在城镇居民总支出中只占28%左右，在农村居民总支出中也只占32%左右，消费支出增长愈来愈转向别的消费领域。
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一直保持更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这些服务消费十分活跃。根据国家商务部信息，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2018年服务消费比重达到49.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同时这也解释了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从国际上看，2018年美国服务消费占比达到68.9%，其他发达国家依次是日本59.4%，英国58%，法国54%，德国52%。中国占比49.5%，已经接近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
三、生产消费升级：生产投入品科技化、数据化
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并开辟了网络市场新领域
数字经济和网络市场新领域的开辟，对现代经济学和统计学形成了新的挑战，短期经济运行统计中提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居民消费的全貌；数据投入要素也还未进入PPI价格指数统计；固定资本形成或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容纳网络领域的生产投资和生产工具的投资；网络市场的直接交换价值量和消费价值量也未能进入现行统计体系；现代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概念已经容纳不了、覆盖不了新时代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总产出的创造。过分看重GDP的0.1个或0.2个百分点的增减，会使我们陷入观察经济形势的误区。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11月18日APEC会议上都强调，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是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改变工业经济结构
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近年来，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传统经济动能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6.6个百分点。
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探索正形成4类典型应用模式。一是提高制造效率，二是优化生产工艺，三是优化供应链管理效率，四是提高售后运维价值。在技术应用深化的同时，资本投入耦合也日益加强。在技术突破和应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已走出实验室，加速向产业各个领域渗透，产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仅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就达到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同时，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机器人、无人机、金融、医疗、安防、自动驾驶、搜索、教育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中，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等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从对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转变为更多地对公平、环境以及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城市，发展不充分是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不优。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只能导致不足或不优，因此部分公共品供给也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要让消费者有选择，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
例如：教育、医疗领域，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规范市场。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我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当然，部分公共品供给所形成的特殊产业应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它带有普惠性特征，但也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七、经济集聚在湾区和城市群中形成资源配置规模效应
在一批中心城市建设的同时，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将崛起，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
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塑造新分工、扩大新交换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在现在和未来，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发展的趋势将是：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物理化学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这不仅为各种劳动力要素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空间，而且形成了更细化、更精巧的专业分工关系，城乡和区域交换关系的内容更多样、发展空间也更大。
同时，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为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创造了新的基础和条件。
九、乡村振兴出现新契机
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没有变，对外开放的步骤更坚实。中国应对挑战的基本战略是，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展自己并战胜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已经设立了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更开放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并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同时为全国的深化改革探索新的路径，复制和推广新的经验，与世界各国汇聚新的利益共同点，这将成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的新枢纽。
2018年中国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服务贸易第二的地位。从2013年开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已经突破千亿美元，2018年稳定在1200亿美元左右，海外投资存量达到19295亿美元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外投资额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把中国香港计算在内，则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已经难以隔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企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脱钩，是痴心妄想。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建设和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合理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投资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