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社会捐赠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过1000亿元。与此同时，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和热情。如何打造慈善公信力，让慈善真正运行在阳光下，成为不可回避的命题。
信息公开，是慈善组织问责的重要方式。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首部慈善法，并决定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慈善法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对象、内容和程序，随后三大条例修订稿也将信息公开以专章形式列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由之前的软约束升级为硬约束。
信息公开需要更多社会主体参与
信息公开内容层次需要突出重点
除明确信息公开主体外，慈善法还将政府与慈善组织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了区分。比如，政府公开的信息包括慈善组织登记事项、税收优惠、资助补贴、购买服务、检查评估和表彰处罚等；慈善组织公开的信息包括组织章程、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面向社会公开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然而，目前政府和慈善组织公开的信息内容仅仅对条目进行了罗列，并未区分层次。
信息公开需要建立闭合工作机制
赫茨琳杰提出的DADS框架—公开（Disclosure）、分析（Analysis）、发布（Dissemination）、惩罚（Sanction），为我们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操作指引。对这一框架的解释是：没有分析，信息的透明度就失去意义；没有对大众的信息发布，二者就无效用可谈；只有这三者而没有制裁措施，整个体系就会失效。这几个环节之间环环相扣，彼此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完整链条。
在开放数据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使信息呈现出更容易识别的结果，是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按照慈善法的要求，我国由民政部建立统一、免费、公开的信息平台发布慈善组织信息。但是这种官方平台通常只能实现被动查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部分组织搜集政府有关慈善组织的信息，并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以及在网站上公开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目前我国也有一些行业组织致力于慈善信息公开，但由于没有办法从政府渠道获得数据，普遍存在数据的权威性和公开程度有限的问题。因此，建议政府增加信息平台的开放性，与更多的信息平台，尤其是民间平台进行对接和合作，扩大信息的发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