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的“表情”————上海牌手表诞生六十年来的故事沈嘉禄
倪海明总经理展示最新款式的上海牌陀飞轮手表。
编者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的年轻人结婚，“三转一响”是必不可少的家庭物品，也是男方父母为之操心费神的婚前准备。“三转”是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是指收音机。买“三转”，不仅需要相对工资来说很大的一笔资金，还要凭票供应。一家单位一年往往只能分配到一张票子，会优先照顾论及婚嫁的职工。“三转”中的手表，最受全民钟爱的便是“上海”牌。
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感召与支撑下，上海工人阶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轻工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国产名牌，比如“永久”、“凤凰”、“蝴蝶”、“蜜蜂”、“凯歌”、“金星”、“海鸥”、“永生”、“英雄”等，而手表，则有响当当的“上海”商标。
对一座城市而言，没有响当当的民族品牌，没有百年以上的老字号，没有人们对品牌的忠诚度与悉心爱护，就缺少对外交流的底气，所谓的文化底蕴也要大打折扣。
上海牌手表，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荣耀，也刻录了上海人民的记忆与情怀，它每一秒的精准走时，坚定地记录了上海发展的脚步。
周恩来去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正好传来上海手表厂研制出了新的产品，周总理很高兴，让卫士长成元功花90元钱为他买了一块新出厂的“上海”牌手表。
周总理喜欢佩戴上海牌手表
旧中国，上海没有像样的手表厂，只有修表的小作坊。1955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指示和钟表行业职工的要求，决定将试制国产表的任务下达给第二轻工业局。7月9日，第二轻工业局与上海钟表同业公会从中国钟厂、文华钟厂、华成工业社、中苏工业社等十几家中小企业参试单位中抽调人员，加上7名来自民间的钟表修理师傅共58人，组成细马手表试制小组。
参与试制的老师傅们没有一个人造过手表，连制造手表的专用设备也没有，唯一可算作设备也就是一台修理钟表的小摆车。但是上海的工人师傅就是会动脑筋，他们将瑞士手表“塞尔卡”拆成150只零件，分头仿制。缺少设备，他们就用普通机床改制成钟表用的小摆车，缺乏传动电机，则用电风扇头子改装。没有材料，他们用绣花针造钻头，用阳伞骨、绒线针、自行车钢丝等制造手表轴芯，用酒精灯作热处理。由于场地狭小，装配、测试、检验都挤在一间用隔音板搭成的“密封式”的小房间里进行。试制人员赶在1955年国庆节前夕，拿出了18只样表，送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
按照行内的话来说，粗马表的擒纵叉上没有钻，只能算作微缩的钟，而细马表必须有钻，走时精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表。1955年试制成功的是中国手表的始祖，改写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
1957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成，第二年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这就是今天被国内外收藏家视作掌上明珠的A581。质量接近瑞士selca手表水平，可连续走时36小时以上，日差小于1分钟。
A581问世后，周恩来总理买了一只并长期佩戴，当时还是帆布表带呢。1961年，周恩来去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正好传来上海手表厂研制出了新的产品，周总理很高兴，让卫士长成元功花90元钱为他买了一块新出厂的“上海”牌手表。能戴上国产的手表出国，总理感到特别自豪。从此，这块表就一直戴在了总理的腕上。直到1972年，这块手表的荧光已经不能发光了，这让每天夜间工作的总理感到了不便。他趁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参观访问时，委托上海市委的同志帮他将这块旧手表送去上海手表厂修理一下。谁知王洪文一听说总理要修手表，就让自己的秘书到上海手表厂端来两盘子各式各样的新款手表。当着王洪文的面，周总理不说什么。等到他走后，他立即让工作人员将手表全部退了回去，他只留下那块修理过的旧表。这就是总理，始终坚守自己做人的准则。直到总理逝世后遗体火化时，人们才从他手上取下这块表。现在这块手表已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六十年代后期，手表厂技术人员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了一个“上”字和一个“海”字，拼成毛体，天衣无缝，“上海”商标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制造”的典范
上海牌手表专题收藏家周宝兴告诉笔者：“因为1955年华东局财政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和平饭店，它是轻工局的前身。试制的手表先后命名为‘东方红’及‘和平’，上报国务院有关方面，却没批准。最后才命名‘上海’，商标用的是美术体。六十年代后期，手表厂技术人员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了一个‘上’字和一个‘海’字，拼成毛体，天衣无缝，‘上海’商标一直沿用至今。‘上海’牌也是唯一一块以城市名为商标的手表。”据1958年7月2日的解放日报报道：“昨天在第三百货商店试销的一百只十七钻长三针防水水表，很快售光。”
被手表收藏家视若珍宝的还有上海牌A641型手表。它是1964年推出的高档手表，但因为时值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饭也吃不饱，购买力骤降，厂方就没有批量投入生产。后来解放军总参二部来到上海手表厂要求生产200米深度的潜水手表，要求有日历、自动，上海手表厂就采用A641机芯生产了一批军用手表。周宝兴也觅到了几只，其中分团级干部和师级以上干部使用。供师级干部使用的市面上极为罕见，29钻、夜光、防水防震、全自动。
在那个年代，上海牌手表是“中国制造”的典范，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有力注释，也是上海的闪亮名片。上海手表厂曾在国内手表行业创下诸如规模、效益、利税、人均创利、累计销售等“十个第一”。从第一只上海牌手表诞生开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佩戴手表的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戴的是上海牌手表。
那个时候日本的政要访问中国也戴着电子表。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社会名流也纷纷亮出这玩意儿，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电子表对机械表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国门向世界打开，外国机械手表和电子表不可阻挡地涌入中国市场。外国手表中，瑞士表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日本手表则走低端路线，还有大量水货，像美丽的女妖诱惑着人们。但最致命的打击来自电子表。
对传统的制表工艺和悠久的手表文化来说，电子表是个强悍的异类。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海明是入行四十年的老法师，主政上海表业有限公司也有十六年了。据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手表厂的年产量从700万只减少至100多万只。有一阵上海牌手表到义乌参加全国轻工产品展销，从每只100元卖起，后来逐年降价，最后卖到10元、20元一只，连成本也捞不回来。上海牌手表还算有品牌优势，消费者有认同感，一般“无名之辈”输得就更惨了。
“迫于形势，上海手表厂在1987年也开始生产电子表。电子表有一种新时代的特征，容易为年轻人接受，它的优势是精度高，成本低，机芯小，外观花式变化余地大，在生产上则是装配方便快捷，成本低廉。”倪海明告诉笔者，“那个时候日本的政要访问中国也戴着电子表。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社会名流也纷纷亮出这玩意儿，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国内最大的电子表企业在福建、广东，年产量达到500万只左右就有好几家。短短几年，电子表覆盖市场80％，将机械表压缩在很小的角落里苟延残喘。
作为世界钟表大国的瑞士也未能幸免。传统制表业危在旦夕之时，瑞士政府出面干预，组建了斯沃琪公司，专门生产电子表。现在斯沃琪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表生产企业，产品也很受中国青少年的欢迎。
时值上海牌手表诞生50周年，上海表业推出限量版陀飞轮手表试水市场，一共只有50只，每只10万元，但很快被一抢而光。
闯出“华山一条路”
2000年，上海手表厂重组为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原先的技术人员和品牌全部保留下来。阵痛中的上海表业有限公司为应对火烧眉毛的吃饭问题，采取了一个策略：为国内外手表企业生产中低档机芯，当年实现赢利。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陀飞轮手表代表了机械表制造的最高工艺水平，把钟表的计时精准度和动感美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被誉为“表中之王”。上海表业决心制造陀飞轮，敢于挑战手表王国瑞士，他们很清楚，拿不出硬碰硬的陀飞轮，在全球钟表领域就没有发言权。
倪海明总经理调动了最优秀的技术力量，购置了设备，并对技术人员实施了激励机制。但有限的研发资金还不能够购买一只宝玑陀飞轮手表来进行“解剖”，倪海明就与技术人员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加上对机械表运转原理的深化设计，经过短短一年的研发，终于在2001年成功研发出陀飞轮机芯。当上海牌陀飞轮手表亮相瑞士巴塞尔钟表展时，来自全世界的手表商对它的性能、设计和价格都非常震惊。2005年时值上海牌手表诞生50周年，上海表业推出限量版陀飞轮手表试水市场，一共只有50只，每只10万元，但很快被一抢而光。
这一下，上海表业从上到下，每个人都信心大增。
过去，一只普通机械表的机芯只卖几元钱，现在一只多功能机芯要卖一百多元。陀飞轮机芯更贵，人工雕刻一块夹板就要一千多元。研发成果给上海表业带来的可观的利润。
中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升空后，国人注意到翟志刚出舱时戴着一只航天表，这是一只飞亚达手表，但它的机芯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研发成功的。
续写“上海牌”的精彩故事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制造的多功能机芯像个工作母机，款式开发的余地很大，陀飞轮机芯则将上海牌手表提升到一个能与世界十大名表对话的平台。一只陀飞轮新款手表，18K玫瑰金表壳镶嵌了227颗天然钻石，纯天然贝壳表面镶嵌了154颗天然钻石，这种个性化的产品以小批量标号发行。2010年成功推出了轨道式双陀飞轮限量表，每只从28万元至30万元不等，满足国内外收藏家的需要。
今年，为纪念上海牌手表诞生60周年而推出的立面陀飞轮手表，在全球钟表行业也处于领先地位。再比如，陀飞轮计时码表也研发成功了，很快投放市场。这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手表再次创造了历史，体现了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制表水平。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同时推出的一盒怀旧手表，内含东方红、和平这两款复刻表、上海牌A581复刻表以及国内第一款军表、国内第一款女表，限量500套，投放市场后立即受到收藏家和时尚人士的追捧。上海牌手表的文化的附加值正在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