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以来，在各国经济治理模式调整下，全球经济发展总体环境有所改善，但北仑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下行，区域金融隐性风险显现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继2011年温州等地企业主涌现“跑路潮”，2012年企业资金链、担保链断裂又呈现成片效应，浙江银行不良贷款率居全国最高后，2013年民营中小企业经营风险继续加剧，“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日益凸显，对企业经营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均造成严重影响。2011年以来，北仑法院受理的企业融资案件居高不下，类型多样，且呈现出关系型借贷涌现，金融掮客现象滋生；融资关系隐蔽性增加，不规范不合法融资行为显现；债权人集中起诉现象突出，融资机构风险加大等新特点.为此，我们以北仑法院近三年来审理的涉企融资案件为样本进行调研，以期从司法层面分析案件背后的经济社会成因，为化解企业融资风险，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金融体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提供司法建议。
一、样本分析：企业融资案件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2011年、2012年、2013年1-11月我院受理的企业融资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案件呈现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案件数量增多，类型更加丰富
近三年来，我院受理的企业融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尤其是2013年以来，受前期紧缩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困境引发的纠纷出现激增，其中2011年受理187件，2012年受理229件，同比增加22.5%，2013年1-11月受理279件，比上年同期增加39.5%，而2011年、2012年、2013年1-11月份受理的商事案件总数分别为2049件，2103件，2535件，受理的诉讼案件总数分别为5942件，7716件，8459件，企业融资案件分别占当年全部商事案件数量的9.1%、10.9%、11.0%，占比呈逐年递增趋势，分别占当年全部诉讼案件数量的3.1%、3.0%、3.3%，占比稳中略有上升。（见图表一）
图表一：2011年-2013年11月我院企业融资案件、商事案件、诉讼案件收案数量（单位：件）
从案件类型上看，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依然是企业融资纠纷的主要案件类型，以255件和270件的总数，占企业融资案件总数的70%左右，2011年此两类案件占比甚至达到全部企业融资案件的80.7%，其中2012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同比增加74.6%，2013年1-11月份金融借款案件同比增加76.7%。2012年受理的229件企业融资案件除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企业间借贷纠纷、追偿权纠纷、典当纠纷五种案件类型外，因新民诉法实施，受理实现担保物权纠纷1件，并在2013年1-11月增加到12件，而2013年受理的279件企业融资案件中，借贷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出现8件名为买卖合同纠纷实为企业间借贷的隐性融资方式。（见图表二、三）
图表二：2011年-2013年11月我院各年企业融资案件类型（单位：件）
图表三：2011年-2013年11月我院企业融资案件类型数量（单位：件）
（二）中小企业为主，企业类型多样
从企业规模来看[1]，对资金需求最迫切的是中小企业，共有548件案件涉及中小企业，其中2011年、2012年、2013年1-11月份分别为148件、191件、209件，涉诉数量增幅明显（见图表四）；大型企业因资金充裕，作为借款方涉诉数量仅为22件，其余125件均作为资金出借方或担保人涉诉，但其中2013年1-11月份大型企业涉诉的就有70件，而上年同期仅35件，增加了100%，主要涉及大型钢贸企业以买卖合同为名进行违规融资之实导致的纠纷。
图表四：2011年-2013年11月涉诉融资企业规模（单位：件）
从涉诉企业所属行业来看，基于北仑特殊的港口区位优势以及模具、机械制造等生产基地较为集中等因素，数量排前三位的行业是机械五金化工制造业、物流行业、商贸进出口，分别为307件、111件、68件，占企业融资案件总数的44.2%、16.0%、9.8%，其次为基建房地产业、家电零售行业、酒店餐饮业等。（见图表五）从单一行业涉案数量看，一旦某个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融资类纠纷会集中爆发，如2013年浙江省农业示范企业老板娘集团资金链断裂便引发38件融资类案件，而2011年、2012年两年酒店餐饮业涉诉融资纠纷仅1件，2013年宁波市家电零售品牌企业国贸家电经营不善歇业后，又导致43件金融借款、向员工民间融资纠纷集中成讼，而此前两年家电零售行业涉诉数量为0。
图表五：2011年-2013年11月涉诉融资企业所属行业
（三）诉讼标的增大，融资渠道集中
从诉讼标的来看，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是企业融资纠纷的主流，其中又以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融资为主，500万元以上的大额融资比例较小，但数量逐年递增。近三年来，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分别为122件、133件、117件，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案件分别为50件、59件、96件，其中2013年1-11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幅高达92%；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数量分别为8件、24件、42件，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数量分别为7件、13件、24件。（见图表六）
图表六：2011年-2013年11月涉诉企业融资金额（单位：件）
图表七：2011年-2013年11月涉诉企业融资渠道（单位：件）
（四）调解撤诉居多，申请执行率较高
从结案方式看，企业融资纠纷判决的数量逐年减少，2011年、2012年、2013年1-11月份分别判决95件、86件、69件，其中因公告送达而缺席判决的分别为65件、34件、35件，占比分别为68.4%、39.5%、50.7%，表明债权人起诉时，一半左右的债务人其实已下落不明或恶意避债外逃。因大多数企业融资案件借贷事实清楚，借款人也有还款意愿，因此，在审结的案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数量逐年上升，分别为75件、114、152件。（见图表八）
图表八：2011年-2013年11月企业融资案件结案方式（单位：件）
但已审结的上述案件中，由于借款人缺乏履行能力，申请执行的案件比例较高，其中2011年有103件，2012年有119件，2013年1-11月份有147件，分别占全部已结案件的60.6%、59.5%、66.5%。而进入执行的上述案件，最终因被申请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程序的占比均在50%以上。可见一旦企业因融资纠纷进入诉讼执行阶段，企业自身就已严重缺乏偿债能力，甚至还会因为诉讼过程中的保全等措施，在进一步影响生产经营后丧失还款能力。
二、特征呈现：企业融资纠纷的案件样态
在案件数据的背后，企业融资纠纷也呈现出受经济形势影响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关系型借贷涌现，金融掮客现象滋生
1.担保方式从物保向人保转变。从上述统计数据看，企业的主要融资形式仍是向金融机构和个人融资，但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符合金融借款条件的抵押物，而银行为保持甚至扩大信贷规模，也逐渐尝试接受人保这一担保形式。通过分析以金融机构为借款对象的企业融资案件可以发现，以人保方式从银行取得贷款的案件数量增加明显，从2011年、2012年的7件、8件增到到2013年1-11月份的38件，其中2013年有17件案件的保证人人数超过了10人，形成了企业融资过程中庞大的联保体。当个人成为企业融资对象时，人保现象更为普遍，在近三年受理的316件企业民间融资案件中，有担保人或保证人的有87件，占27.5%。
2.放贷行为从合规向违规转变。以“新贷还旧贷”、以“新贷还旧息”是人民银行明令禁止的行为，但我院在今年审理的5件金融借款案件中发现，部分受行业因素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与放贷银行间存在上述违规操作的内心和行为默契。企业在最高额借款使用期内，因经营所需无法按期归还借款，普遍希望能将旧贷展期或寻找新的借款人、担保人申请新贷偿还旧贷，而银行出于不良贷款控制的压力，也会私下怂恿实际借款人再次寻找新的担保方式重新办理借款手续以偿还旧贷或旧息。因“旧贷”借款人未还款的资信问题，实际参与“新贷”的借款人亲朋好友通常作为借款人签字，而非他们认识上的担保人。一旦被起诉后要求承担还款责任，“新贷”实际借款人仅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并认为银行存在欺诈、违规行为，甚至通过向银监会举报、到法院信访等途径表示不满。此外，还出现伪造签名和抵押物资料等虚假担保现象，今年以来我院有7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或担保人签名系假冒。
（二）融资关系更加隐蔽，不规范不合法融资行为显现
1.借贷关系隐蔽。今年以来，我院审理的8件案件中出现以合法交易形式掩盖非法借款关系案件，其中以钢贸企业借贷为典型。钢材的“硬通货”市场优势，使得钢贸企业较易以钢材作为质押物从银行取得贷款，在获取贷款后，部分钢企为赚取利差，将贷款转贷给其他企业，特别是处于调控中，较难获得贷款的下游房地产企业。此外，还有钢贸企业从大型国企的贷款中获得资金，表现为由大型国企以较低的价格向钢贸企业购买钢材，钢材仅在钢贸市场内进行所有权交割，所有权并不实际转移，待约定款项到期后，钢贸企业以较高价格向大型国企购买钢材，并在钢贸市场内进行所有权交割，买卖价差即为利息，而钢材实际上一直存放在钢贸市场，只是操作借贷关系的载体。然而由于近期国家对地产行业的调控、基建建设脚步的放缓以及钢铁产量的过剩，导致钢材市场出现疲软，钢材价格下跌，再加之实际使用贷款的下游企业的不景气，钢贸企业出现无法归还贷款的情形，导致钢贸诉讼大量涌现，上海、江苏等地已集中爆发[3]。
法院审理过程中，由于钢贸市场和钢贸公司管理的混乱，导致同一批钢材重复质押、多批钢材难以区分所有权的情形大量出现，仅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很难查明案件的事实，大大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另外钢贸企业与大型国企之间的借贷，有真实有效的合同和税务发票作为证据，法院一般很难认定其融资关系或虚假诉讼行为，只能以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来审理。
2.刻意规避法院审查。不规范不合法企业融资关系双方往往存在回避法院查明事实的情况，比如借款中约定的真实利率，借款当时是否存在预扣利息，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出借人是否资金所有人，借款人是否资金使用人等。根据调研情况看，企业融资行为一般利息约定较高，超过银行利率，甚至达到月利率三分至五分，许多融资关系不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利率，但私下却约定较高的利率，且在本金中预扣利息。有的借款人为了隐瞒事实刻意逃避，不参加庭审，导致上述统计中缺席审理、公告送达比例较高。
（三）债权人集中起诉现象突出，融资机构风险加大
1.引发债权人跟风诉讼效应。据统计，资本雄厚、影响范围广的企业借贷关系一般都比较复杂，除了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外，还有大量的民间借贷、企业借贷，且担保形式多样，抵押、质押、人保并存。一旦一家债权人起诉，信息会迅速扩散，其他未起诉债权人担心资产司法处置影响其债权实现，便随之跟风起诉，轮候查封被诉企业财产，由此带来的司法强制措施及负面声誉信息导致企业运营停滞，庞大贷款规模催生的利息，又使得被诉企业的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拖垮一家本有希望扭亏为盈或者走出经营低谷期的企业，甚至给整个产业链带来连锁反应。而企业被集中诉讼后，除担保财产优先受偿外，其他可供分配财产往往不能足额清偿其他债权人，甚至偿债比例非常低，如我院审理的“国贸家电”案件中，因企业存货等可执行财产已优先浮动抵押给银行，近100名供应商、员工融资借款即使也得到司法确认，也无法最终清偿，债权人社会反响较大，甚至发生群体性信访事件。
2.民间融资机构风险加大。许多自身资信状况不佳、有效资产已被抵押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的企业，在缺乏有效抵押的情况下向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融资渠道大量借款，无形增加融资机构风险。且这类企业一般负债多，被集中起诉后又增加了民间融资机构的潜在风险，偿债比例难以得到保障，如我院受理的“国贸家电”、“万联药业”系列案，此种风险尤为突出。
（四）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交织，刑民交叉问题突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往往以民间借贷形式出现，并以此为幌子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使得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存在程序选择难、程序衔接难、判决效力冲突等困境，特别是在判决效力方面，如果民事判决生效后，又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民事和刑事判决是否都有效，刑事判决生效后，是否还能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仍是空白，同时也造成了法院、公安等司法机关内部审查判断认定标准的不一致。比如在审理民间借款的民事案件中，有债权人提出认为借款人存在集资诈骗犯罪行为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但通常罪与非罪界限较为模糊，难以清晰界定，法官虽然怀疑当事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因为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明，很难做出是否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决定，即使有些案件移送公安，但也最终因不符合刑事犯罪立案条件而被退回，反而影响了案件审理进程。
此外，对于看似非法的借贷关系在已经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的事实中遗漏，是重新再次启动刑事程序，还是作为一般民间借款案件审理，又或是在中止审理、驳回诉讼请求后移送刑事侦查，成为实践中审理的难题，而此类情况往往对借贷关系性质的认定以及高利部分的处理影响重大。
三、原因剖析：企业融资案件中存在的三重问题
（一）国家政策层面
1.缺少孵育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首先，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在国家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敏感度也最高，在各种调控措施叠加实施形成过严、过急的倒逼机制后，极易充当政策的先锋者和牺牲品。其次，在国家货币政策实行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后，中小企业成为各大银行信贷限制的对象，中小企业较难享受到与国企、大型企业、外企相同的融资优惠政策，在缺乏政策的支持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较难接近并获得各种优势资源，尤其是目前经济形势下最为紧缺的资金资源[4]，因此，竞争力难以提高。再次，企业成长初期，需要税收等各方面优惠政策的支持以及稳定的资金链支持，在企业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产业结构升级、技术革新创新的支持，而当前形势下，无论是税收等政策资源、信贷资金资源还是支持企业优化转型的政策资源，都集中的投向了国企和大型企业，即使依靠现有惠及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也难以起到帮扶中小企业的实效。
（二）市场因素层面
1.信贷资源稀缺性增加，正规金融供给渠道受阻。正如前文所述，受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形势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紧缩银根，收紧向企业放贷的关卡，尤其是严格限制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在具体操作中，普遍采取信贷集中审批制度，特别是涉及项目和公司类贷款需要层层申报，对于金额较大的贷款还需上报总行审批，无形中拉长了贷款审批的链条，使得中小企业信贷市场退出速度加快。同时，银行信贷的卖方市场趋势加剧，信贷资源更加短缺，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信贷供求上掌握明显的主动权，不因企业的资金需求的扩张而相应扩大放贷规模。同时，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信贷规模有限，一般较难提供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大额贷款。此外，现有的金融产品还不够丰富，金融工具创新性不足，融资机构处于抗风险考虑，提供企业可选择的担保形式单一有限，动产浮动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新型担保借款方式应用受制。
2.民间资本缺乏稳定投资渠道，部分企业盲目追求短期暴利。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加，据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4532亿元人民币[5]。中金公司在2011年11月的《中国民间借贷分析》一文中估算中国民间借贷余额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6]。我国民间资本虽然丰沛，但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银行储蓄“负利率”、股市的低迷、实业投资回报率低以及楼市的调控，导致大量的闲散民间资本进入借贷领域，然而，企业自身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又削弱了现金回流，而日益临近的沉重利息负担又导致民企违约，为后期大量的涉企民间借贷纠纷埋下隐患。
（三）主体因素层面
其次，审查监管存在不力。信贷员出于自身绩效工资和降低自己经手业务不良贷款率的考虑，在一些企业无法如期归还贷款时，通过企业主的亲朋好友等主体违规发放贷款，以促成企业贷款的展期，对于贷款发放的实际用途等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而当这些企业再次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时，两笔贷款都要靠诉讼手段来解决，增加了企业融资案件的数量。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对象资信审查不严，特别是对缺乏抵押物的企业，缺乏“落地”的资信调查，机械采取组成联保体放贷形式增加信贷规模，导致实际用款企业与其组成的联保体在诉讼中瓦解，金融债权无法如期实现。
2.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限，投资运营缺乏市场眼光。许多企业的企业主无意引进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家族式、作坊式管理模式导致企业长远经营政策和规划能力的缺乏，企业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较差。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或者市场处于低谷期时，这些企业往往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陷入经营困境，导致企业借款无法如期归还。另有一部分企业尽管运营能力较强，但是缺乏稳健的经营政策，为追求短期的利润而盲目扩大企业规模，不考虑自身的经营优势而随意将业务扩展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最终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转而被起诉。如“祥宁汽车”等企业，在被起诉至法院前，其未扩张之前原本的业务一直保持盈利且运转良好，而新扩展的光伏等新兴业务占据大量的资金，并且背负了大额的利息，最终导致整个企业资金难以运转而陷入困境。
3.放贷主体抗风险能力弱，随意担保现象突出。虽然我省民间借贷一直比较活跃，但从事民间借贷的个人的法律素养和风险管控意识则相对较差。许多企业由于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才转向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资本，这些企业融资风险一般都较高，偿债能力较弱。相较于抵押或质押等物保，民间借贷的主要的担保形式是人保，他们一般都会要求企业主、企业主的亲朋好友或者关联企业提供担保，这无疑增加了贷款的风险性。即使有一部分人有风险意识，要求企业提供抵押物，但由于对法律了解不够，在签订了抵押合同后并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导致在诉讼时难以享受优先受偿权。
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个人和企业的风险意识和和法律素养同样较差。这些提供担保的个人，往往在提供担保时对相应的法律后果缺乏应有的预见，甚至在债权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时，担保人依然不以为意，以为自己只是签签字，起到的只是督促债务人还款的责任，至于债务人是否真正还款与自己无关，消极应对法院诉讼，最终在法院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时才明白自己作为担保人的后果。而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企业普遍缺乏对企业风险控制能力，对企业公章的管理非常混乱，许多企业在未对贷款进行审核的情况下，只凭一时义气就作为担保人随意签字盖章，导致本来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由于债务人无法按期还款而被拖垮的情形屡次发生。
四、措施应对：防范和化解企业融资纠纷的有效途径
应对企业融资纠纷案件数量多、难点多、化解难特点，融资环境的改善、企业自身能力的加强、司法扶持力度的加大三者缺一不可，唯有从宏观经济、立法层面和微观个体、司法层面寻找突破口，才能为防范和化解纠纷起到“稳定阀”作用。
（一）改善外部融资环境
1.开放投资领域，搭建融资平台。从近几年企业发展形势看，投资领域受限、投资收益率低与融资渠道有限、融资成本高昂交织交错，成为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层次单一，适宜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的市场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实体经济未得到有效盘活，因此也造成了企业融资渠道的受阻。
第一，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消除投资壁垒，逐步完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银行体系甚至未上市股权交易市场，为民间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不同风险需求的资产搭配提供稳定和良性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优越的融资氛围。
第二，大力发展融资担保市场，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提高融资担保的杠杆系数，政府还可以建立再担保基金，帮助银行分散风险，承担上述义务并允许一定的坏账率。
第三，纵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民间借贷活跃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而民间借贷市场规范与否又直接关系到企业参与市场行为的成败，因此，可以借鉴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做法，推动民间借贷利率阳光化，逐步建立民间借贷查询服务平台，完善民间借贷登记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提高民间借贷的登记率，促使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
第四，发展多类型融资机构，形成“大银行占有硬信息而标准化，小银行拥有软信息而客户化，社区小银行有机会盈利并与大银行长期共存”[7]的局面，成立并推广村镇银行、城市银行、农商行、小额贷款公司、信贷担保公司等多种融资机构，为企业不同融资需求搭建平台。
2.健全金融体制，创新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占据资金经营权垄断地位，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壁垒，为此，首先要改革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考核机制，在国家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和收费规定不动摇背景下，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科学的放贷奖惩、激励、考核机制，合理调整贷款的风险性和收益性，调动金融机构调查和收集中小企业信息的积极性，重新燃起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和开发金融产品的热情。其次，要适当放宽信贷管理政策约束，简化信贷审批制度和办事程序，重构有利于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标准，避免放贷过程中对中小企业信用的歧视心理，同时，健全金融支撑体系，逐步改变评估登记部门分散、收费高昂、贷款担保体系不足、违规限贷抽贷等弊端，满足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需求。再次，创新信贷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应重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信贷运行模式，充分利用贷款利率上浮的政策，退出既满足融资需求又便于监控、风险较小的金融产品，如交通银行推出“展业通”、邮政储蓄银行推出“商户联保小额贷款”等，甚至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等网络电子融资产品等，都为弥补中小企业临时性资金短期，满足其信贷产品需求提供了便捷。
3.完善征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广泛建立企业信用评估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审核贷款的成本，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系统，使企业的信用状况成为企业能否取得贷款的重要依据，以此强化企业信用意识，健全企业信用支付，建立企业信用自律机制。
同时，应当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从我院审理的金融借款、民间借贷、企业间借贷等企业融资案件中可以发现，某些债务人在出现资不抵债或明知没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仍然向不知情的单位和个人继续借款，不仅扩大了损失波及的范围，而且增加了诉讼案件数量。为此，法院、工商、金融机构可根据掌握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进行综合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共享信用档案信息，甚至通过“信用网”、“执行网”等公开形式提供公众查询渠道，帮助出借人甄别借款人实际还款能力，进一步降低交易风险，减少案件成讼量。
（二）加强企业自身管理
企业融资纠纷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企业经营状况不良，难以按期归还借款。增加借贷资金总量，引入银行业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都是解决企业融资纠纷的外围方法，如何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才是解决企业融资纠纷的内在有效途径。
从外部看，企业应当通过强大自身发展，提高抵御融资风险的能力。制定稳健的经营政策，确定合理的融资规模，控制经营风险，避免盲目扩张、随意投资的情况发生，将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放弃以往粗犷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胆升级产业结构，打造优异的产业链条；实行人才强企战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
（三）司法规范融资行为
社会经济活动历来都是审判执行工作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因此，审判工作当然的具有触碰经济形势变动发展到敏锐嗅觉，也最容易把到市场经济主体跳动的脉搏。在化解企业融资纠纷中，司法的职能并非机械单一，在审判工作以外，还大有可为之处。
1.审慎审理企业融资案件。审判执行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必须牢牢抓住，而审判的社会示范作用已逐渐成为融资活动的行为准则。企业融资行为审理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二是民事借贷行为与刑事集资行为的界限问题，三是串通虚假诉讼的防范问题。
其次，发挥司法职能优势。一是实行“活查封”、“零担保”帮助企业减负。从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角度，在企业融资案件中慎用善用司法强制措施，避免因保全措施不当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对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采取保全其不动产、恢复机器设备等动产继续运营的“活查封”方式，通过给予企业继续经营的机会，帮助其走出困境。对企业要求诉讼保全的，适当放宽提供担保财产的要求，并引入民间担保机构，通过收取少量费用的方式代为申请诉讼保全的困难企业缴纳保证金等保全费用，减省危困企业开支。二是实施“放水养鱼”、“腾笼换鸟”促使企业转型。针对部分优质企业由于经营压力遇到的困难，在优化资源与保障合法权益的双重考虑下，积极探索司法与行政并重、挽救与淘汰并举的涉困企业案件司法差异化处置机制，通过利用市场杠杆，调动社会资源，适时搁置争议，有效盘活资产，避免暂时性危困企业不因融资压力而倒闭。
2.延伸手段化解企业融资纠纷。面对企业融资纠纷不断增多的情况，法院应当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合理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维护金融市场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老难题产生的上述诸多新困境，唯有各方参与、多方协调，才能为企业的帮扶发展和有序市场环境的建立开创新局面。
[1]暂以注册资本1000万元为划分企业规模的标准，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的为大型企业，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企业。
[2]联保企业一般都为借款企业的关联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属于同一亲属圈、地缘圈，存在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一定的“裙带”关系。
[4]据有关部门调查，占浙江中小企业总量98%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等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仅占10%，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款。
[7]宋平安，载《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