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上海人都有怀旧情结，即便现在上海的发展日新月异，依然还会怀念那段旧时光。
比如，在汽车、摩托车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二八自行车就成了老上海人最常用的代步工具，平时生活所需的粮食、物件都靠它运输，尤其是过年时，自行车上更是挂满了年货。爸爸心满意足地按下车铃，清脆的铃声便在弄堂里回响，这一幕至今让许多老上海人念念不忘。
还有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儿时手中的蒲扇……那些年的老物件和市井生活，你还记得多少？
“老上海”品牌既硬又软
小时候，虽然出生在安徽，但由于外婆家在上海，所以对上海并不陌生，也接触过一些上海家用产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产品就是高质量的象征，能够用上海产品，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
其实不仅仅是上海的产品在人们心目中份量很重，上海的服务也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同事的爱人到上海出差，买了一件衣服，刚穿就发现衣服炸线了，当时如果是在异地购买物件，想退换门都没有。巧的是，她看到中国质量杂志上面说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就试试写了一封投诉信，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结果不久，她就收到了上海百货公司的回信，提出可以退换，正好又有同事出差到上海，就顺带找到那家公司退款了。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服务却叫人印象深刻。产品只能体现上海的外表，细节才能体现上海的内涵，虽然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想来，这就是上海的“软实力”最好的体现。
周海龙
最忆“六神”花露水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圆头大脑讨人喜欢的小胖墩，可是一到夏天就度日如年，被蚊子叮得浑身起包。当时我从上海到皖南山区工作，杂草丛生，蚊子确实猖獗，无奈之下只好根据当地人介绍，从山上采来金银花让儿子泡澡，才能勉强度夏。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量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既给国人带来国外优质产品，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民族品牌。但“六神”却用行动证明：我强我就行。
谭同政
陪我退休的“上海牌”手表
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备课，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我的父亲。只见父亲满头大汗，兴奋地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啊！是一块上海牌手表，我激动无比，这是我父亲从上海“亨得利”钟表店为我购买的，价格是130元。这是父母卖掉了饲养了将近一年的猪，再加上平时积攒的钱购得的。
这表凝聚着父母对我的爱，这表记载着上海品牌的光辉岁月。
赵荷芬
割舍不掉的蝴蝶牌缝纫机
在我的家中，有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脚踩缝纫机。那是母亲出嫁时唯一值钱的嫁妆，伴随着母亲从青年走过壮年直到年迈。虽然已经十几年没有用过，但母亲却把它当做传家宝一样悉心收藏着。这台缝纫机伴随着母亲熬过许多不眠之夜，是母亲割舍不下的老物件。
记得在我童年的每个夜晚，是在这台缝纫机低沉而有节奏的声响中入眠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比较匮乏，父母有限的工资除了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以外，很难再有多余的资金给我们姐弟几人添置衣服。但比较讲究的母亲为了让我们尽可能穿得体面，总是抽空到市场上去挑选一些廉价的布头，白天忙完工作，晚上安顿我们睡觉后，拿出布头，变着花样地测量、剪裁、拼接，成型后在缝纫机上开始缝制。从来不知道母亲夜晚熬到几点，只记得好多个早上，一睁开双眼，母亲就会把一件崭新的衣服递给我，然后目送我穿着漂亮的花衣，兴高采烈地上学去。
母亲的一双巧手，没有花费过多的钱，却让我们姐弟几人穿出了那个年代的时尚，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也许是受母亲的耳濡目染，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爱上了手工，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会了剪裁和缝制，除了给儿子缝制衣服外，我还制作休闲布兜，送给亲朋好友。只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母亲上了年纪，我又忙于工作，那台缝纫机就很少能派上用场了。十多、年前，父母迁居新家时，我曾建议把它
卖掉，但母亲说什么也不舍得。所以，蝴蝶牌缝纫机又住进了母亲的新家，它将作为母亲和我的心爱之物被一直收藏。
吴晓霞
一把蒲扇的记忆
我四十岁那年，请母亲来家里吃饭，她在路上买了把蒲扇，一路扇了过来。吃好饭后没带回去，说留给你们吧。这把蒲扇小巧玲珑，我爱人找来一些花布条，包了一圈儿边，拿在手里，又轻巧、又耐用、扇风又大，大家都喜爱。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电扇，每天晚上摇摇蒲扇，倒也十分风凉惬意。
后来我买了新房，搬家时把许多东西都扔掉了，唯有这把蒲扇不舍得扔。新社区家家都有空调，我就用塑料袋把蒲扇套起来，放置在大橱顶上。国庆放假整理房间时，翻出了这把完好的蒲扇，拿在手里，心绪飞扬、感慨万千。
记得童年的夏天，每天晚饭过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拿上蒲扇、带上板凳，和邻居们聚在一起乘凉。这时只要谁把话匣子一打开，你就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知晓。那时的夏日夜晚，总是在大人的故事里、老人的叮咛中、蒲扇晃动的声音里，迷迷糊糊地入睡。
蒲扇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我也在蒲扇摇动中慢慢长大。如今，蒲扇已经不再是上海人的必需品，但这份属于老上海的记忆，将始终埋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