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些团体和个人出于各种动机与目的，来中国从事文化交流、访古览胜和实地调查活动，把自己在华所见所闻以日记、笔记、报告书、调查报告等形式记录下来并予出版，从多方面、多角度记载了中国社会的整体风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与中日关系是极有价值的。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日本人游记作者在华从事活动的动机与目的各异，记录的重点不同，有深浅差异与拙巧之分，但都能反映他们的中国观和急剧变革时代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今天重读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日记，可以收到温故知新之效，也有助于理解当前的中日关系。
关键词：近代；日本人游记；中华文明；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游记中映现出的中华文明与社会生活
在考察中国古城与古迹上，桑原骘藏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是这样介绍古都洛阳的：“东汉以来，洛阳久为天下首善之地，其间名门望族多将冢茔营建于率邙。”邙山位于洛阳之北，历史上葬有多位皇帝和名人，中国民间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中国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没有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写道：“洛阳是所谓天下之中心，周汉以来屡为天下之都，但是宋代以后逐渐衰落，至明末李自成之乱，蒙受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后，昔日壮观场面已荡然无存。”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是他考察历史的一个方法。他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倍感兴趣，做出了成就，除了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汉学外，还与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长期研究有关，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培养了对中国历史的挚热感情，使他有条件成为同时代的佼佼者，有人把他看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大师，日本汉学界的另类。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具体生动，可读性强，表明他的研究意趣。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多方面表现中华文明，涉及面广，确有清新厚重之感。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的产生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
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从多方面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是每部游记的共同特征，也是作者努力完成的乐此不疲的工作，举凡历史古迹、名人墓碑、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军事设施、交通要道、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宗教文化，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许多方面写得具体生动，落落大方。据说内藤湖南一生十次造访中国，结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王修植、沈曾植、柯绍忞、刘鹗、王国维、李盛铎、董康、郑孝胥、张元济、曹廷杰、宋伯儒等一代中国硕学之士，与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人保持来往。在《燕山楚水》中他是这样介绍中国长城的，写道：“作为人工制造的结果，确实雄伟壮丽。……从远处眺望长城，就像一幅巨大的布帛上绣饰的细花纹，与其说雄伟壮观，不如说纤丽精致。由此可见，与山川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巨大能力相比，人的微不足道。想到这里，一种崇高的感怀，凛然生于心中。”他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这与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关，与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的《燕山楚水》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画卷，成为日本青年游华的必备指南，于日本对华认识形成有一席之地，成为研究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的珍贵史料。
宇野哲人是日本东京大学哲学史教授，以研究中国哲学见长，一部《中国文明记》是他游历中国后写下的珍贵作品，保存了对中国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记载。《中国文明记》译者在“译后记”中说道：“宇野哲人对中国的文化以及遗留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文化遗产深深地爱，经常是对之顶礼膜拜，抚摸唏嘘，不忍离去。”中国是文明大国，社会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各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东西是引人颇感兴趣的地方，日本学人在游记中均有津津记载，也有许多有见地的分析，甚至可以说是有较为准确的评价，显示出他们观察与思考的力度。宇野哲人在北京看到故宫后发出感慨，他说：“不见皇宫，焉知帝王之尊。……故皇宫美轮美奂，壮丽至极。”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古代建筑，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皇宫都无法与其相比。“北京内外城中，最繁华之所凡五处。内城中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后门大街三处。外城中有前门大街及大栅栏。”这些都是较为详细的记载，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城市发展极有意义。
城市生活与繁荣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从一个意义上反映大众生活水平。在日本学人的笔下，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生活气息较浓，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秩序井然，不仅东西方文化荟萃于此，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手工工艺，显示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征。在北京街头，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店铺林立，买卖兴隆，各族民众和睦相处，见面行礼甚恭，卖酸梅汤的货商手摇金铃，口中吆喝“冰盏儿”，敲击声音悠远，以此招徕客人。近代日本学人对中国社会观察细致，看到中国社会在生生不已的演进中发生的变迁。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这也是他们游记的可贵之处。1906年5月和1917年9月德富苏峰（1863—1957）先后两次来中国游历，获得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认识。在第二次来中国游历的时候，德富苏峰看到中国人留辫子的少了，除了一些清朝遗老外，绅士阶级留辫子的已经没有了。进入民国后，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发生极大变化，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日益增多，慈善机构、音乐会、公园都有妇女参加，“到处都能看见一些所谓的新女性”，“不管怎样，从这迹象都可以看出社会的变迁。”这些都是作者深入社会详细考察所得，有他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可视为有价值的记载。
近代日本人游记从多方面反映中国社会风貌，除了记述山川物产、地理风俗、名胜古迹、市井生活外，对社会大众生活困苦、交通设施落后状况也多有介绍。德富苏峰在游记中写道：“中国的道路状况之差是非常有名的。虽然有‘平如砥，直如箭’这句话，但是中国的公路几乎可以用‘行路难’一句话来形容。”日本教习中野孤山对四川的道路交通的印象是“至艰至难”。竹添进一郎在游历四川之后，发出“峻岭悬崖或有巨木，然搬运甚艰”的感慨。长期以来，由于外国侵略，国内战争频仍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旧中国经济、科技、交通、文化与大众生活基本上都处于落后状态，经济凋敝，与同时期的日本相比，无疑是落后得多，这些状况在日本学人的游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即便是为演戏伴奏的乐师也是衣衫褴褛，坐于戏台之上，极其扫兴。
近代日本来华学人当中有许多思想深刻的思想家，看到中国社会的伟力与同化力量深藏在伟大的历史传统当中，认为中国具有极大的吸附力与同化力。以长远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国，是十分明确和不容置疑的。德富苏峰明确指出：“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新征服者，中国都是中国人的中国，所以，新的征服者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马上被中国化，也不得不被汉化。无论元、清的朝廷怎样采取措施努力保持原有的风俗，也还是经不住被中国化了，这就是寡不敌众。薄不胜浓，野不敌文，文且众，众且浓，这就是中国同化的力量天下无敌的原因。”德富苏峰努力寻找中国同化力量的历史根源，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分析，有的看法甚至是相当深刻的，他说：“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同化力量如此巨大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要说最重要的原因，那还要归结于中国文明其本身。……而且对于这样的文明，所有的外来势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它。”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也是有其价值的。
二、游记作者与中国社会各界名流的广泛交游
为了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取得甲午战争的绝对把握，日本政府对战争的准备是极为细致的，包括赴中国、朝鲜、欧洲实地考察，访问军政要员、建立情报网络和收集北洋海军情报。1893年4月—7月，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伊地知幸介中佐、柴五郎大尉等先后到中国、朝鲜访问了袁世凯、李鸿章、大院君、高宗等重要人物。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和判断中国、朝鲜对战争的态度、国家的战略意志与物质精神准备情况。按照正常的情况，通过探访战争攸关的实权派人物是可以了解并掌握到战争准备情况的。对于像与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开战，日本不敢轻易进行，必须做多方面的准备、判断与评估。从各种材料的收集、综合与对比当中制定行动计划。日本朝野对外调查和获取情报的功夫是很深的，有时候多管齐下。不仅在近代史上，在古代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在唐代，日本利用遣唐使、来华商人和漂流民了解中国唐朝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出使渤海国的小野田守得到这个情报回国后向朝廷作了汇报，日本担心“安史之乱”后中国唐朝会进攻日本，曾一度引起日本朝野的恐慌。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军事的失败，更是制度、教育与国民信仰的失败，许多方面值得深入检讨。因为战争是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展现，国家间综合力量的较量，单纯的军事武器不是战争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即便是军事家也不主张单纯的军事观点，也要考虑多种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制约与事前周密谋划。中国的《孙子兵法》讲：“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早在唐代就已经传入日本，历代兵学家、儒者、政治家都有精湛的理解与把握。战时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对日本取得战争胜利因素的总结，他说：“在日清战争中我国军队采用欧洲化的作战计划、运输方法、兵站设施、医院，以及卫生的准备特别是以慈善为主要目的的红十字会员的进退等，整顿各方面的组织以及各部机关的活动。”不仅国内方面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在外交也积极开展活动，最大限度地争取欧美国家的中立，避免干涉日本的军事行动。今天重新检讨过过去的惨痛历史，有许多的教训可以深入总结。
近代日本游记作者与中国社会各界名流交流，是中日关系面临剧烈变动时代的产物，注入了许多特定的内涵，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的两国交往，实开近代日本学人来华实地踏查的滥觞。总的来说，他们的活动带有某些强势的特征，在华活动以及回国后形成的游记、报告在日本产生了不同凡响，影响了日本社会。中日关系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内容与特征。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抱有何种动机，通过与中国各阶层人士接触，无疑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了解，写出的游记在日本社会起到了酵母甚至催化作用，对日益膨胀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啻火上浇油。
三、游记对中国地理、交通与矿产的调查
在德富苏峰的著作中，有许多涉及中国地理、矿产与交通运输方面的内容，构成他在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方面有超越时人之处。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经济、地理、中日关系的论述，都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倾向性，包藏着对中国侵略掠夺的险恶用心。他强调：“中国如果要与别国结盟的话，首先可以和日本结盟。不论其必要性如何，必须承认，对中国来说和日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并非德富苏峰一个人的想法，也非一时之热血，可视为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始终强调中国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像其他人那样拘谨自守：“要比较天赋的国土资源的话，也许美国可以与之一比，长江流域土地丰饶，铁、煤炭丰富自不必说，山东至山西、陕西一带的地下矿藏之富，简直到了无法想像的程度。我这次游历了山西省一些地区，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下的煤炭都露到了地表上来。”这是他的真实所见，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观感。德富苏峰甚至提出发行有影响力的报纸，奴化中国人民：“如果日本人不率先起来做这项事业，那么英、美、德等其他国家就会去做，到时候，无论怎样后悔都来不及了。”他研究中国历史，长于理论宣传，清楚殖民宣传的重要性，有这些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冈千仞的游记对中国道路交通写得极为细致，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有精确的数据，如此之详细恐怕超越一般的观感，不可视为简单的游记。它详细记述北京至各省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如北京至直隶省城四十八里，道路平坦，无泥泞陷车之患；到山东济南府一百七十里，到山西省城太原一百五十四里，到陕西西安府三百六十五里，至甘肃兰州五百六十五里。作者对中国城市、村庄的了解如此详细具体，不同于旧学者书斋里纯粹的学问，而是成为了致用之学，以另一种方式积极参与了近代日本的外交活动。他凭借西方科学仪器进行测量，以期获得更为精确的把握。所以，近代日本在在周边各国的实地踏查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土地测量，较多地使用了近代实验技术科学。冈千仞在中国游历时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吸食鸦片问题。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人较多，他认为：“清人嗜鸦片甚食色”。这说明吸食鸦片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茶楼酒馆，必设吸烟室。鸦片为日用必须物。”鸦片自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在中国根绝。可见，当时鸦片危害中国之严重与广泛。他的这些记述对于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