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在我们普罗大众的认知里，是最神秘、最威严、最神圣的地方。
这绝大部分原因是中南海是中国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几乎每一届中大多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居住在这里，讨论、商议、制定国家大事。同时，中南海也是领导人办公和生活的场所。
不过，中南海和其他办事机构不同，在中南海的门前，并没有挂上“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子”？
有传言说，这是因为在建国初期，为了防止国民党在大陆残存的特务进行破坏，出于安全，才没有挂上政府牌子。
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之所以不挂牌子还有另外的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南海的前世今生
作为一个古建筑，中南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单纯自然景观，到不断赋予的人文景观，再到一个国家的政权象征，中南海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道路。
现代人们口中的中南海单纯指的是北京故宫西侧的两个连通的湖泊——“中海”和“南海”。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北海、中海和南海统称太液池，时明清皇城内御苑“西苑”的核心地方。
早在金朝时期，在今日中南海的北半部就有太液池和大宁宫这两处人工修建的建筑。
每当晓月初升，皎洁的月光照在太液池上，湖面总会波光粼粼，真应了《岳阳楼记》中“浮光跃金，静隐沉璧”这句话。
所以在金朝时，太液秋波就成了燕京八景之一，供皇亲国戚尽情游览。
过了几十年，神器更易，天下易主，蒙古人夺得了天下，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下旨重新修建北京内的各处建筑，便将太液池包入皇城之中。
等到了清代以后，清朝统治者将“西苑”大片土地改为民居，同时在北海、中海、南海三海周围设置“内红墙”，御苑范围从此缩短了不少。
另一方面，常年居住在寒冷地域的满族人因不喜北京干燥的气候，一般是不在紫禁城生活的。
清朝皇帝喜欢的是有山有水的园居，才会修建诸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这类的园林建筑。
所以像顺治、康熙、乾隆等帝王都在山水交间的中南海营建了宇馆轩，作为避暑听政之所。
到了晚清时期，这一现象更具有突出性，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按照礼制在腊月从颐和园移居紫禁城时，也躲在中南海居住，仅仅只在祭天大典等活动时，才前往紫禁城。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更是将郁郁不得志的光绪帝囚于今天中南海的瀛台。
从中南海的发展历史上看，在从自然景观转为权力中心这一过程中，满族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此，这一传统也被延续了下来，袁氏当国时，中南海成为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府，还将宝月楼外墙拆掉，更名为现在沿用的新华门。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央政府首长居住场所和国务院办公地点选址还引发过一阵讨论。
接管中南海
1949年1月31日，当北平和谈刚刚签字，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俩在西柏坡立即和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还有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负责干部会谈，商讨接管北平的后续问题。
会后，齐燕铭连夜赶赴北平，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叶剑英的帮助下，于2月3日进入并开始接管中南海。
那时，中央和各方民主人士，还并未下定决心让中南海当中央政府和政务院的办公地点。
根据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的回忆，在1949年3月，举办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各方对党中央、政务院的选址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认为北京西郊好，那里地广人稀，靠近山区，可进行纵深规划，也利于办公区和生活区统筹安排。万一打起仗来，各个要害部门，能迅速转移应对。
可见这种意见，主要是基于当时天下未定，一切还未尘埃落定的现实考虑。
另一种则是认为中南海好，理由也很简单。一是中南海地处城市中心，交通便捷，方便联系；二是选址中南海不多占用土地，相对新建工程，耗时短，费用少，不费民力；三是中南海历史遗址多，符合中国历史一直以来的传统。
最后还是毛主席和周恩来目光长远，想到了既然我们是新兴的政权，就该不仅仅只看眼前，最终敲定了中南海作为最后的答案。
北平和平解放前，中南海在傅作义的手里，他们只管使用，不知维护。
接收时，中南海内堆满了垃圾，许多房屋年久失修且破烂不堪。湖内则是淤泥堆积，杂草丛生。
接收的解放军花费了整整一个月才将中南海焕然一新。
中南海水域面积大，闲散空地少，建筑部门经过反复考察，最终选择以怀仁堂未中心，利用东、西、南三处旧宅地基，一幢挨着一幢建起了可供13户独立居住的普通平房。
毛主席在筹备政协会议期间，曾在工作之余亲自到勤政殿视察情况。在视察中，毛主席风趣地说：“过去的皇帝给我们开会准备好了地方啊，不过现在帝王都成过眼云烟了。”
同时，毛主席还指示在场的余心清：“开好会，少花钱，这也是支援前线啊！”
挂牌风波
既然是一个全新的政权，那必然也要在办公地点挂上与之匹配的牌子，好向外界展示办公地点的名分。
其实一开始，是准备好了牌子的。
根据当时中央办公厅齐燕铭的回忆，当他看见财政部、工业部都通通挂上了各自部委的牌子，自己也就主动制造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大字，白板黑字，立在中南海新华门的正中央。
路人远远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齐燕铭作为蒙古族，原名齐礼特，属蒙古八旗中的镶蓝旗，自幼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对古玩文物也颇有研究。在北平市立一中上学，课外发展了刻图章的本领。
在建国初期，有许多会议的标语都出自齐燕铭之手，还受到过毛主席的称赞。
齐燕铭写好了字，也从工厂取来了牌子，本来是想让士兵将牌子挂起来的。
但周总理知道后，命人将齐燕铭叫了过来，一脸严肃对齐燕铭说：
“听说你让人制造了一块牌子，要挂在新华门的门口是吧。照我的意见，我看就不要挂什么牌子。我们是人民的政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不要让北京市的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认为我们还是旧社会的衙门，这样不符合我们党的本色。毛主席也是这个意见，你去把牌子摘下来吧。”
听了周总理的解释，齐燕铭急忙让人将“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子取了下来，最后这块牌匾被安置在国家博物馆里，成了历史的文物。
其实个人看法，之所以不将牌子挂在中南海门口，除了周总理的解释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首先，中南海不完全充当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里面的部门还有中央办公厅，政务院等许多其他的办事机构。
如果仅仅只在新华门立一块“中央人民政府”，未免显得有些不是特别恰如其分。另外，中南海还是领导人暂时的居住地，这也不符合一个办公地点的固有特点。如果立牌子，又会显得不是特别名副其实。
所以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才没有将“中央人民政府”这块牌子立在新华门前。
但是中南海在民间普遍被认为是象征着权力的中心，总得有个标语什么的，来彰显共产党的立身之本和核心理念。
于是齐燕铭又将心中的想法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觉得齐燕铭的说法言之有理，就向毛主席提议在新华门后的影壁上雕刻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
毛主席知道后，先是欣慰地笑了，立即挥毫泼墨，在宣纸上书写了“为人民服务”。由最高领导人题写再合适不过了。
后来，石雕工人将这五个字雕刻在了影壁上，供进出中南海的高级干部观看。
让他们在心里牢牢记住自己参加工作的初心，绝不能葬送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建设的事业。
1967年，中南海重新布置了一番，前后大致一年，主要是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墙上，精心写上了标语。
内容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0年，中南海又经过一番修缮，对新华门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和门前两侧的标语进行了美化加工。
将“为人民服务”5个字贴上了金箔，变成红底金字，把两条标语做成有机玻璃灯箱。后来，两条标语又改成金箔镶边的白字。
解放后，毛主席曾多次写过“为人民服务”，但新华影壁上的是他一生之中写的最好的，也算是最后的执念。
结语：
百年中南海，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强不屈的沧桑巨变。
至于挂什么牌子，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背后所代表的含义，这样才能对得起牺牲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