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综合案例分析：驾驶套牌车辆撞伤人保险公司可否拒绝赔偿
【案情】
2014年11月，江某驾驶一辆套牌车行至路口时，因车速过快，将骑自行车的陈某撞到，造成两车受损、陈某受伤的交通事故。陈某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花去医疗费四万余元。事发前，江某曾在当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事发后，陈某要求江某及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以江某当时驾驶的车辆悬挂的牌号系套牌，依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十项规定不予理赔为由拒绝赔偿第三者责任保险。
【分歧】
"肇事车辆发生事故时系套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责事由，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车主发生事故时悬挂的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号牌，而是套牌，该行为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十项规定的免责事由。
另一种观点认为，车主发生事故时虽然悬挂的是套牌，但其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及号牌，该行为不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十项规定的免责事由。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免赔事由分析，本案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主要是依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十项规定，即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根据该条规定，机动车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是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二是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至于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是否悬挂核发的号牌不属于该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
第二，从车主未悬挂核发的机动车号牌的行为性质分析，机动车车主未悬挂核发的机动车号牌的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即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可见，车主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应接受的是行政处罚，该套牌车辆发生事故造成他人伤害，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理由。
第三，从机动车保险的目的分析，机动车给人类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因碰撞等意外事故产生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等严重危害。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遭受的意外事故频发，其损失赔偿难以通过自我补偿，机动车投保的目的就在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既能保障受害人得到有效的救济和赔偿，从而维护受害人的权益，也减少车主自身赔偿责任，分散权利人的风险。故保险事故发生时，除存在合法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综上，本案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时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及号牌，车主悬挂套牌不能成为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保险公司应向受害人赔付。
司法考试综合案例分析：诉前单方委托司法鉴定异议方可申请重新鉴定
王某驾驶一辆农用车行驶至村口时，将在此过路的李某撞伤，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在协商赔偿未果的情况下，李某将王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4万元。庭审时，李某拿出一份自己委托某司法鉴定机构为其作出的伤情鉴定，鉴定结论为八级伤残。但保险公司对李某单方委托的伤残鉴定提出异议，认为伤情达不到八级标准，并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经法院组织，双方共同协商选择另一家鉴定机构鉴定。经鉴定，李某的伤残级别为九级。后法院据此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损失7.6万元。
司法考试综合案例分析：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伪造信用卡并使用的罪数认定
吴某、彭某商议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伪造信用卡后使用。吴某联系胡某，让其在酒店工作期间使用由彭某提供的专用工具，窃取在酒店消费客户的信用卡磁条信息并伺机窥探交易密码。胡某共窃取信用卡磁条信息169条，三人利用窃得的信用卡信息资料伪造信用卡52张，并使用5张共套现15.6万元。
本案中，吴某等三人共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169条，伪造信用卡52张，成功使用5张共套现15.6万元。对于该案的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三罪，应当三罪并罚。吴某等三人的行为分别触犯了窃取信用卡信息、伪造金融票证和信用卡诈骗三个罪名，从充分评价角度，应当三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成立牵连犯，应当从一重处。吴某等三人出于信用卡诈骗的目的，采取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并伪造信用卡的方式，其手段行为同时触犯了其他罪名，应当适用牵连犯从一重处的规定，即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同时将其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和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
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两罪，应两罪并罚。如认定吴某等三人的行为属于牵连犯，从一重处即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仅评价了“伪造信用卡52张、使用成功5张及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52条”这一事实，尚有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117条没有得到评价。对吴某等三人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和窃取信用卡信息罪两罪并罚，既做到了对牵连犯从一重处，又充分评价了犯罪行为。
就本案而言，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即成立牵连犯，应从一重处，同时将其他行为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从重处罚。
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套现、消费，已经成为涉信用卡犯罪的重要特征。实践中，因为各种原因，窃取的每一条信用卡信息资料未必都能伪造成信用卡;伪造的信用卡未必都能使用，在使用中未必都能诈骗成功。因此，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部分伪造信用卡并部分使用成功的，属于常态，本案就是适例;而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全部伪造信用卡并全部使用成功的，属于理想状态。无论是常态还是理想状态，即使每种行为都构成犯罪的，均应按照牵连犯处理原则从一重处。
第一，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伪造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牵连犯。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伪造信用卡，伪造信用卡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套现、消费，在三种行为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触犯窃取信用卡信息、伪造金融票证和信用卡诈骗三个罪名，三罪之间系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相牵连的牵连犯。实践中，如无特殊规定，对于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第二，如果对于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全部伪造信用卡并全部使用成功的情形，认定为牵连犯并从一重处，那么对仅有部分伪造信用卡、部分使用成功的情形更应该考虑以牵连犯从一重处。其实，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全部伪造信用卡并全部使用成功的情形，较之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后部分伪造信用卡并部分使用成功的情形，社会危害性更大，对于前者从一重处，对于后者更应该从一重处，否则不符合法理。
第三...
12-12
出国留学网司法考试频道为您整理“2017年司法考试卷四案例：共同抢劫犯罪中加重情节的认定”，希望能帮助考生们牢记重要知识点!
2017年司法考试卷四案例：共同抢劫犯罪中加重情节的认定
裁判要旨
在实施共同盗窃行为时，为抗拒抓捕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拒捕行为，分别持枪和刀威胁抓捕人员，对持其他凶器的共犯亦也应认定具备了“持枪抢劫的”加重处罚情节。
案情
2004年5月29日17时，蒋明汉伙同邓家兴(己判刑)及巴拉(绰号，在逃)携带胶刀窜入海南国营乘坡农场八队31号橡胶林段，为了偷橡胶水割了217株橡胶树，因橡胶水流的比较慢，三人离开橡胶林后又于当晚23时许返回该地收胶水，为防止被抓，邓家兴拿一把火药枪给巴拉，蒋明汉和邓家兴各拿一把砍柴刀。三人在收胶水时被埋伏在该林段的联防队员包围，蒋明汉等三人随即分别持枪和刀威胁抓捕人员说：“谁敢上来便开枪打死和用刀砍死谁。”当联防队员开枪警告蒋明汉等三人时，三人便丢下枪和刀各自逃跑。经鉴定，被偷割的橡胶树价值人民币8510元。2004年6月9日17时许，蒋明汉和邓家兴、巴拉因怀疑蒋成光向国营乘坡农场八队举报他们三人偷割橡胶树，为了报复蒋成光，蒋明汉等三人便持刀窜入蒋成光种植的槟榔园里将46株槟榔树砍掉，经物价部门评估价值人民币1840元。法律教育网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蒋明汉犯抢劫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向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判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蒋明汉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依法应数罪并罚。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蒋明汉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及定性错误，量刑畸重为由向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海南中院审理认为，上诉人蒋明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在行窃中为抗拒抓捕，当场持枪和刀威胁抓捕人员，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上诉人蒋明汉为了泄愤报复而破坏他人生产经营，其行为又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被告人蒋明汉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不存在争议。本案最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问题：
一、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并没有使用枪支，而在抗拒抓捕的过程中使用了枪支，对此能不能视为是“持枪抢劫”
在这一问题上，笔者持肯定态度。首先，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所以将“持枪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就在于该行为侵犯的是多重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对枪支管理的正常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和生命安全。持枪抢劫的最终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转化型抢劫犯罪中，尽管行为人之前并没有使用枪支，但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使用枪支，同样具有“持枪抢劫”所特有的危害性和目的性。如果不以“持枪抢劫”论，则无疑放纵了行为人对国家枪支管理正常秩序的侵犯，也违反了罚当其罪的原则。转化型抢劫犯罪各个阶段的行为具有整体性，就本案而言，被告人蒋明汉为了抗拒抓捕而使用枪支，是与他们先前所实施的盗窃行为相牵连的，使用枪支对抓捕人员进行威胁既是他们为了达到抗拒抓捕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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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司法考试卷四：医疗事故赔偿典型案例
女工李某，30岁，因咽部异物感，伴声音嘶哑、语言不清、吞咽和呼吸困难数月，于1984年8月21日入天津市某医院住院治疗。
李某入院后，经过间接喉镜检查，医生发现她的舌根部有一半球状肿物，约2×2×2厘米大小，使喉入口部变窄。取部分组织分别送外院进行病理活检，一家报告为付节瘤，另一家认为是血管内皮肉瘤。由于这两种瘤均属低度恶习性肿瘤，当时负责治疗的该院卫鼻喉科主任杨教授认为应手术切除肿瘤。在家属签字同意后，于1984年10月10日由杨主任、本院口腔童主任以及天津某医院的陈主任一起顺利地实施了手术。术后将大标本分送两家医院进行病理检查，报告分别是：“舌根部异位结书性甲状腺肿”;以及“甲状腺瘤、来自异位甲状腺部分细胞有异形性变。”术后一个月，李某出现了浑身无力、手足冰凉的症状。经吸碘试验及甲状腺扫描检查，医生考虑为“甲状腺机能低下”，给予服甲状腺素片、支持疗法有对症治疗，1985年1月21日在病情稳定的状况下出院。法律教育网
李某出院后，曾几次出现月经周期紊乱、子宫出血症状，在天津某医院妇产科治疗过。1989年夏，病员及其家属多次找医院交涉，要求院方承担责任，其理由是甲状腺被切除，已丧失甲状腺功能，内分泌紊乱。于此同时，病员及其家属向天津市卫生局提现医疗事故鉴定申请。天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本案进行了鉴定，经分析认为：“为抢救治疗病人行肿物切除得可行的……异位甲状腺临床极为少见，事前难以预料，况术前做治检病理，……加之异痊甲状腺的组织细胞也随之有所变异……”。据此，于10月16日做出了“此例不属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病员不服这一鉴定结论，于1990年2月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起诉。
【处理】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委托天津市卫生局对该案鉴定组织复议。技术鉴定委员会再次进行了讨论，认为“……由于手术造成甲状腺缺如……没有考虑到异位甲状腺的可能性，术前未能做甲状腺扫描、吸碘试验，因此选择了不适当的方式……”。所以，****了鉴定结论，于1990年8月4日做出了“此例定为二级医疗技术事故”的复议结论，基于这一结论。参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其天津市实施细则，判决医院一次性给付李某经济补偿费5000元及手术到判决生效之日的医疗费用。病员对这一判决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的处理较为复杂县城意义重大，特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3月24日做出复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人他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你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此外，法院还带李某到设在上海司法部司法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了鉴定，结论为：“上诉人李某目前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缺如。”距判决最近(1996年7月9日)的医学诊断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并肾上腺上质功能减退。”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除补偿5000元，其他经济损失根据劳动保护的有关...
12-05
2017司法考试案例：交通事故，没有接触就不承担责任
【案情介绍】
石某受伤后，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共支付医疗费6875.9元。宋某的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2015年5月，石某向法院起诉宋某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损失。
庭审中，宋某辩称其所驾车辆与石某没有接触，未发生直接碰撞，石某倒地受伤，与其驾驶轿车行为没有任何关联，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石某则认为，虽然宋某驾驶轿车与电瓶车未发生直接碰撞，但宋某在未保持充足的安全距离情况下右转弯，导致石某采取紧急刹车致受伤，故宋某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案件庭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石某与被告宋某均未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未能确保安全通行，双方的共同违法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应由被告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石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原告主张电瓶车修理费125元，但不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后期治疗费6000元，因该费用尚未产生，数额不确定，故不予支持。原告可于后续治疗费产生后再行起诉。因宋某的轿车购买了保险，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11399.9元，未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故应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原告。
故法院判决：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给原告石某经济损失11399.9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首先，“接触”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只要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在道路交通运行中，机动车对周围的非机动车、行人已经形成高度的危险状态，驾驶机动车的一方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大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在此事故中，原、被告双方的车辆虽然未直接接触，没有违章行为，但并不代表没有过失。原、被告驾驶的都是具有机动性能的交通工具，在驾驶中，均应当谨慎小心，善尽注意义务。
再次，公安部出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然而本案中，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并没有认定。这种情况下，可以充分运用“优者危险负担”理论来解决事故的责任分担问题。“优者危险负担”是指在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以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
2017年司法考试案例：供暖温度不达标怎样取证
一般情况下，因供暖方责任使业主卧室、起居室室内温度未达到供暖合同约定的，应当减收或者退还相应的采暖费。具体减免金额，则需要根据各地区供暖规定或供暖合同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暖管理条例》规定的达标温度18℃为例，多数城市的地方供热条例都规定，当室内温度大于16℃小于18℃时，退费比例为40%;当室内温度大于14℃小于16℃时,退费比例为50%或60%;当室内温度小于14℃时，退费比例为100%。发生因供暖产生的纠纷时，如果当地有地方性规定，则依据规定;如果供用双方另有约定，那么法院将按照约定来进行判决;如果供暖单位与用户没有合同约定，法院将依据实际情况酌情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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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出国留学网司法考试频道为您整理“2017司法考试案例分析：卖亲生子女是否属拐卖儿童”，希望广大考生掌握好重要知识点!
2017司法考试案例分析：卖亲生子女是否属拐卖儿童
被告人曹某，女，1970年3月29日生，汉族，文盲，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某村人，在辛集市某村电缆厂打工。
二被告人系夫妻关系。
辛集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某、曹某犯拐卖儿童罪，于2003年7月17日向辛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经审理查明，2002年4月12日，被告人陈某、曹某将刚出生的女儿卖给辛集市某村的张某，得款2300元。2003年3月31日，被告人陈某、曹某又将刚出生的儿子通过同厂工人苏某介绍卖给宁晋县某村的刘某，得款8800元。法律教育网
辛集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曹某以营利为目的，两出卖不满14周岁子女，情节恶劣，构成拐卖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二被告人两出卖自已不满14周岁子女，获利11100元，情节恶劣，辩护人有关被告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十五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被告人曹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元;二人所得赃款全部予以追缴。判决后，二被告人提起上诉。2003年11月27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问题：
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分歧：
在本案的审理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构成遗弃罪。理由如下：
(1)出卖亲生子女是对有抚养义务的婴儿拒绝抚养的行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而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
(2)出卖亲生子女不具有拐卖儿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的行为，即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以及偷盗婴幼儿的行为。
(3)《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阐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构成拐卖儿童罪。理由如下：
(1)遗弃罪表现形式为消极的不作为;而出卖子女的行为是积极的作为。遗弃罪没有出卖的目的，也不以营利为目的;拐卖儿童罪必须以出卖为目的，且追求营利。
(2)拐卖儿童罪的客观表现行为中的贩卖本意指将儿童当作商品出售以获取非法利益，不单指买来再卖出。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将儿童当作商品进行出售，即构成贩卖行为。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部分：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
评析：
要...
08-04
2016司法考试卷四综合案例分析练习
出国留学网司法考试栏目为考生提供2016司法考试卷四综合案例分析练习试题及答案，欢迎考生前来参考练习，希望对考生卷四综合案例分析考试能有所帮助。
【案例一】
【案情】：甲在2003年10月15日见路边一辆面包车没有上锁，即将车开走，前往A市。行驶途中，行人乙拦车要求搭乘，甲同意。甲见乙提包内有巨额现金，遂起意图财。行驶到某偏僻处时，甲谎称发生故障，请乙下车帮助推车。乙将手提包放在面包车座位上，然后下车。甲乘机发动面包车欲逃。乙察觉出甲的意图后，紧抓住车门不放，被面包车拖行10余米。甲见乙仍不松手并跟着车跑，便加速疾驶，使乙摔倒在地，造成重伤。乙报警后，公安机关根据汽车号牌将甲查获。
讯问过程中，虽有乙的指认并查获赃物，但甲拒不交待。侦查人员丙、丁对此十分气愤，对甲进行殴打，造成甲轻伤。在这种情况下，甲供述了以上犯罪事实，同时还交待了其在B市所犯的以下罪行：2003年6月的一天，甲于某小学放学之际，在校门前拦截了一名一年级男生，将其骗走，随即带该男生到某个体商店，向商店老板购买价值5000余元的高档烟酒。在交款时，甲声称未带够钱，将男生留在商店，回去拿钱交款后再将男生带走。商店老板以为男生是甲的儿子便同意了。甲携带烟酒逃之夭夭。公安机关查明，甲身边确有若干与甲骗来的烟酒名称相同的烟酒，但未能查找到商店老板和男生。
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甲称其认罪口供均系侦查人员丙、丁对他刑讯逼供所致，****了以前所有的有罪供述。经检察人员调查核实，确认了侦查人员丙、丁对甲刑讯逼供的事实。
【答案】：
1.甲开走他人面包车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即使面包车没有锁，但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该车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而非遗忘物。
2.甲对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甲虽然开始打算实施抢夺，但在乙抓住车门不放时，甲加速行驶的行为已经属于暴力行为，因而不是转化型抢劫，而应直接认定为抢劫罪，而且属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3.甲对男生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而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表面上看甲以儿童换取了商品，但这种行为并非属于出卖儿童，商店老板也没有收买儿童的意思。
4.甲对商店老板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5.丙、丁对甲的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
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虽然甲翻供，但对于甲盗窃面包车、抢劫乙的巨额财物的犯罪行为仍可认定，但拐骗儿童罪、诈骗罪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因而不能成立。
7.因拐骗儿童罪、诈骗罪不能认定，甲的特别自首也不成立。
【案例二】
案情：王某与甲公司于2004年2月签订合同，约定王某以40万元向甲公司购买1辆客车，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30万元，余款在2006年2月底前付清，并约定在王某付清全款之前该车所有权仍属甲公司。王某未经其妻同意，以自家住房(婚后购买...
07-15
2016司法考试综合案例分析：使用他人身份证申领借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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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初，甘某得知用他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银行卡再转让可获利，遂携带其妻子陆某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让陆某在车站等待，甘某到厚街以每张身份证50元的价格购买14张他人身份证，然后两人使用其中5张身份证分别到江西省定南县、信奉县、龙南县、全南县以及广东省龙川县、和平县等地的中国农业银行分理处，骗领中国农业银行的借记卡共计19张。两人在广东省东莞市观澜街道观澜大道驻港队部门口等公交车时，因形迹可疑，巡逻民警即要求俩人出示身份证，甘某从其身掏出14张身份证和19张银行卡，而陆某则混入人群中逃跑了。巡逻民警遂将甘某带回公安机关调查，甘某被刑事拘留后，陆某也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经鉴定，陆某所购买的14张身份证的制证技术特征和防伪点符合居民身份证的要求。
【审理】
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甘某和陆某违背他人意愿，使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申领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且数量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甘某和陆某共同实施了违背他人意愿，使用他人身份证申领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甘某购买他人居民身份证后，将居民身份证分发给陆某，分别与陆某到中国农业银行申领借记卡，起到了主要作用，为主犯，应当按照所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陆某实施了到中国农业银行申领借记卡的行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减轻处罚。故判决甘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0元;陆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