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印刷：黑白配书前彩插16P，作者走访各国照片
估价：36.00元
内容简介：
30年来，张维为教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陪同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作者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了这个中国的崛起这个无处不在的事实。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
作者简介：
张维为，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日内瓦外交与国家关系学院客座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目录：
引言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五、别了，南斯拉夫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七、从欧洲到美国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三、东亚模式之争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第四章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三、也谈人权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第五章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七、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
第六章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一、实事求是
二、和谐中道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七、崛起的中国精神
八、面向未来的中国模式
原版后记
章节试读：
序言
《中国触动全球》是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于2008年出版，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促使我写了走访百国后的第二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于2011年出版，读者的反响非常热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些，后者更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
我很高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同意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中国触动全球》的修订版，使这本脱销已久的书得以再生。《中国触动》的名字更加言简意赅，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作此书的本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国人以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
我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中国话语崛起的潮流，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话语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没有出息的。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昕总裁和施宏俊副总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和袁晓琳编辑，感谢他们为此书修订版的出版所做的许多工作。我也再次感谢许多学者和朋友的不断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黄仁伟、姜义华、张文木、王文、萧思建、罗伯特?库恩等。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我还感谢了许多人。
张维为2012年2月22日于沪上
第一章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中国也因此而赫然崛起。
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断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
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9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10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订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像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shopping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Store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5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多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而国际比较中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比较相近。中国有13亿人口，印度是12亿人口。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但印度情况比中国略好一些，因为中国连续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战乱，印度则相对稳定。两个国家过去几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印两国差别巨大。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10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和中国的差别大致可以概括为2、4、6、10、20和不可比。
2就是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倍，尽管中国的可耕地少于印度。中国的网民数量是印度的2.5倍。
4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外贸总额、原油产量、发电量等大约是印度的4倍。
6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等大约是印度的6倍，而艾滋病人数低印度6倍。
10就是中国吸引外资额大约是印度的10倍，中国的人均寿命也高印度10岁。
20就是中国吸引的境外游客的数量约为印度的20倍。
不可比就是两国在高铁、高速公路、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个国家无法比，中国的情况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这些还只是数字上的差异，如果你去印度实地访问，你可能会感觉这个差距更大。你可以驾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此外，印度的腐败程度也高于中国，环境污染也比中国严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要赶上中国，还真不容易。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根本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稳定下来，大部分印度人也认可和接受了这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制度是成功的。但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准和传统的力量就像一把钢矩铁尺，无情地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品质。印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还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主制度的品质不高。以我之观察，印度的政治制度难以创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一些基本条件，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实现，印度是无法赶上中国的。
在社会平等问题上，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种姓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未能在人的思想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真正废弃这种严重违反人权的制度。在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姓制度依然我行我素。印度独立都60多年了，但你去印度农村的小学教室看一看：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为什么政府不能废除种姓歧视呢？我得到的答复是：法律上是废除了，但这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自然，并不别扭，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上香，都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印度也有不少致力于废除种姓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自己办学，平等对待不同种姓的孩子，精神可嘉，但这些工作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种姓制度实际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印度教本身未经历过宗教改革运动，印度的“民主”体制也无力推动社会革命，结果种姓制度就一直困扰着印度社会。你问10个印度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30年内消除这种制度，9个人会告诉你“做不到”。印度的贱民阶层人口为1.6亿，这么大一个群体没有真正解放，印度怎么实现现代化？
持平地说，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制度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都有给某些种姓的人保留的位置，你申请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职位，都要填上种姓，因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顾。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都改变不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种姓制度和职业有关，也与地域分布有关。比方说，孟买会有很大一片街区的居民只食蔬菜，他们不会容纳食肉者，也不会接受出售肉食的餐馆和商店。不同种姓之间通婚很少。印度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延续了这种制度。在联邦政府这一级，政党是全国的，超越种姓的，但是在地方上，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许多地方政党完全是以种姓为基础的，这就导致了种姓制度在事实上的永久化。
印度也曾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很不彻底。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想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一直遇到巨大阻力。英国人给印度留下的法律包括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都强调土地改革是违法行为，这些人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竞相成为各级议会的议员，阻扰政府出台任何土改方案。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地主阶层在议会的代表比例都很高，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都很难在议会获得通过。
南亚地区无地农民的人数巨大。即使一些通过土改而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也由于家庭成员多，每人分到手的土地少，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大都把土地转卖了。印度的传统习俗又规定，土地是传给儿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欢进城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无力耕作，最后也把土地卖了。印度还有妇女嫁妆的传统习俗，很多人家把土地卖了，为女儿出嫁办置彩礼，这也是失地农民增多的一个原因。
印度的妇女解放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办婚姻、童婚广泛存在。女子出嫁要向男方赠送大量的嫁妆，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在印度教里，一个妇女结了婚，她的丈夫一般就被看作是她的主人。妇女地位低下，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亚?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夫人一样，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的问题，大部分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或后代抱有一种盲目的迷信。
2008年1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由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印崛起研讨会。我和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杰恩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杰恩教授承认欧盟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印度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他说：“印度还没有到中国的水平，中国是奥运会级别的，印度只是英联邦运动会级别的。”该中心的创始人克劳斯克教授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他让我比较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我说：“民主制度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要好于印度。”
实际上，印度民主品质问题集中体现在其政府服务的品质不高。S君是我一个很优秀的印度学生。一次我们聊起了印度政府的品质，他对我说：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作出学会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他说，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来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S君还对我说，印度扫盲落后也有政治原因：扫盲工作一般是地方政府负责的，而地方政府首脑对扫盲往往不热心，甚至私下认为文盲越多，自己就越容易在选举中得票。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印发展模式的差别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
西方也有不少人认为印度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比中国更有前途。实际上你只要去印度实地观察一下，就知道印度的法律在很多方面已经构成了印度的沉重包袱。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你要改动却很困难。最明显的就是使外商头疼的印度劳工法。印度的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会法和1947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一个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则因为阻碍投资，减少了人们的就业机会。一位印度朋友告诉我，他在开封市住了3天，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一大早，开封的环卫工人就开始打扫街道了。他说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都做不到这个水准，环卫工人都“组织”了起来，有自己的工会，一半人经常找各种借口不来上班，所以城市总体上很脏。
印度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就是中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动改革，印度的很多改革却只能悄悄地进行。印度虽然有所谓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但主流意识形态从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是偏“左”的，而现在进行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偏“右”的，所以政府很少公开宣传改革的必要性，大部分印度人也不知道有“改革”这桩事，政府的改革派实际上也是“少说多做”。但是如果没有民众对改革总体认识的提高，改革在实践中自然会遇到很多障碍。印度模仿中国建了各种特区，但进展速度非常慢，遇到各种势力的抵制，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印度是个开放社会，但实际上印度普通民众对外界的了解远不如中国。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2007年在印度作了一个调查，居然发现大部分被访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2月2日）
我曾对印度的杰恩教授说，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能通过一人一票而实现现代化的，但我倒是希望印度能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而能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近年印度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特别是软件业、制药业等，其中不少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总体上看，由于没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强势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如种姓制度、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贫等。从这个意义上，印度要赶上中国确实不易。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欧盟的一位官员曾对我说，欧洲的投资者普遍认为：你去中国和印度投资都可能会经历失败，但如果你不去那里，那么你已经失败了。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最终应该携起手来，取长补短，走出自己现代化的道路，这将是真正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大事。
中国当时的驻南斯拉夫大使谢黎是位资深的外交官，非常简明扼要地给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他说“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概括南斯拉夫”：一个国家、两种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斯洛文尼亚语）、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五个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七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
当时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辆轿车，市场看上去很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已经隐藏了危机，如通货膨胀、政治权力过分下放等。当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国防的权限。铁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结果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
铁托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
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以及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这是极富远见的。所谓对内开放和国内市场，就是建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高效的国内市场，以这个市场为后盾与国际市场对接，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实力和本钱，就有了国家统一的坚强经济基础和制度构架。中国现在虽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但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想起来，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迎接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联邦大厦（1999年被北约导弹击中）一楼大厅，布置得像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现代派绘画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间内展示抽象艺术品，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的视觉震撼，但整个氛围还是浑然一体、气势磅礴。南斯拉夫总理米库利奇举行欢迎宴会，一般不选在国宾馆或五星饭店，而是选在当地艺术家、诗人和小资最喜欢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么时尚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名为“三顶草帽”的酒吧餐馆举行，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言，大家围着几个长长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葡萄洒，吃地道的贝尔格莱德风味牛排，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乐队，边弹边唱，为我们助兴。歌手唱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坐在我边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1980年铁托逝世后的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小胡子歌手还为我们弹唱了一首他自编的歌，名字叫《欢迎远方来客》，歌词大意是：“贝尔格莱德的心脏跳动起来了，因为我们迎来了远方伟大国家的友好使者。在这动荡的世界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来到这儿的都是好人。欢迎你们，这里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愿。有诗人说过，友谊和爱情开花的地方，就是贫穷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译是个中文说得很好的小伙子，把歌词译得恰到好处，像一篇美丽的散文，把我们的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举杯共祝“中南友谊万古长青”。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代人，都有某种南斯拉夫情节，我们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知道南斯拉夫游击队抗击德寇英勇善战，都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铁托像铁一样硬。”同样，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
后来我们又启程去访问斯洛文尼亚，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紧邻奥地利，下榻在铁托生前居住过的官邸。我问饭店的接待员，您是南斯拉夫什么地方的人，她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南共长期教育的结果，大家都只说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说是哪个共和国的人。这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以说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国人，但“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后来的发展证明：南共长期的政治教育敌不过民粹主义者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曾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铁托在世时，大家对南斯拉夫的认同还是很强的。如果铁托能够多活几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与欧共体的谈判，使整个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这样后面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大概都可以避免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体首先由经济危机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最高时曾达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种罢工事件不断。1988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有点风雨飘摇。接替米库利奇的是马尔科维奇，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他曾说过，南斯拉夫过去政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市场改革。二是整个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了“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协议。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其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整个知识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而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一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一般民众，甚至多数知识分子，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第一个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是德国。尽管多数欧共体成员还有疑虑，他们的疑虑不是因为他们赞成维持南斯拉夫的统一，而是认为从欧盟有关法律文件来看，宣布独立的克罗地亚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能力保障当地少数民族（塞族）的权利，造成了20多万塞族人迁徙塞尔维亚的难民潮。但德国以欧盟应统一对外为由，游说欧共体成员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我后来问过塞尔维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怎么解释德国如此热衷于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他认为，刚刚实现了统一的德国要重建其势力范围，斯洛文尼亚是其近邻，而克罗地亚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德国的傀儡国。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欧洲大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原则、牺牲别国的利益，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对德国一般有好感，因为德国对二次世界大战作了认真的反省，这与日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体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德国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使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应该解体，也不应该用这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方式来解体。但德国也好，整个西方也好，很少顾及别人利益。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和西方的支持下获得独立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当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当2008年西方媒体几近疯狂地为藏独叫好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中国某一天愚蠢地照搬西方模式，让自己内乱了，最终导致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泛滥的话，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都会出来承认，他们一定会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人权啊、民族自决权啊。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情结：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东德。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多少动乱，每次动乱又导致多少家破人亡。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如此珍惜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愿意去相信现在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时候，更不愿意接受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也不是南斯拉夫，他们这种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掷地有声地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20年后，我又踏上了旧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里布坐长途客车进入那个曾令我心动的贝尔格莱德。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20年中，塞尔维亚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引来了北约的密集轰炸。我抵达的贝尔格莱德长途汽车站，仿佛是20年前中国的一个县级汽车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卖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个人走过来拉我坐他们的计程车，还有要求换外币的。但出了车站，贝尔格莱德还是那么一种大都市的气派，宽宽的街道，漂亮的欧式建筑，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咖啡馆，衣着得体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橱窗和摆设给人感觉已经大大落伍了，还有北约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馆，叫了辆计程车赶往那家令我难忘的“三顶草帽”酒吧餐馆，好像那个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尽管那只不过是一场独特的晚宴。我碰到了饭店的老板，一说起20年前的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亲时候的事。”于是他进入里屋，从一个红色的大柜子里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贵宾签名册，帮我找到了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铁托的签字。指着铁托的笔迹，他感叹：“老头子来这里吃过好几次饭，他是我们最怀念的人。老头子死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每况愈下。”他说：“从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们最好的日子。”他不无遗憾地说：“铁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选不出铁托，却选出了米洛舍维奇，最后国家都垮在这些政客的手里了。”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看，现在科索沃又要独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想一想这20年塞尔维亚人所经历过的大灾大难。但他最后还是笑着对我说：“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喜欢一句话：‘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活着就应该感到幸福。”他举起手里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涩的塞尔维亚啤酒干完了。
我那天还在旅馆里碰到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塞尔维亚电器商人，他说：“你们上海日新月异，每半年出版一张新的上海地图。我们这里是每半年换本护照，先是南斯拉夫护照，后来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护照，现在大概又要变成塞尔维亚共和国护照了，因为黑山共和国几天前也宣布独立了。”他的感叹真是一语道出了中国与南斯拉夫两个国家在过去20年的不同命运和沧桑。
从贝尔格莱德坐车去波黑共和国，边界检查很严，波黑的警察把塞尔维亚人当贼看，我们车上有4个塞族人，警察把他们的证件看了又看，然后要他们下车，打开每一件行李。整整耗了我们1小时40分钟，那种种族仇恨显然尚未消退。边界哨所挂着波黑的国旗，也挂了欧盟的旗帜，可见欧盟的影响力，这里使用的也是欧元。车沿着山路不停地转，终于在黄昏时分，看到山下一大片城区，无数清真寺的高塔，我知道萨拉热窝到了。
我去萨拉热窝老城，老城一派古色古香，街道熙熙攘攘，人们似乎已经忘掉了战争的阴影。其实战争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给我当导游的波黑姑娘尼娜一讲到她经历过的波黑战争，眼圈就红了起来，指着对面那个山头，“炮弹就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落在下面的那个小镇，我叔叔全家四人被当场炸死”。战争留下的残壁断垣还历历在目。老城许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弹壳和子弹壳做的工艺品，我买了三个子弹壳，上面刻了三种不同的伊斯兰花纹图案，我问店主，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他说：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爱情。我突然想到世界上老百姓的祈求不就是这么三个愿望吗？但世界上总有人以各种名义要去剥夺人民的这种愿望，甚至不惜付诸武力。波黑一位学者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铁托时期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我走进老城的一家画店，里面居然四分之一的画像都是铁托。我问店主人——一个满脸皱纹的长者：
“您还是非常尊重铁托？”他说：“那当然，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领袖，人民永远铭记他。”
在克罗地亚也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战争还在这片土地上。
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罗地亚人仇恨米洛舍维奇，“我们打了6年仗，死伤人数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们的生活水平，至今还没有恢复到南斯拉夫时期的水平。”克罗地亚朋友K君对我说。当地的报纸称已发现了138个大型坟地，埋的都是战争中被塞族打死的克族人，但我无法核实。我们路过了萨格里布的大教堂，祷告者无数，教堂人满为患，K君对我说：“经历了战争，人人心里都有阴影，不少人都闷闷不乐，大家都想从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尽管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自杀率还是世界领先。”
晚上，我与K君夫妇共进晚餐，他们说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国，包括最早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声望最高的政治家仍然是铁托。我问：“你们怀念铁托，主要怀念他什么？”K君说：“怀念那个时候的和平和懒散，怀念那个时候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休假。铁托那个时候，除了上街游行会有麻烦，其他你什么都可以做。”他夫人补充说：“还有铁托的个人魅力，现在的领导人无人可比，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和个性的共产党领袖，他抽雪茄，住别墅，带瑞士名表。”K君狡黠地一笑：“还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员的故事。”分手时，K君给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注意到，上面电子邮件地址用的是南斯拉夫的域名。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纳，我和科索沃电视台的总经理A君谈天，他自己在贝尔格莱德念的大学，“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都是塞尔维亚人，”他对我说，“但是后来米洛舍维奇搞大塞尔维亚主义，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们就失业了。这种迫害甚至涉及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后只好分开，上不同的学校，等于是种族隔离。”他还告诉我，自己一次与夫人去马其顿办事，返回科索沃的时候，守卫边境的塞族警察禁止他们入境，他们只能在边界宿营，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在科索沃开车旅行，不时会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纳的山坡上还有漫山遍野的坟墓。“这场战争，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失去的亲人，所以恢复塞族和阿族的和谐已经不可能了。”他叹息地对我说。
我们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君说，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不远处还有一个纪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组成。他告诉我：“这是纪念铁托生前最后一次访问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当时，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模范省。”我认识不少塞族人，也认识不少阿族人，这两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待人热情洋溢，和他们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个能够主持公道的好政府，这两个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但是在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下，一个民族和睦相处的模范之省很快就变成了民族仇恨与厮杀之地。
与塞尔维亚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强调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了危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对我说：“科索沃当时的所谓的‘解放军’，杀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年以前，美国自己还把这个组织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但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国改变了政策，向这个组织提供大量物质支持和人员培训。国际政治中有多少正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肯定。现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支持下已经正式宣布了独立，但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尚不承认，这也意味着这场南斯拉夫分裂引发的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我碰到一位60多岁的作家，他说：“当年整个东欧都羡慕我们南斯拉夫，他们搞的是死板的计划经济，而我们这里美元可以随便兑换，房子可以自由买卖。”这位作家还见过铁托，“当时铁托已近80岁，但红光满面，身体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欢爵士乐，喜欢富裕的生活，不过他也想办法使他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马其顿政治。他说，铁托有政治诚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诚信。“我们这里喜欢拿政客开玩笑，”他说，“我们最新的笑话是：我们的总理去布鲁塞尔要求加入欧盟。欧盟对他说，你们必须建立一个100％的民主体制。我们的总理回答，没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超过110％的民主体制。”他说马其顿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马其顿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现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说不定哪一天，他们要求和科索沃合并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则要解体了”。前南斯拉夫地区就是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问题没完。科索沃人担心“大塞尔维亚”，马其顿担心“大阿尔巴尼亚”，而在隔壁的希腊，人们担心的是“大马其顿”。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方有不少人希望中国也会出现类似南斯拉夫这样的解体。但他们的这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因为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是13亿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还是要深入思考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更加顺利、更加精彩。
第二章最不坏的模式？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中国模式，虽不完美，但关键的几步走对了，与那些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还真是不错。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内部克服各种困难，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这就是中国奇迹。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
因为我过去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
“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gold）和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出来。不久前，刚下台的阿罗约总统因腐败指控被软禁在医院等候审判，也许不久之后这位前领导人也会入狱，然后再被特赦。真不知菲律宾哪年哪月才能摆脱这种内斗如儿戏的“游戏民主”。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其最大特征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用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在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改装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新型大客车已于去年运抵古巴，立即成了整个古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准许房屋买卖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10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可以做得比古巴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名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永远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像当年那些富人生活的奢侈，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仓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还在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相信古巴人民也最终会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曾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文革”等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则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改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激进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寻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1％。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可能出现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多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从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那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第三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诚意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或者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D.Manseld）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JackSnyder）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toFight:WhyEmergingDemocraciesGoto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19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整个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战争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