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AgencyCostsandTaxPlanningWhentheGovernmentisaMajorShareholder
供稿：董倩雪
编者按
研究背景
国家通过税收获得企业的现金流，无论企业的实际股权结构如何，国家在公司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的影响力随着其所有权控制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国有企业是如何影响企业避税的，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税收是企业的重大成本，避税有利于股东（Chen等，2010）。然而，在国有企业中，税收是对控股股东（国家）的隐性红利。因此，减少避税实际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也是对其他股东财富的剥夺。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者，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政治目标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政府为国有企业管理者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激励（Cragg和Dyck,2003）。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相对低下的原因在于管理者对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作用较弱。以往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特征和激励机制会影响其避税行为（Dyreng等,2010;Armstrong,2012），但是关于政府用来激励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机制的实证证据并不多见。
就中国而言，历史上中国所有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增长,大量国有企业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国有股在2005年之前不允许自由交易，即使在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国有股的交易仍然不活跃，故政府较少从其持有的国有企业股票升值中受益。因此，国家可能有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利益的动机。税收筹划可以提高股东价值，避税的决定因素需要更好地理解所有权结构、代理冲突和税收报告之间的联系。此外，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分配是由国家控制的，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者有政府官员的身份，这些管理者面临着政治升迁的持续评估，这为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迎合控股股东以减少避税提供了进一步的激励。
假设提出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轨道上，由于执行不力和其他实施问题，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的风险仍然存在（Jiang等,2010）。此外，政府在战略上保留了对某些类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即使在2005年将非流通股转换为流通股之后，国家也没有积极地进行股票交易，也没有直接从股价上涨中受益。因此，国家可能有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利益的动机，包括从国有企业的隧道挖掘中获取资源。中国相对薄弱的法律环境和财务报告制度加剧了这一代理冲突（MacNeil等,2002；Piotroski和Wong,2013）。
H1: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有效税率和现金税负。
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2.主要模型与变量
其中SOE是一个指标变量，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则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参考以前关于企业避税的研究，分别考虑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回报率（ROA）、市净率（MB）、杠杆作用（Lev）、资本支出（CAPEX）、净经营损失（NOL）、研发费用（R&D）、对外销售（ForSale）、企业并购（M&A）、股权再融资（EquOffer）、交叉上市（CrossList）、管理者所有权（MgmtOwn）和CEO与董事长是否兼任（DualCEO）、税收优惠（TaxPreference）、所有权集中度（Ownconcen）等控制变量，最后还包括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行业和年份之间税收政策的可能变化。
实证分析
1.企业所有权与避税
对H1的实证结果如表1显示，在两种税率度量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有效税率和现金税负均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要缴纳更多的税负。
表1企业所有权与避税的关系
2.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
3.私有化的双重差分检验
4.管理者晋升的概率
H2预测国有企业管理者在申报较高的企业所得税时更有可能被提拔。结果显示在表2中，其中晋升的概率是因变量，税率是主要的自变量。在第1列和第3列中分别使用ETR和CETR作为避税措施。在第2列和第4列中，税收度量分别是RANKETR和RANKCETR，它们分别是ETR或CETR公司的十分位数。在同一年的所有观察值中ETR的结果要强于CETR。但是，对于列（1）-（4），ETR（CETR）和RANKETR（RANKCETR）上的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具有统计意义，所以避税对国有企业管理者晋升概率的影响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
表2管理者晋升与避税的关系
5.管理者绩效评估年度的税率
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雇佣合同通常有三年的期限，因此绩效评估周期的第三年可能更重要。根据经理是否在三年周期的第三年任职，对样本进行了分割，并为每个子样本重新估计模型（1）。实证结果表明与前两年相比，国企管理者任期第三年的ETR（或CETR）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更大。总体而言，这些结果与管理者做出有利于国家的税收决策相一致，尤其是在任期评估的年份。
进一步检验
1.扩展测试
（3）超额税款的替代品。避税的公司可能会通过行贿来贿赂资源，这是一种替代手段。由于作者在其环境中无法直接检查贿赂情况，所以研究了两个间接代理：区域法律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官员被捕的频率。首先提取了2009年地区（省）法律环境的指数，以税率作为因变量来估计回归，对于弱势区域法律环境没有发现指标变量的交互作用此外。然后手工收集了2009年因不同地区腐败而被捕的政府官员人数的数据，测试结果表明政府腐败案件的指标变量也同样没有交互作用。
（4）其他国家的避税替代。考虑到国有企业可能用其他国家的避税行为来替代中国的避税行为。为了检验这一点，作者确定了“红筹股”公司，这些公司在香港注册和上市，但由中国内地政府控制。因此，它们是国有企业，但要缴纳香港税。此外还收集了在香港取得的收入和这些公司向香港政府缴纳的所得税的数据。将每一家公布收入的红筹股公司与一家香港本地公司进行配对，并根据与香港收入最接近的配对，计算香港所得税与香港收入的比率。尽管样本量很小（N=232），但结果发现这一衡量标准在样本之间没有差异，即这与国有企业以外国企业代替中国企业避税的做法不一致。
2.规范性检验
3.自我选择偏差测试
作者进行了国有企业外部冲击与治理效应模型检验。在处理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测试，以减轻对企业成为国有企业后自我选择的担忧。处理效应模型使用两阶段方法，第一阶段为预测模型，以指标变量作为国有企业状态的因变量；第二阶段包括风险比率以纠正自选择偏差的影响。第一阶段回归使用了第二阶段回归中未包含的五个变量。根据最近的两项政府决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和股权分置改革），国家将在2003年后从战略上降低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因此作者预计这两项政府决定（CPC会晤和股权分置改革）将减少国家所有权。然而，即使在2003年以后，国家仍然控制着某些管制行业，这些行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所以作者预计受监管行业的国有比例会更高，受监管行业的两个政府决定对国有比例的影响会有所缓解。
研究结论
Abstract
Instateownedenterprises(SOEs),taxesareadividendtothecontrollingshareholder,thestate,butacosttoothershareholders.WeexaminepubliclytradedfirmsinChinaandfindsignificantlylowertaxavoidancebySOEsrelativetonon-SOEs.Thedifferencesarepronouncedforlocallyversuscentrally-ownedSOEsandduringtheyearofSOEtermperformanceevaluations.Welinkourresultstomanagerialincentivesthroughpromotiontests,findingthathigherSOEtaxratesareassociatedwithhigherpromotionfrequenciesofSOEmanagers.Ourresultssuggestmanagerialincentivesandtaxreportingareconditionalontheownershipstructureofthefi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