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的包(敦煌莫高窟“近事女”壁画局部)。
先秦时期的包为何叫“佩囊”
据推测,古人的“佩囊之俗”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因为里面存放的多是必用或值钱的东西,佩囊也会被小偷盯上。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人在酒店捡到了钥匙状的东西,不知是何物,就暂时装到自己的包里。后来被三四个小偷拦住,他才知道“此物探囊胠笈之具”。原来,那钥匙状的东西是小偷行窃的专用工具。由此可知,一是当时人们外出有带包的习惯,二是南宋时已有撬箱划包的专业小偷。
汉代最显示身份的包为何称“虎头鞶囊”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是一种小包。《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当年董卓作乱迁都时,东汉国家图书馆里所收藏的那些丝帛书籍,大的被连缀成帷帐车盖,小的被做成佩囊。
汉代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也叫“旁囊”,主要用于存放印信一类的东西。
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最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
除兽头之外,有些朝代的包还用兽爪图案。《隋书·礼仪志》记载,北朝的包即为这种兽爪包:“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鞶囊。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鞶囊及爪。”
唐代最上档次的包为何称“金鱼袋”
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大臣上朝时用来记录“最高指示”和自己要上奏的话。存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
唐代,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是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代,官员的身份证明被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
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新唐书·舆服志》记载:“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用金子装饰并存放金质鱼符的鱼袋,称为“金鱼”或“金鱼袋”。这是当时最高档次的包。韩愈的《示儿》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唐朝低级官员出使国外时,常会借高级官员的紫金鱼袋抬高身份,谓之“借紫”。
金代书袋以“紫襜丝”级别最高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就是用来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采。”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记载:“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唐颜师古注:“绨,厚缯也。绿,其色也。方底,盛书囊,形若今之算幐耳。”
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金史·舆服志》记载,金世宗时,为区别官吏与庶民,曾颁布诏令:“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襜丝为之;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以黑斜皮为之;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并黄皮为之。”
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多用“褡裢”、放烟丝用“烟袋”、放扇子用“扇囊”、放挂表用“表帕”,还有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
古代女性最爱的包是“香囊”
在早期,皮包大多是男性使用的,而布包才是女性用包。《礼记·内则》有这种说法:“男鞶革,女鞶丝。”汉郑玄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之。”到后来,男包也可以用布帛制作。古代女性最喜欢的包是“香囊”。香囊又称“熏囊”、“香袋”,用布帛制作,里面放的不是物什,而是香料。由于香囊既可作为饰物,又能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早在先秦时期,女性已开始佩戴。《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容臭就是后来说的香囊。
到汉魏时,佩戴香囊已流行开来,繁钦的《定情诗》称:“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1970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曾出土多个熏囊,在墓穴内的两个边箱里就发现4个香囊。《杨太真外传》称,杨贵妃临死时身上还挂着香囊:“及移葬,肌肤已消释矣,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
古代女性喜欢香囊,其实还有一层特殊意思,往往把其视为“定情之物”。孙光宪的《遐方怨》称:“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