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冻受累挨骂被误解,上海救助站的年轻人:在寻觅流浪者中度过每个寒冬露宿者社工受助者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上海气温下降。“降到3摄氏度了,出车吧。”上海杨浦区救助站副站长殷宸垣看了一下温度计,对当天值班的两位年轻队员葛徐和李亚薇说。每逢气温接近零摄氏度,巡查小队必须在零时后上街巡查。

彰武路的ATM机、殷高东路的上街沿、闸殷路800号、控江路1698号的工商银行……巡查小队直奔几个固定露宿点搜寻,劝说露宿者进站休息,不愿进站的就留下一些御寒物资。“最近有一些动迁后的旧改基地也成了露宿点。”巡查小队走进一片旧改基地。

“基地这么大,人躲在房子里,你们怎么找?”“找一些有生活痕迹的物品,就代表这里有人。”经验丰富的殷宸垣说。“一旦发现露宿者生命体征下降,要立即采取保护救助措施,我们宁愿‘十跑九空’,也不能让他们半夜出事了没人管。”

殷宸垣和葛徐是“80后”,进站时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李亚薇是生于1997年的女孩,刚进站1年。葛徐说:“救助工作的苦‘劝退’了很多年轻人。但每一座城市都有遭遇困境的人需要帮助,救助工作只有不断加入‘新鲜血液’,才能延续下去。”

目前在杨浦区救助站,“80后”占20%,“90后”有23%,还有2%的“00后”新人,最小的22岁,他们共同构筑起一道城市的守护墙。

22岁进站,年轻人在成长

位于杭州路上的旧改基地,早年经动迁,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只剩下一些破败的老房。

葛徐劝她去医院,老太太却十分固执,用上海话不断地重复:“我不需要救助。”120救护车来了,工作人员说前几天也有同事来过,但老太太就是不肯去医院。“不行,她的情况很差,先救人再说。”年轻力壮的葛徐把老太太抬上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注射营养液,老人终于缓了过来。“医生说,老人严重营养不良,如果再一天没有吃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那天,葛徐在医院陪了老人4个小时,等老人沉沉睡去才安心离开。

“这14年里,总有一些这样的时刻,让我感受到救助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让人们在最困难时得到帮助,甚至危急时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葛徐22岁进站时,是救助站里最年轻的社工。“那是2009年,救助站里年轻人不多,‘80后’只有2人,其他都是年长我好多的前辈。”进救助站,并不是葛徐的主动选择。“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街道工作,当时民政部门缺人手,就把我调到这里来,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救助站这个部门。”

进站时是夏季,年轻的葛徐一开始只是负责一些文件工作,为了让他尽快适应救助工作,领导安排他跟巡查组上街,那是他在站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到了街上,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这座城市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家可归,睡在马路上,这对我内心的冲击力很大。”

位于杨树浦港桥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个集中露宿点。巡查组翻过桥的护栏,爬到桥下面的一根粗水管上,再沿着水管走进去,就能发现很多露宿人员睡在里面。这个地方十分隐秘,又靠近河流,随时有被淹掉的危险,是巡查组每次必去的点位。

“以前都是前辈们爬下去,我是年轻人,就主动申请让我来。”葛徐灵活地翻下桥,站在水管上,他不敢往下看,因为脚下就是湍急的河流。另一位同伴拉着他的手,他一个人探到最里面去查看露宿者的情况。“后来站里给我们配了安全绳索,将安全绳一头固定在地面,另一头绑在自己身上再下去。”

那一段杨树浦港桥,葛徐和同事们爬了两三年,直到露宿者们逐渐搬离了这片滩涂。

救助工作的难,不仅在于种种客观条件的艰苦,还有来自受助者的不理解和指责。“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工作的原则是自愿救助,不能强制,我们只能好言相劝。有时周围的市民也会指责我们,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份工作,没有爱心和责任感就做不了,我身边的同事都是一群有爱心的人。每次帮助到别人,心里会有小小的成就感。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在做善事。”这种职业认同感支撑他十四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

独自在沪,每天都很充实

控江路1698号有一家工商银行营业厅,门外朝马路一侧有一间ATM机房。巡查小队穿过马路去寻找露宿者时,李亚薇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背影出现在玻璃窗前。“老爷子脾气很暴躁,一说话就激动,每次都插不上嘴。但老爷爷也很可怜,周边没有人理他,只有我们愿意听他说话。”李亚薇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才推开ATM机房的玻璃门。

在跟受助人员沟通时,女孩子更细心,也更容易让对方放下戒备心。而学习如何挨骂,是所有新人来到救助站上的第一课。

李亚薇的家在江苏扬州,大学学的是国际汉语专业。读书时曾经和朋友在养老院做志愿者的经历让她决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社工。一开始她在老家的社区工作,后来看到救助站的招聘信息,去年10月底就独自来到上海,进入救助站工作。

今年3月,李亚薇在受理组遇到了她第一位救助对象。“她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姐姐,由派出所民警送过来,我看到她脚上的鞋子破了,脚指头露在外面,我们立即给她换了新鞋子、新口罩。”她智力受损,难以正常交流,李亚薇给她办理了入站流程,让她在站里住了下来。

她在站里住到了7月,上海解除封控后,杨浦救助站联系了她的老家,送她返乡。返乡的一路也是李亚薇陪着她。“我们从早上出发,开了6个小时车,中午才送她回到老家。完成交接工作准备离开时,她一直看着我们,脚步往我这边挪,似乎想跟我们回去。她虽然不说话,但我们都感受到她的内心,因为经过4个月的相处,我们心里也是同样的不舍。”

那天以后,李亚薇经常向业务组的同事打听她的近况。“不知道她回家以后又会经历怎样的事情,担心她能否适应家里的生活,晚上睡得好不好……”

一个人在上海,李亚薇说并不会感觉孤单,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之前听人家说,民政人就像一盏灯,我想自己能成为这盏灯里的一点小小微光。”

这份职业,平凡也不平凡

葛徐还记得自己刚进站的时候,只有不到30个人,一半负责接待大厅的工作,另外一半负责上街。“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每个人至少身兼两个职位,我自己要负责办公、街面巡查、开车,还要做社工。”

近年来,伴随着年轻人的加入,分工也发生了变化。巡查组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11时,分成三班穿行在街面的固定点位巡查,他们大多由40岁以上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而年轻人则身兼数职:白天,更熟悉电脑操作的他们在站里处理行政办公、受助者信息等工作,晚上参与街面巡查。尤其是极端天气下零点以后的“加强班”,十分考验年轻人的意志力。

不仅工作强度大,还要克服心理上的压力。“被指责、被误解也要忍气吞声,有时会觉得委屈。”葛徐说,“这时我会给自己做心理调节。他骂我,我不会少一块肉,但有一天他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就能理解我们的用心良苦了。近年来人们对救助工作的认可度也在逐步提高,很多市民看到我们的荧光马甲,会帮着劝说露宿者。”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我很多同学收入比我高很多。但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曾挽救别人于危难中,这份经历是再多的收入都不能换取的。”葛徐说。

目前,救助站也有不少老员工即将退休,站里十分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年轻人的职业认同感。“我们这一批人都将会老去,要有新鲜血液的加入,救助工作才能传承下去。”葛徐说。

“父母也希望我继续考公务员,或者找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但我觉得,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坚持到底。”李亚薇说。

跟李亚薇同一批进来的新人有3人,工作之余,年轻人们会在一起交流日常碰到的困难,解开彼此的心结。大家每天都在一起挥洒汗水,一起战斗,有了很深的感情。“我经常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想到还有这么多同伴一起努力着,就觉得有了力量。救助这份职业,平凡也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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