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发布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中特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此相对稳定的人口流动大格局之下，那些已在流入地居住多年的“流动人口”仍不能安居乐业，与人口流动相生相伴的各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则需要各地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全国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揭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享有程度远低于同龄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也远不及城市和农村居民。更为严重的是，超过2000万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还不能得到平等接受教育和升学的权利。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流动人口家庭就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城市中如果有近一半居民处于这种状态，既不利于流动者本人，也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小康社会建设，需要政府拿出真诚和有效的解决措施，并应当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