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体大规模”是我国肉牛牦牛生产经营主体的主要存在形式和产业形态，也是保障现阶段我国牛肉供给和从业民生而自然选择的基本产业形式。
肉牛牦牛产业本年度有4个特点：
第一，养殖场（户）的退出数多于新入数，单位场（户）存栏头数的增加维持了存栏头数的基本稳定。规模化以“盈利能力”为度量衡，向理性、适度方向调整。各种病症的发病频度、广度、强度以及持续度，与活牛交易和运输的活跃度以及单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和程度高度吻合。
第二，提高母牛的质和量、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是化解国产牛肉供不应求矛盾的根本，这一产业共识得到活牛交易和牛肉消费两个市场在价格上的逻辑认同。为此本年度围绕扩增“肉牛牦牛产业金字塔”的基座围度、塔体高度以及塔身强度，政策措施、生产经营、金融投资、消费市场四方互动频繁。
第三，消费结构变化和新业态形成以及运输、质保、支付和诚信系统的立体覆盖，促使屠宰加工与销售的产业结构和商业逻辑进行“淘汰性”升级调整。其中，以“共享牛（胴体）资源”、产品即为终端商品、“无库存热、冷、冻预制包鲜到厨房、直接烹饪、开包入口”为标志的新模式，催生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牛肉直销体验厂（店、馆）。这些“直销据点”直接联手育肥业者与消费大小受众，以“万溪漫灌、冲刷浸泡”的态势弥补着屠宰、加工业传统结构缺失的功能。
第四，“微利”和“挑战”成为产业年度关键词。在牛肉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成本的飙升（生产全程、环保、疫病新病多点频发、水涝雪灾、“新冠”防控、牛群迁徙损失等）和进口牛肉的价格挤压，严重压缩了产业收益空间，产业整体的经济效益可用微利概括。
产业局部链点之上有较多企业和养殖场（户）退出，还有更多企业和养殖场（户）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牛群迁徙损失是指以北、西部产区为起点、以南部产区为终点，同时在北、西部产区之间进行的牛群商业性大流通所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多次转卖造成的存栏头数虚多以及据此引起的包括政策与投资及其方向在内的各种误判、体重降低和流产、运输和异地环境应激导致的死淘、防治用药量增加、迁徙中传播散布的病原体对其他动物造成的威胁与次生的损失等等。
激发广大养殖场（户）的养牛积极性、激活用好沉睡的设施设备资源以及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避免牛群迁徙的深层次成本，从此成为产业挑战。
1.2.1.“母牛产业大，则肉牛产业强”、“加工销售能力强，则品牌优势强、拉动产业前端能力强”。各产区普遍沿产业链加大了政策措施的力度、覆盖度、关联度和可持续度。
吉林省因地制宜出台了系列先进政策和措施。其中，不设头数规模门槛的“活牛贷”（以牛贷牛）政策，颠覆了“家财万贯带毛不算”的历史财产观；另一项专门服务于肉牛养殖户的“线上纯信用融资”政策，以“秒批秒贷、随用随批随还”的乡土语言推广，以“极速贷、流水贷”的方式，开创了“雪中送炭、帮小扶弱”、“政银保担一体化”的金融养牛先河。
1.2.2.各产区的交易市场和肉牛经纪人常年处于活跃状态，同时交易市场的数量在养牛优势区域或新生地区有所增加。
市场需求还催生了融兽医医疗保障、肉牛饲养管理和现代通讯等技术手段于一体的新型交易方式。即，新型交易商家将交易平台分解为“两点一线”，依靠技术负责交易全程的质量，甚至继续介入之后的养殖和生产过程，其盈利工具是诚信、技术、给买卖双方节约的交易成本和中介费用等。所设置的“两点”是视需要灵活选定的购牛备运场点和运达目的地的牛缓冲调理场点，“一线”则是买卖双方在线上的无时限交易。
1.2.3.各产区实践中凝练出的“藏牛于户、山繁川育、边繁边育”，“牧繁农育”，“农繁农育”，“北繁南育”，“就近屠宰、就近销售”，“集中屠宰、分散加工、线上直销”等产业模式，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抗逆性。这些模式反映出以下几个产业特征：
①产区之间形成的产业协同，建立在市场经济规则之上，从而维持了产业整体的稳定。产区之内，非市场力量对产业的正、负面影响因地而异。
②“产业优势溢价效应”（鱼骨鱼刺效应）多见于肉牛产业基础强、规模大、发展快、名气大的产区或地区。特点是，政策措施覆盖度和配套度长期、连续、精准到位，除此之外，在鱼脊骨（牛种供应、母牛养殖、育肥牛生产、屠宰与加工销售）与鱼刺（草料收储运保障、繁殖扩繁保障、建材供应、机械设备零部件供应与维修、兽医兽药疫苗保障服务等、粪污处理、交易市场（店）、旅游餐饮、特色小吃等）的横竖两个方向，都有“人”（从业人口）对产业进行密无缝隙的组织化和社会化分工协作。每一根“鱼刺”都是一个产业，多根功能各异、大小不同的“鱼刺产业”，支撑着以牛和肉为“鱼脊骨”的肉牛产业。
具有“产业优势溢价效应”的地区或产区，更易培育公共品牌、企业（场、个人）品牌、牛种品牌、牛肉品牌。
③育肥牛与基础母牛的产业属性明显不同、特点各异却相辅相成。现阶段母牛增栏增效的主流模式是依靠农户或家庭规模养殖的模式。母牛兼养育肥牛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母牛和育肥牛存栏的头数规模比例（规模化程度）不一而足，因地区、因资源（财力，人力，草料和土地、环境的支撑与消纳能力等）、因经营能力而异。“适度规模”一词由此而出。
1.2.4.各产区牛场建设高潮不断，其中，设计的饲养规模越大，越重视场舍建设和设施设备投资，并且大都是闲置率很高的过度投资。中小个体养殖场则以实用和经济回报性为原则建设牛场和选购设施设备，成为“适度规模”的执行主体。各产区普遍提高了机械设备在饲料收储运和加工、饲养与管理、粪尿收集与加工处理等关键节点上的使用率。
1.2.5.在特殊产区，有以母牛为生产基础，以小牛和育肥牛、甚至以牛肉和连锁餐饮为盈利工具的单场大规模复合型经营企业存在。这些企业数量不多，单场能繁母牛存栏头数不超过1万头，单场整群存栏（母牛、小牛、育肥牛之和）在3万头以内，除了具有优厚的放牧资源或极为廉价且稳定的粗饲料资源以及得心应手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外，还具有强干的专业化系统技术队伍和商业化系统运营能力。此外还有其他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支撑以及政策支持。
1.3.1.效益
2021年牛价继2020年价位之后在下半年小幅下降，全年维持温和波动趋稳。由于产业成本涨幅较大以及牛肉价格相对稳定，收益空间被严重挤压，产业整体净收益较2020年度降幅较大，处于微利状态。
下半年牛价跌幅在犊牛与架子牛为1500～4500元/头，能繁母牛为2000～8500元/头，肥牛为1.0～2.5元/kg。跌幅因产地、牛种、品系、体重大小、杂交代数、牛的用途、体型外貌、营养状况、饲养方式、免疫效果以及交易时节等有很大变化。
过度布局、急于上马获利、争夺政策红利的行外大规模投资者，在投资上马初期广聚牛源短期形成大规模，在推动全国牛群大迁徙的同时，造成了活牛交易价格的虚高，在上马之后不久，在母牛养殖和育肥两个生产阶段，出现了大面积重度亏损，有的挂着“规模母牛”、“标准化场”、“育种场”等招牌，行“倒买倒卖”之实来艰难求生，有的难以为继忍饥休眠半休眠或者忍痛退群。这是近期全国多地出现育肥牛滞销、积压、抛售以及母牛和小牛价格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叠加季节性波动的产业冲击波，有望在2022年第二季度以后得到缓解。
“双循环”下的牛肉市场在消费结构升级、各种成本剧增、其他肉类价格跌宕起伏、进口牛肉量增加且价格挤压的大背景下，用基本稳定甚至微涨的价格给肉牛牦牛产业提振了生产信心，同时对肉牛牦牛产业的增产增效给出了两个变量，一个是品质与特色化的增量，一个是刚性增量。
1.3.2.安全
牛结节性皮肤病、布病、支原体肺炎和犊牛下痢症是本年度发病率高且区域广的顽疾，赤羽病(Akabanedisease）是本年度北部产区突发多发的、严重影响繁殖成活率和母牛健康的传染病。由于赤羽病的病畜和带毒动物是主要传染源，吸血昆虫是传播媒介，因此在“活牛大迁徙”轨迹所覆盖的地区和产区，需要提早评估该病的潜在威胁，做好防治预案。多年频发的各种牛病引起的死淘和防治医药成本以及社会动员成本，成为了肉牛牦牛产业的沉重负担，更对生物安全和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制造、使用禁用药物和添加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牛肉等获取暴利的现象仍有存在，威胁着食品安全和社会消费心理，同时挑战着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1.4.1.遗传育种繁殖领域
2021年拥有肉用公牛的种公牛站35家，肉用采精种公牛存栏2735头，涵盖44个品种，生产冻精3500万剂左右，产值在4亿元。冻精生产主体为西门塔尔、利木赞、夏洛莱和安格斯等品种。现有核心育种场42家，存栏16590头优质种牛，有涵盖地方品种、引进品种、培育品种的肉牛及水牛和牦牛等共计29个品种。
在遗传育种与繁殖方面，以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技术推广站和人工授精站为主体的繁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遗传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发现了帕米尔牦牛、查吾拉牦牛、江城黄牛新资源，审定通过了“华西牛”专门化肉牛新品种；“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良性循环模式在夷陵牛、文山牛、无棣黑牛等地方黄牛品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三次全国牛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已获得了河北、吉林、山东、上海、重庆等12个省市部分牛种质资源品种状况、群体数量和区域分布的最新数据资料。在调查遗传资源的同时，启动了牛种质资源分子身份证的构建，为我国牛遗传资源保护效果评估，品种审定、鉴定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正式发布，有力推动了核心育种场、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后裔测定等育种基础性建设；肉牛遗传评估技术体系、数据传输系统建设日臻完善，有力推进了联合育种；肉牛全基因组选择指数及技术平台在种公牛和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得到有力推广与应用。国内肉牛核心种群供种率提高至35%左右，进口种质有所下降；胚胎移植等生物技术生产的种公牛比例有所增加。
1.4.2.饲料营养领域
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65%以上，因此降低饲料成本、提高饲料效率既是养殖阶段的永久目标，还是决定养殖规模与盈利能力关系的首要因素。“粮改饲”与“减量替代玉米豆粕实施意见”，进一步促进了节本增效。母牛的产业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围产期营养与饲养管理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构建了以国家肉牛牦牛体系为技术支撑的“一母多胎”繁殖营养调控与饲养管理技术体系。
基于全程营养调控和因地制宜的研制饲养模式的技术研发思路，形成了以夷陵黄牛等为代表的地方黄牛特色化生产技术体系。不同代次西门塔尔牛育肥技术正在研发，适合中国国情的安格斯牛生产技术模式正在快速研发。高原牧区牦牛母带犊有效补饲技术、半农半牧区牦牛季节性舍饲错峰出栏技术、低海拔农区牦牛异地舍饲育肥技术持续推广。
1.4.3.疫病防治与控制领域
牛口蹄疫O型病毒样颗粒疫苗（一类）等三个牛病疫苗、A型口蹄疫病毒抗体胶体金检测试纸条产品等三个诊断制品和白头翁皂苷提取物等三种药物获新兽药注册。然而，危害严重的牛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牛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牛腹泻综合征等）在防控技术上的缺陷仍未完全解决。多病原混合感染普遍，因缺乏多联快检、联防联控疫苗和药物，临床防治效果差。同时，牛场、养殖区、屠宰和贸易区的生物安全技术措施不完善促进了病原体随贸易传播。
1.4.4.屠宰加工与品控领域
屠宰加工作为产业链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其产业形式趋于集群化、规范化、品牌化，重视安全、低耗、高效、环保、低碳、智能等技术创新与应用。
为满足感官区别“冻变鲜”牛肉的市场需求，基于红外光谱检测模型建立了冻融肉与冷鲜肉的快速鉴定技术方法。研发企业级沙门氏菌风险评估技术，可望进一步提升牛肉及其制品的安全性。修订的“鲜冻牛肉分割”标准有望助推牛肉加工工艺和产品的特色化、规范化、品牌化升级。肉牦牛屠宰过程中有机酸等减菌、牛肉干法与高压静电场成熟、微冻贮藏、真空贴体货架展示等新技术研发与应用已将国产煎、烤牛肉等中央厨房类产品的鲜、嫩、香度等，提升到同于或优于同类电商与网销进口产品水平。
我国在皮、骨、肝、心、胃、肺、头、蹄等牛副产物的美食化上，不论烹饪方式方法还是调料调味，都有悠久的文化与技艺传承，创新技术提升牛副产物的附加值，是我国与国外同行竞争生存、决胜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研发的牛皮脱毛去腥、脱脂提胶、凝胶复配、灌装杀菌等工艺，使产品细腻透明、易咀嚼、可降解胶原蛋白含量高、耐储藏且开封即食。研发的腌制酱卤、多元效应呈味、低温浓缩、复热保真等技术，则解决了牛骨、肝、胃肠等加工损耗高、质量不稳定、产品同质化、附加值及利用率低等问题。自加热即食牛杂包、调理牛肝排等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食用方便、货架期长的新产品已进入市场。
1.4.5.设施设备与环境控制领域
随着适度规模养牛场数量的增加，散栏饲养方式的推广，使用机械设备提高效率将成为必然。因此，应加快研发适合适度规模农场的中小型青饲料收获机、中小型裹包青贮机及中小型TMR等设备。自动称重、保定、分群等集中处理设施设备，在规模牛场受到青睐。智能养牛设备处于探索阶段。牦牛产区随着舍饲技术的普及，畜群结构不断优化、农牧联动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更清晰。种养结合的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模式继续完善，同时更加重视处理过程中环境危害关键因子的控制与消除。
地方政府在养牛保险、产业扶贫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结合各地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各类补贴和支持政策，对肉牛牦牛养殖户和企业增收，以及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吉林省在出台《吉林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十条政策措施》与《关于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见》两大指导性文件的基础上，动员省直19个部门，出台了76项具体措施，对建设畜牧强省做出全面部署。例如，设立肉牛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肉牛大县加快发展，支持基础母牛扩群增量、支持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支持肉牛规模养殖场、养殖园区和屠宰加工厂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肉牛精深加工和品牌创建，支持肉牛保险和融资创新，提升机械化水平，支持秸秆饲料化利用，做好肉牛养殖项目指导服务。成立高校现代肉牛产业学院建设协作体，明确高校服务肉牛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邮储银行吉林省分行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研发“乡村振兴邮储兴牧”项目，发布“邮牛易贷”系列产品，立足吉林省肉牛“小规模、大群体、多层次”的基本特征，大力推广“银村”“银政”“银担”“银企”“邮银”“极速贷”“流水贷”“活体抵押”八大模式，实现了“一户一策”、“一头也贷、一天也贷”，让肉牛养殖户享受贷款“不求人、不出门”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正在精准研发研制政策，全方位、全链条支持肉牛产业振兴，加快吉林省肉牛产业集群建设进程。
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了《肉牛和滩羊产业实施方案》、《自治区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行动方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出台了《锡林郭勒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扶持办法（2021-2023年）》。云南省临沧市出台了《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我国牛肉消费量的稳定和增加，是持续推动肉牛牦牛产业发展的动力。在货币流动性充裕和政策继续发力支持草食家畜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2022年将经过上半年的缓冲调整，于下半年逐步进入稳中向旺状态。牛肉市场的消费热情和“新冠感染疫情”状况，直接影响向旺程度。
需要冷静认识的是，第一，230多万吨的进口牛肉量和稳定的国内牛肉价格，表明我国消费市场对牛肉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和能力；第二，再增幅的22万吨进口牛肉，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作是“双循环市场”对肉牛牦牛产业连续释放的又一次信号，即，优选时代的买者市场，需要供给侧和生产侧提供满足消费体验感的产品和服务。第三，牛肉进口量并不等同于现状下国产牛肉的增量空间。甚至可以理解为，在“双循环市场”里，我国的肉牛牦牛产业只有调整结构、升级理念、改进生产方式、扬长避短，才有可能与230多万吨的国外同行产品展开主场竞争，单纯据此数据作为发展、投资的依据具有风险。
紧盯市场消费结构和经济逻辑的变化，调整结构、创新思路、辟新途径、拥抱产业基础（母牛及其养殖主体）、突出产品的差异化和特色化、创新产业模式，是2022年存栏与牛肉产量小步快走的主基调。
全国肉牛总的品种格局变化不大，依然是杂交群体为主（约占79%），地方黄牛、牦牛、水牛为辅（约占21%）的生产结构。杂交群体中，存栏量依次是西门塔尔牛、夏洛莱、利木赞、安格斯及其他进口品种与我国黄牛的杂交后代，其中西门塔尔牛杂交牛为主体。引进的纯种安格斯母牛群体继续扩大、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我国地方牛品种在政策强有力引导下，夷陵牛、文山牛、无棣黑牛等地方品种打开了资源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开发与创新相融合的新格局；秦川肉牛、利鲁牛、无角夏南牛、延和牛、肉用褐牛等肉牛新品种培育工作持续推进，有力促进了地方区域性特色肉牛产业发展。
重点围绕低成本饲草料资源提质增效开发利用，提高母牛良繁良育，肉牛牦牛养殖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促进肉牛牦牛养殖向开源节流、节能减耗、节本增效发展，推动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发展种养结合，降低养殖成本和助力“双碳”目标发展。
持续推进肉牛各阶段饲养的精准化和产业技术的集成度提高。从技术层面继续支撑肉牛牦牛饲料转化率和牛肉品质的不断提高。牦牛养殖区域更加重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高原牧区牦牛繁育和架子牛基地功能将进一步凸显。牦牛育肥生产将向饲草料更丰富的农牧交错带和低海拔农区转移，半农半牧区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和低海拔农区牦牛舍饲高效饲养模式将继续扩大。
基于禁抗以及疫情管控等的影响，饲草料供给成本、后端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和牛源成本等仍将处于一定的高位，适度规模养殖场比例持续提升，基于重视产业前端和产品市场终端的全产业链盈利模式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对牛病生物安全综合防控和重大疫病净化的认识将有所提高，更加重视疫病预警、风险因子评估和主动预防。牛病防控技术研发方面，在解决重要短缺产品、提高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多联多价疫苗、多联快检及现场诊断、群体简便用药、广谱低毒高效药物等的研发将开始引领潮头。与此同时，受“纵使疾病千种、只求健康一种”的产业需求牵引，现有技术集成和综合应用示范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
牛肉市场除了继续档次分化，还将向产品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分化。安全、特色、差异、方便、多样、营养的牛肉预制菜品等中央厨房产品，将在线上线下迅速回应新的消费需求。
应用冰温、凉鲜保鲜技术生产高质“冷鲜肉”、“凉鲜肉”的同时，提升终端产品便捷度、注意降低冷却和分割等过程中的损耗，是增强屠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二出路。
中央厨房的功能将进一步增强，“即烹”、“即热”、“即食”式牛肉预制菜品，将是未来牛肉生产和市场拓展的首选产品形式。“集中屠宰、质量追溯、加工分销、冷链配送、品牌经营”的市场逻辑，将促进屠宰企业携同养殖企业和家庭规模农场相互依存、协同发展。
肉牛养殖标准化和规模化进程将会不断加快，由传统拴系饲养模式继续向散栏饲养模式过渡。围栏养殖范围会逐步扩大，肉牛养殖设备品类逐步增加、质量水平不断提高。肉牛智能养殖研发力度加大，养殖设备与信息技术不断融合，提升肉牛产业水平。牦牛牧繁农育散栏式围栏场育肥模式加速推进，舍饲配套设施设备不断完善。有机肥增值、农牧良性循环将是肉牛场环保措施的主渠道。
地方政府将结合肉牛牦牛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继续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标准的支持补贴政策，以提高养殖户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稳定肉牛牦牛产业发展。
2021年，在“新冠”疫情、水灾雪灾连发、能源涨价、生产成本上涨、其他肉类价格波动、进口牛肉量价挤压等不利因素下，我国肉牛牦牛产业保持全年稳定状态已属不易。这说明我国肉牛牦牛产业具有强大的抗压抗逆能力和结构逻辑以及缓冲免疫机制，值得各方从不同角度来总结、指导实践。
在对2021年肉牛牦牛产业运行收益是增是减的判断上存在争议。如何认识这两种不同的判断，需要结合本年度甚至近年来产业运行的品质，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评估。
首先，在正的方面有4个巨大贡献：一是，我国牛肉市场多年来持续、稳定的消费需求；二是，产业关联的生产主体和从业主体坚韧不拔的努力；三是，以非市场力量主导为动能的各种投资稳健增长，特别是行外投资的提速增量；四是，产业关联的科技生产力。
基于以上正反方面的分析，建议推动肉牛牦牛产业发展的同时，完善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政策创新，让非市场力量与市场力量形成合力；二是，平衡支持产业链前端的养殖、中端的加工和后端的销售条件能力建设；三是，尤其对产业链前端的发展支持，需要让更多弱势主体和民众普惠性享受发展红利，扩大筑牢“产业金字塔”的根基。四是，戒急戒躁，重点支持辅助培育本地企业，打造产业“鱼骨鱼刺功能群”，从而培育“产区优势溢价效应”，这是诞生品牌的土壤。
充分认识掌握肉牛产业特性，摸清实际情况，优化补贴政策，支持顶层设计，扩大补贴覆盖范围，继续加大补贴力度。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调整补贴重点方向，优化补贴方式。通过完善肉牛养殖政策支持体系，提高政策支持力度，调动和提高肉牛养殖户、家庭牧场、养殖合作社、龙头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千方百计增加存栏量和牛肉供给量。
3.2.1.持续推进母牛养殖大县扶持计划
尤其是地方黄牛和牦牛品种资源，处于“世上独一无二，却是小户千金”、“新品种淹不死、大市场拉不上岸”的状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策略路径和方式方法，变成了“卡脑子”问题。因此，在此政策之内需要单独分出政策和措施板块，更有力、更普惠、更接地气、量体裁衣地去推动本地品种的特色产业化发展。
3.2.2.改“牛羊”调出大县为“牛羊肉”调出大县，政策诱导产业结构调整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实施多年，不但对保供给、促生产、稳产业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着指向作用。《非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于2020年发布实施后，对抑制“非瘟”的传播和发生效果显著，其中有关“活猪”运输和管理的手法和策略，还优化了活猪“就地就近变肉”的产业结构。2021年发布的《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前瞻性地促进了“运活畜”向“运肉”的转变。
“牛结节性皮肤病”是2021年在口蹄疫、布病、牛呼吸系统综合征和消化系统综合征以及运输应激综合征之上，大面积、多频次爆发的严重传染病。“赤羽病”则是2021年下半年在北方多发的严重危害犊牛繁殖成活率和母牛繁殖性能的恶性传染病。这些传染病给生物安全和产业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和损失，阻断其传播途径是净化手段之一。
不论政策基础完备度还是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都具备了将“运活畜”改为“运肉”的条件，而完善调整“牛羊”调出大县为“牛羊肉”调出大县的政策，则较为温和且更具可操作性，更具“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性指导与引领效果。
3.2.3.完善金融和保险支持政策
在调控支持上，实行市场保护价政策、牛肉储备政策、牛肉稳定价格制度等；在风险支持上实行政策性保险制度和提供信贷支持等。扩大规模实施贷款贴息贴保计划，为各类经营主体，不论规模大小，提供多层次、立体化、全过程的投融资服务。以农业保险业务为切入点，实施“政银保担”联动支牧，鼓励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开展肉牛政策性保险和养殖圈舍、肉牛活体贷款。鼓励银行通过保险抵押开展肉牛贷款业务，对肉牛养殖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给予贴息。创新畜牧业动产、不动产融资，开展土地经营权和畜禽圈舍产权抵押融资。加快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动物防疫+保险+无害化处理”协同机制。
根据不同肉牛生产区域、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对牛肉产品进行分类分层，将肉牛品牌发展的目标和措施纳入肉牛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大、附加值高、能耗低的产品纳入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品牌肉牛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提升品牌肉牛产业影响力，引导品牌肉牛产业做大做强。全力推进品牌带动战略，支持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自主或联合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对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级著名商标、名牌产品、无公害畜产品、绿色畜产品、有机食品认证的经营主体进行奖励补助。
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特别是在资源普查、核心技术攻关、市场净化整治行动上持续发力。围绕《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重点任务，完善国家肉牛遗传评估中心和品种性能测定中心建设，建立高效智能化数据采集系统。扩建主导品种的育种群与核心群，持续提高供种能力。由国家层面牵头组织，联合各省、市共同制定各省市肉牛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针对各地主导肉牛品种特点，制定长期育种方案，形成系统选育和科学改良全国一盘棋。
构建牛病防控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资金、项目和市场上加大重要牛病净化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屠宰和运输环节的生物安全控制能力。充分利用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优势单位的专家资源，加强行政机构、协会、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纵横沟通与合作，形成助推动物疫病净化的合力，从点和面上提高重要牛病净化水平。
建议科技部、农业农村部对重点品种系统选育和重要牛病净化工程立项，做长期稳定的专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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