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以下的经典数学结果依照阿罗、德布鲁五十年代的定义和证明,本文只对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间R是l维Euclid空间。

经济e=[,<≥i>,,w]

i=1,2,3.....,n；j=1,2,3.....m

是消费者i的消费集；是生产者j的生产集；≥i是消费者i的偏好关系；w是经济的总禀赋。满足：

（1）Xi凸，闭且下有界；

（2）≥i连续，凸；

（3）

（4）凸，闭；

（5）

（6）。

可行状态(,）满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优）状态（）是可行状态，且不存在可行状态()满足有,并有。

瓦尔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经济下的一个均衡，其中消费者i以股份θij拥有企业j，满足：

（A）在i的预算集{}上使偏好≥i极大，

其中。

(B)使j的利润极大；

(C)，是i的初始禀赋。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经济（条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消费束，且在其消费集内部都有一个初始禀赋，那么上述定义的瓦尔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竞争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个说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错误的模型。

[模型S]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B；厂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数

B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B各自完全拥有企业X,Y。

A初始拥有xA=0.5,,B初始拥有vB=1。

以上的假设均满足Arrow-Debreu模型条件。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为“*”。

论证：如果本模型存在瓦尔拉斯均衡，根据是否为0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先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显然有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Y的生产和B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二)再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此时

，

因当事人均为“价格领受者”，=0意味着y不被生产，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X的生产和A的所得不变，则有

综合以上情况，说明本模型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结论]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标准假设的情况下，瓦尔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们把上述论证翻译成关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个寓言：

鲁宾逊A、鲁宾逊B分别生活于两个孤岛A、B。

假定：

（1）岛A上有1个单位的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x），如该岛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x生产面包（y）或黄油（z），其生产函数为;

A初始拥有1个单位的黄油（z）

对A而言，黄油和面包是补充品，A的效用函数为

（2）岛B上有1个单位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v），如该岛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产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v生产面包y或奶酪（w），其生产函数为;

B初始拥有为0；

对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数

（3）产品的运输和交易是完全无成本的；

（4）存在一个完全无成本并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定价者P。

该经济可以按照两种模式运行，即

（甲）“鲁宾逊模式”，即A、B各自以封闭的方式生产消费而不理会P所的价格。

（乙）“瓦尔拉斯模式”，即A、B作为价格领受者，完全依据P的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况。

显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并与初始拥有1个单位黄油同时消费；B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不为0，B将生产1单位的面包；A将生产少于1单位的面包，但其生产的一小部分黄油，却无法交换出去，A比模式（甲）的满足程度为低。“瓦尔拉斯模式”将劣于“鲁滨逊模式”。

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为0，A的满足同于模式（甲）；但B将生产1单位的奶酪，这时B的满足又将低于模式（甲）。

这样，完全市场方式的“瓦尔拉斯模式”劣于“鲁宾逊模式”，经济退回至鲁宾逊的自足经济中。这当然也构成了对Arrow-Debreu模型的一个反例。

进一步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虑模型S中消费者直接生产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批评认为：由于消费者分别完全拥有厂商，故厂商的生产决策由消费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该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利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所以消费者都应该在自己的禀赋及生产集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实上，根据Arrow-DebreuModel的标准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是分离的，厂商和消费者一样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它的行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论消费者是否完全拥有企业，他绝对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来确定厂商的行为，厂商的行为必须也只能按利润最大化来决定。除非批评认为反例中的厂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设而加以取消。但这批评只需将模型S稍作变形便可化解。

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把原经济放大N倍，A和B各变成N个孪生兄弟（但不是复制经济，厂商仍只有两个），他们各拥有1/N的股份，其余不变。

[模型N]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i，Bj,其中i,j=1,2,…，N；厂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数

Bj的偏好函数。

初始禀赋:Ai，Bj分别拥有企业X,Y各1/N的股份。

每个Ai初始拥有xA=0.5N,,Bj初始拥有vB=1。

论证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必须服从利润最大化，特别是N极大时厂商的生产决策直接由消费者作出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讨论模型假设的现实性。

对于大多数把理论作为预言和解释工具的现代学者而言，假设的现实性不值得加以考虑。但在模型构造过程中，现实性的考虑有助于模型不被当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论，两种商品成为补充品是普通的。一种商品为某消费者必需却被另一消费者视作无价值可以因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类食品），也可以因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则几乎是古代一直到现在制造业的共性。

最后我们考虑凸性。

在严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补充品造成某种商品（y）价格为0。B作为价格领受者，依据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可能的设想是让w的价格为0，但这很容易造成价格系统的崩溃。可设想位于孤岛C上的鲁宾逊C可利用岛上的资源v’生产w和w’:v’=w+w’,但C更偏好w’，这又使w’的价格为0。设定一串“岛链”后以此类推，价格体系则不再能成为指导生产和消费的信号系统。三

现代经济科学的核心无疑是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研究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罗－德布鲁理论（Arrow-DebreuModel）则在寻求其数学阐述方面取得了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进展，就形式的优美、表述的简洁、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逻辑上的严谨而言，被誉为经济理论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反映新古典主义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现代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它在获得“边际革命”（特别是瓦尔拉斯）的推动和现代数学工具的有力帮助后迅速发展。整个学说发展史与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也肯定是最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其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者，象萨缪尔森、希克斯、阿来、纳什、阿罗和德布鲁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数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条：

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即新古典的假设范围内，指个人理性、完全竞争、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业、规模不经济等）可数学证明竞争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与私有经济的帕累托效率（又称帕累托最优）状态一致。在恰当的形式化后，竞争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为几个数学定理。瓦尔拉斯均衡的意义就在于：市场价格体系充当“看不见的手”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本文构造的数理模型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数学证明有错误，两个定理不能同时成立。这个结果显然对于微观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它意味着Arrow-DebreuModel应当进行重大改造，而这种改造无疑会在一般均衡经济学领域中引发一场重大的理论革命。

参考文献

[1]Arrow，K.:AnExtensionoftheBasicTheoremsofClassicalWelfareEconomics,1951.InP.Newman,eds.:ReadingsinMathematicalEconomics.Baltimore:JohnsHopkings.

[2]Arrow,K.andG.Debreu,“Existenceof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3]Arrow,K.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SanFrancisco:Holdon-Day1971.

[4]H.Varian:MicroeconomicAnalysis.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引言

公共产品供给是指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选择以何种方式筹资并加以使用，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属于分配范畴。从世界各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出发进行抽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不外乎三种：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自愿供给。

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是指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基础上，政府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利用公共资源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自愿供给是指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公益彩票等形式无偿或部门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体，遵循不同的原则，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决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监督的机制。

几乎在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公共品供给的三种方式都在发挥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围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三种方式的作用领域也有不同。公共产品三种供给方式是在空间上并存、相互结合发生作用的，作用的具体模式是多样化的。大中小规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单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经济中能实现秩序和比较高水平的绩效（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作用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品自身性质、技术条件、政府职能理念、公平效率标准、政府政策倾向、需求状况和私人资本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且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不断转变[8]。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费用的概念。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主流经济学认为厂商通过生产成本的调整来决定所要达到的产量。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即制度经济学中所论述的交易费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将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确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侧重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并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最后部分提供简要的结论。

二、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到一个特定贸易关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在可选择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阿罗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它包括信息费用、排他性费用和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搜寻信息的费用。即供给者为了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了解公共产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费的成本。（2）谈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费用。例如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以手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的，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分级财政体制下在决定由哪一级政府供给哪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税收）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担上的政府间多重博弈，也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3）履行契约，收回成本的费用。（4）排他费用，即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消费所发生的费用。（5）监督供给者按所签订的契约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6）避免消费者退出契约所发生的费用。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付任何费用的人同支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该产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没有消费者愿意公布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因此搜寻信息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消费者都期望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带来的利益，也就是“免费搭车”，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是相当大的。由于公共产品两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费用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其边界确定：理论分析

（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标准：一个理论模型

公共产品的市场交易存在着较大的交易费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代替市场供给公共产品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取代市场，资源配置由价格分配方式转为税收分配方式（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征收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消除了“价格发现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征集来的公共资源，按公共需要，供给公共产品。但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时，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递增，因为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此时如果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因为采用分散决策、个人选择的方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供给公共产品，能够节约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使某种或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较少的交易费用，那么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将取代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从历史和理论来看，同样存在由于某一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过其他两个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现市场—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化路径。

假设：

（1）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tc可以衡量且是产量q的函数tc=tc（q）。

（2）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pc=pc（q）=pq。

（3）供给者的收益函数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优供给的条件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费用为0时，帕累托最优的供给条件为：mr（q）=mpc（q）

假设：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供给同一种公共产品，且价格相等；Pq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Gq为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TT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U为社会消费公共产品的无差异曲线。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公共产品生产的最优点在TT曲线与U曲线的相切点N，此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消费者选择的数量对应的边际替代率对应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为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同种公共产品，价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为pGq=pPq，过N点切线的斜率为1。

2.在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给的公共产品为同质的产品时，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点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方可实现效率最优。

3.无法实现效率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在两部门之间的调整。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下半段（N点以下，不包括N点），如N1，此时曲线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上半段（N点以上，不包括N点），如N2，此时曲线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A内，类似于N2点的情况，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C内，类似于N1点的情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B内，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均过少；应该增加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

（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交易费用允许值（社会承受交易费用的一般标准）为TC0时，E1、E2分别给出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边界：当公共产品的数量界于E1和E2之间时，宜采用市场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小于E1时，宜采用自愿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大于E2时，宜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

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当社会进步、技术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普遍降低时（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的便捷等使社会交易费用从TC0降至TC1），原有的组织形式将会出现一些“空洞”（如图2中FM1、M2G1）而无法覆盖这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都不再是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最佳选择，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创造了需求空间。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虽然只是从公共产品数量这个单一维度分析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行为的界限，但对我们正确界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启示：

1.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和自愿供给的失灵，如图2中FM1、M2G2。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产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产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产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产品的匮乏。可见，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由于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由于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第三部门和个人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慈善组织的业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给公共产品出现失灵，不能提供较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市场失灵虽然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也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样当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存在失灵时，市场与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都可以起到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

3.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有效性的因素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必然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始终如一的合理区间。

4.市场组织形式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之中。作为与市场相对应的组织，政府和第三部门都不可能是惟一的，虽然政府、市场和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达到效率最优，组织创新便会出现，如产生一些新型的“中间组织”、一体化组织等等。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的创新将是持续的，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条件成熟的将来，公共产品供给将会出现新的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四、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测度

交易费用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复杂范畴，完全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测算的确非常困难，在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下是无法完成。但如果我们借鉴诺思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门（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外在性的交易费用（针对转换部门而言），即交易部门（专门为经济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完全可以测算出来的。其数量应该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即交易部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10]。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产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费用进行测算。

（一）绝对交易费用的测算

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交易费用与绝对交易费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3767.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亿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662.1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亿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在0.17亿元—0.183亿元之间，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1994—2003年间呈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最高的0.220815亿元下降为0.127321亿元，从图3可以看出，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高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之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低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

（二）边际交易费用的测算：实证检验

1.基本模型与变量的含义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为政府部门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TCg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Q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的产品的数量，TC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c0、c1、c2、c3为常数项。对公式1两边分别对TCg求导，对公式2两边分别对TCp求导，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MCg=c1，非政府部门供给产品的边际交易费用为MCp=c3。2.数据与方法

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软件为EVIEWS3.1。

3.计量结果

（1）公式1的回归结果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57，调整后的R2为0.953，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公式2的回归结果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数项c0的t检验值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95，调整后的R2为0.995，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3）小结

从公式1和公式2的计量结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在我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五、结论

1.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都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来。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式，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费用，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可以纳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来。

3.通过对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分析认为，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各个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各自的合理边界。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空洞”且不能弥补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有别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5.通过对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的测量发现：从绝对量指标上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从平均交易费用指标来看，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从边际交易费用指标来看，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1］DeAlessi，L.PropertyRights，TransactionCosts，andX-Efficiency：AnEssayinEconomicTheory［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3，（73）：64-81.

［2］Leibenstein，H.AllocativeEfficiencyVs.“X-Efficiency”［J］.AmericanEconomicReview56，1966，392-415.

［3］樊丽明.中国公共产品市场与自愿供给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美］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2],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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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所谓双语教学是指将母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直接应用于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教学，使第二语言的学习与各学科知识的获取同步。双语教学实现了专业知识和外语学习的有效结合，以专业知识为主、外语水平提高为辅，满足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尤其是加入WTO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对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与外语能力，是摆在应用型技能型本科院校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经济学课程作为起源于国外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进行双语教学改革中有着独特的优势。

一、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的必要性

（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二）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自身发展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产物，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培养大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历史重任。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独立学院能否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站稳脚跟，关键也在于能否培养出有别于研究型院校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应聘者在工作中既精通专业知识又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技能越来越受到青睐。因而在对本科生的培养中运用双语教学可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并使其更符合国际化人才的标准。

（三）经济学课程本身的需要

二、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模式

（一）教学模式的选择

独立学院的学生较普通高校的学生入学成绩较低教育教学论文，英语水平相对较差，在课堂教学中应对其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因而我们在教学的第一阶段可以主要采用“保留性双语教学”模式小论文。在双语教学实施的第一阶段，为了不使学生在双语教学模式下影响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侧重运用“保留性双语教学”模式，即在注重学习专业知识和运用英语的同时，以母语来维持理解与交流过程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的渗透，专业概念和理论模型公式的表达，以及部分英语释义；双语教学实施的第二阶段，可启用“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在第一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在经济类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模式，不断扩大独立学院双语教学课程的范围，灵活地互用汉语和英语两种主体语言，努力促进学生逐渐通过专业英语理解关。

双语教学推行的第三阶段，在总结经济学双语教学前两阶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符合独立学院自身情况的双语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在学生能够基本通过英语关，掌握一定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的基础上，逐步推行英语沉浸式教学法，采用全英语授课或逐渐增加英语在经济学课程中运用的比例。毕竟独立学院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并不十分擅长因而具体模式还得视双语教学实施前两阶段的效果和学生的接受情况而定。当然在使用“沉浸式”教学模式过程中，经济学教师应注意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教学教育教学论文，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等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授课过程中要注意发音标准且语速较慢，使学生能顺利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和知识。

（二）教材的选择

根据教学计划和各专业的实际情况教育教学论文，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但是独立学院大一学生的英语相对比较薄弱，开展双语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大学英语一般开设两年，

大二上学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英语已达到了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学生普遍有着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畏难情绪。另外，从大学二年级上学期起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和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使英语学习四年不间断，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作用小论文。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四）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1]白世贞，沈欣.素质教育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模式研究.物流技术.2010

[2]梁燕红.微观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探索.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

[3]李榕.我国高校双语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发点、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组织资源配置模式。传统的假设有：受雇人、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但不论哪一种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设你到桃李苑买炸排，它们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明显大，你是不是愿意为更大块的付更多钱呢？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人们总是愿意为更多东西付更多钱，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看一个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实验吧。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试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反而愿意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钱，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花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让人很难接受，但更多的实验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上述试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如何花钱的。

这对企业决策，商场摆货方式等都有启发（试验表明两样都好的东西分开来摆较好，两样都差的东西则放在一起比较好），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降低税收水平，一种是退税。从金钱来看减收5%的税金和返还5%的税金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却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减收的税金是自己本来该得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力不大，但返还的税金则好比一比意外之财，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所以退税要比减税更有效。

（二）"前景理论"二定律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来看两个好玩的试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B是50%可能性赢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会选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有这样两种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结果大部分人会选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实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而已。第一个实验中假设你刚刚赢了2000元（以此为参照），那么如果你选了A就相当于肯定损失了1000元；选B50%可能性赢2000元就相当于50%可能性不损失钱，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当于50%可能性损失2000元。

这个似乎玩文字游戏的实验结论对管理决策是很有意义的。举个例子，一家公司面临两个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元，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万元，50%的可能盈利100万元。这时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标比较低，不如说100万元，那么A方案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元，而B则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赚200万元。A和B都是获得，那么大多数人会选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标比较高，比如是300万元，那么大多数人会选B方案，员工会抱着说不定会达到目标的心理，去拼一下。这说明老板（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