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说丨公益向左，商业向右？网络互助平台的那些是是非非
罗一笑的名字已被人遗忘。2019年岁末，几乎没有媒体再提及这一名字和三年前的事件。
最终，善款被退回。而事件的结局是，罗一笑永远定格在5岁，于2017年新年前夕因病辞世。
2019年，几乎同样的岁末时节，网络互助的负面事件再度出现。今年一再呈现高光时刻的互联网互助平台水滴筹，被卷入舆论风波。
事情起因于一段视频，曝光了水滴筹的线下志愿者在医院“扫楼”式推引导患者发起筹款，他们按单提成，实行末位淘汰制，并且存在随意填写募捐金额、有意隐瞒求助者财产状况等行为。
求助人和捐赠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互联网互助平台与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是一回事吗？这些互联网互助平台到底做的是公益还是商业？公益可以按照商业逻辑来运作吗？健康界带你梳理下网络互助平台的那些是是非非。
万亿蓝海市场争夺战
2019年悄然发生的大事之一，是拥有巨大流量的互联网巨头对网络互助平台的布局。
继苏宁、360、美团等之后，百度也于11月11日加入“网络大病互助”大军，上线“灯火互助”大病守护计划。
2019年早些时候，由腾讯加持的水滴公司新获10亿元C轮融资，而阿里系的相互宝用户则宣布用户数据超越水滴筹，成为全球最大互助保障平台。灯火互助上线后，BATM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皆加入对网络互助平台的布局。
经历了行业洗牌，从曾经一年诞生300多家平台，到现在腾讯、京东、百度等巨头纷纷入局以及水滴筹、轻松筹等领头羊屹立不倒，互助平台的江湖格局逐渐显露。
时至2019年，水滴筹在上半年连续两轮融资近16亿元，创下今年以来互联网健康险与健康保障领域融资的最高纪录。
而8月9日，阿里系旗下的相互宝宣布其存量成员数超过水滴筹，相当于整个德国的人口，已经成为全球最大互助保障平台。阿里内部人士称，相互宝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2013年面世的“国民钱袋子”余额宝。
从“百家争鸣”到“双雄并立”，网络互助的行业格局愈加清晰，但轻松筹、康爱公社等老平台以及其他互联网巨头们建立的新晋平台也各辟蹊径。
巨头为何纷纷进入互助平台的厮杀？
这是一个新战场，也是对背后极富想象空间的蓝海市场的预先争夺战。年末节点的水滴筹负面事件，让整个行业进入冷静期。
公益与商业界限模糊
实际上，网络上的求助和救助，以及伴随产生的追问和质疑，多年来一直都存在。
今年4月，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脑血栓住院，随后其妻子在水滴筹平台上发起上限百万元的捐款。然而有网友爆料吴鹤臣有北京两套房产、私家车等信息，一下子让大众对比产生质疑。事态的起因和演进，与罗一笑事件几乎如出一辙。
当时，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出面道歉，并表示称会更严谨、更多维度进行风控，并且强调这种公益事件不要追求吸引眼球。
因病致贫，甚至因为缺乏经济支付能力，致使疾病无法得到及时和充分的救助，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内心的焦虑。出于善良的本意，对于处在困境的他人伸出援手，尽管金额不大，但聚沙成塔，正如沈鹏一再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创立水滴筹的本意“小小水滴可以汇成大海”，众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位患者及一个家庭的命运。
因此，罗一笑事件以及吴鹤臣事件，当背后被发现有着营销或虚假的成分，现实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激起不满。
据了解，“扫楼”式地推，在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派驻地推人员，自称“志愿者”，逐个病房引导患者发起筹款，每单最高提成150元，月入可过万，绩效实行末位淘汰。
虽然水滴系的公益平台获得了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资格（遵循慈善法规定，仅限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公益慈善组织发起在线筹款项目），但水滴筹的“个人求助”业务板块并不属于指定范围。
这一行业某些刻意模糊商业与公益边界的行为，让普通人防不胜防。
带着公益色彩的商业行为
根据《慈善法》定义，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等公益活动。
《慈善法》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而水滴筹这样的企业，既不包括在上述组织形式里，也不是非营利机构。
在网络平台上公开进行大病求助，则是一种个人行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讲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告诉健康界，“比如个人生病了，向亲戚好友求助，或者是街头渠道求助，现在网络的普及扩展了求助外延，可以在水滴筹、轻松筹这样的平台上向整个网络求助，这是个人的权益。”她认为，公众对于上述求助的帮助，不属于捐赠，而是个人赠与行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凤凰公益的访谈中表示，个人求助信息平台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任何准入程序，立法的时候也考虑过是不是所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网络募集资金行为都要纳入到法律规制范围，但是经依法者考虑后将个人求助的权利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求助行为向全社会发出信息”。
企业一定不是公益组织或者慈善机构。厘清定义之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金锦萍表示，在具有民政部认定资格的平台上，开展募捐活动的主体全是在民政部门经过合法登记并取得资质的组织。但在个人求助信息平台上，主体往往是陷入困境中的个人或者他的亲友。
同时，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是为了达到某个公益目的，因此它的受益人一般不是特定的受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种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并不相同，两种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也不一样。可比较麻烦的是，公众会将它们都混同为捐赠行为，而且这种社会认知其实普遍存在。
显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与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并非一回事。查阅公开资料可知，民政部指定的22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轻松筹是第一批名单，水滴筹则在第二批名单。卢玮静介绍，这是因为轻松筹和水滴筹，确实有公益信息平台的部分，但与其业务平台是分开的，而两者最常为普通公众所数知的，却是它业务平台。
也就是说，水滴筹和轻松筹，用一个确实存在的身份，来为自己带有商业性质的业务披上了公益的外衣。
新生事物或许需要被重新认识
在2019年1月举行的水滴筹公益盛典上，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将水滴筹定位为一家社会企业，水滴筹也在近两年多次获得“社会企业”类奖项。
社会企业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正是这种定位，令许多人在“地推事件”爆发后，感觉自己被骗了，质疑水滴筹是将“公益做成生意”。
毕竟入局网络互助平台的巨头和创业公司，眼光瞄准的都是其后对接的万亿健康险蓝海。健康险在我国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极度依赖线下的代理人渠道，通过保险代理人销售的健康险占到60%以上。而随着互联网平台、内容运营平台等的发展，渠道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对于最终用户而言，信息更加透明，既起到了市场教育普及的作用，也增强了投保意愿。
沈鹏曾表示，“公益筹款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场景，你给一个刚为白血病患者捐助的年轻人推荐一个抗癌或者白血病的保险，这个转化率也很高。”
“未来，无论是网络互助还是商业健康险，都不再靠直接收取费用赚钱，而应把目光投到医疗上下游，收获服务费。”沈鹏认为，正是将网络互助平台融入医联体，保障机构与医院等密切合作，才串联起人身保险、就医贷款、医疗服务、健康保健等一系列产业。而互助、保险仅扮演“入口”的角色。
除了作为头部企业的入口，网络互助平台对于大众的确有其一定的存在意义，毕竟能承担高端医疗保险的人属于少数。而网络互助平台所起的作用和慈善机构完全不同，大病求助通常具有突发性、短时性等特点，如果按照传统的慈善救助模式，很可能钱没筹到位，病情已经恶化。
“网络互助几乎没有参与门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说，“比起商业保险，它事后均摊，每人每次出资额很少。”
根据北京社会发展促进会的回复，北京市社会企业是指以优先追求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持续用商业手段、产品或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并取得可测量的社会成果的法人单位。
或许，未来网络互助平台里可以走出一家真正的社会企业。
创业公司背后有来自投资机构的压力，必须得快速往前走。其实，还有一种压力，就是来自竞争对手。网络互助这条赛道，尽管水滴筹走到了前列，但对手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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