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动物形象就开始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中，围绕社会现实与个人发展的需要，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动物文化。从最早因生存繁衍的需要衍生出的动物图腾崇拜，到后来攻伐兼并时代以动物为守护神，再到太平时代下的社会生活中，动物形象与升天信仰、升官发财、爱情相思等日常情境相结合，不仅以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保留下来，而且还以文物中的动物元素永久定格，成为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一部分。
蛙神信仰和女娲
在蛮荒的石器时代，原始部落以狩猎采集为生，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让部族无时无刻不面临挑战，要想在物竞天择的法则下生存下去，一靠生得多，二靠活得久。出于生殖崇拜，我们的祖先把每次产卵数以千计的蛙作为部落图腾，并将最早的创世神命名为“女娲”。《说文解字·女部》对“娲”的释义为“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万物”即“化生万物”，身为创世女神的女娲拥有无限的生育能力。历代学者对于“娲”字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以带“呙”为声旁的字多与圆形或容器有关，将“娲”与女性子宫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更为直接，即娲、蛙谐音。易中天曾说过，“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
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留下了大量蛙神生殖崇拜的证据。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颇具写实的蛙形图案，再到仰韶文化西迁后发展出的马家窑文化中，蛙形图案变得越来越抽象，用于存放蛙卵的腹部变得极其夸张，同时蛙的四肢也变得拟人化，最终演变为一种装饰艺术。
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还在蛙的身上找到了永生的寄托。蛙类动物皆有冬眠的习性，在深秋气候变冷时“睡去”，在来年春暖花开时“苏醒”，在先民们朴素的认知里，这是一种“死而复生”的神力。于是，当残酷的攻伐兼并战争时代来临之后，蛙成为了无数将士心中不死的守护神，被刻画在兵器上。后来，这种古老的观念也被道教吸收。《文子·上德》有云“蟾蜍辟兵”，《抱朴子·内篇·仙药》中也写道“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
[商]蛙纹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人面蛇身的祖先
尽管女娲是蛙神信仰的产物，然而在我们的记忆中，最熟悉的恐怕还是伏羲、女娲人面蛇身的经典造型。然而，女娲身为曾经的蛙神，怎么又会变成蛇？实际上，这个现象背后所影射的是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深刻时代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女娲的地位从曾经的创世神降为了伏羲的妹妹、妻子。虽然这段历史已经十分久远，但仍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流传，并在文字出现后被记录在典籍中。
[唐]伏羲女娲图绢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从关于女娲和伏羲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所扮演角色的时代特征。《列子·汤问》载，“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这段文字说明在女娲的时代，天地系统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才有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后来当环境稳定下来，世间没有人，于是便有了女娲造人的神话，并且她以不同材料造出富人与穷人，影射出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gēng，粗绳）人也。”
反观伏羲，他所承担的全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成熟后的角色，涉及了八卦占卜、文字纪事、礼乐教化等。《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帝王世纪》载：“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是为牺皇。”蔡邕《琴操》载：“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返）其天真也”。后来在伏羲制琴的基础上，女娲进一步发明了笙、簧等管乐器，如《春秋世谱》所载，“（女娲）乘（承）伏羲制度，作笙簧”。所以，当伏羲成为主神，女娲沦为配角，女娲也自然变成了伏羲的样貌。
《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那么，伏羲的人面蛇身是怎么来的？原来，伏羲是上古时代九黎部落信奉的神，该部落以蛇为图腾。伏羲如封建时代以前的其他传奇首领一样，是感孕而生、人神结合的后代。据《河图》所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即华胥因脚踩雷泽中的大脚印感孕生下了伏羲。雷泽是九黎部落的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下游一带。《山海经·海内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那个大脚印显然来自雷神，也就是说，伏羲的父亲是雷神。雷神人头龙身，伏羲人面蛇身，而蛇被视为小龙，显然是继承了雷神的相貌。后来，九黎部落在与炎黄部落的涿鹿之战中败北，一部分被炎黄部落兼并，给对方带去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文化，其中就包括了伏羲的神话信仰；另一部分九黎遗民则向西南迁徙，成为了三苗的主体，直到尧、舜时代，才在无数次的征伐中被最终同化。
传统文化中的“四灵”
在传统风水学说里，我们经常会听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说法。这四种神兽在古代被称为“四灵”，早在汉代便已定型。但是，这“四灵”是怎么来的呢？
[新石器]蚌塑龙虎墓平面图，引自《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
原来，“四灵”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其中，左青龙、右白虎的形象最早出现，源自原始权力秩序构建阶段的现实需要。为了凸显统治者的无上权力，他们创造出了天人感应的系统，部落首领对应天上的北极星，被众星环抱，众星组合被古人创造性地赋予了动物的形象。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墓主人的脚下是由河蚌与腿骨堆成的北斗星形状，在他身旁两侧拱卫着由河蚌堆积成的龙、虎，象征着天上的星宿，而他所在的正是北极星的位置。之所以选择龙、虎，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龙腾生云，虎啸生风。《易经·乾卦》有云：“云从龙，风从虎。”在古老的神巫时代，部落首领往往身兼巫觋的身份，他们需要借助风和云才能来到天上。后来，龙、虎还成为了仙人的坐骑。
[西周-春秋]鸟兽纹铜镜及拓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在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1612号墓出土的鸟兽纹铜镜上，可见西方白虎、东方青龙、南方朱雀的图案，但北方的神兽身份无法确定，有学者认为是麟，也有学者认为是鹿，但从形态上看属兽类无疑，并不是后来的龟或是玄武。
从“二灵”的出现到“四灵”的定型，经历了数千年。在商代，商王祭天活动频繁，在甲骨卜辞中首次出现了“四方”的概念。到了周代，祭天融入礼制，天上四灵的概念开始出现。《三辅黄图》中列举了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天之四灵”，其职责是“以正四方”。但是，这个被后世发扬光大的“四灵”组合是汉代才最终确定的。在汉代以前，“四灵”并没有统一的说法。《礼记·礼运》中将“四灵”释义为麟、凤、龟、龙，麟统御兽类，凤统御鸟族，龟通晓人事（占卜），龙统御鳞虫，因此，畜养“四灵”被视为天下大治的祥瑞。在西汉初的梁共王刘买墓中，天顶壁画上的“四灵”有龙、虎、凤，但另一种绝对不是龟，从造型上与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海精鲸鲵十分相似。直到汉武帝时期，“四灵”才最终定型。
[西汉]刘买墓四神云气图壁画及示意图，河南博物院藏
有熊氏的后人
如今，我们自诩为“龙”的传人，然而，龙在最早的时候，只是“四灵”之一和“鳞虫之长”，并不足以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事实也正如此，至少在汉代以前，或许我们的祖先更愿以有熊氏的后人自居，因为有熊氏代表了一脉相承的天命正统。除了华夏儿女，我们还有一个称谓叫“炎黄子孙”，及炎帝、黄帝的后代，而黄帝的身份便是有熊国君。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载：“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历史上的黄帝并不特指一个人，而是部落首领的统称，就像是后世的皇帝一样。
有熊氏部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苏秉琦曾指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红山文化位于我国东北地区西部，这里曾广泛分布有熊。北方的熊拥有冬眠习性，承载着原始部落的永生信仰；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熊在形体、动作上与人有相似之处，所以古人将熊人格化，将熊视为祖先加以崇拜。黄帝的有熊国便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原始部落。后来，黄帝部落向西南迁徙，最终在环境条件更适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定居下来，但依然保留着“有熊氏”的称号。《水经注》引《帝王世纪》载：“（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
玉龙，辽宁省博物馆藏。玉龙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一直以来被称为“玉猪龙”，但或许称其为“玉熊龙”更为合适。
到了周代，为了强化周王朝的正统地位，周王族将自身的“姬”姓“赋予”历史上的三皇五帝，《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尚书埤传》载：“黄帝至禹皆同姓。”但并未一如既往地强调有熊氏。这是因为在当时，姓代表宗族血缘，氏代表封地。华夏部落的核心区域——中原，历史上是黄帝和后来的尧、舜、禹统治的地方，当禹在涂山会盟天下诸侯时，在号令四方的旗帜上，“中正（即中央）之旗以熊”，即象征中原的旗帜上绘有熊的图案。对于周朝而言，直到周成王才迁都洛邑，定都中原。从此，周王族才名正言顺地自视为有熊氏的后人。《诗经·小雅·斯干》中写道，“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梦熊是好梦，预示着生下男孩，等他长大以后就可以承袭贵族的地位。
后来，秦灭六国，废除分封，建立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基于封地的氏也随之消亡。到了汉代，刘姓帝王们试图寻找王朝正统的证据，于是便有了《汉书·高帝纪》中的“汉帝本系，出自唐帝”，以及《世本竹书纪年·氏姓篇》中“帝尧为陶唐氏……尧是黄帝玄孙”的附会。《汉书·五行志》中所记载的昌邑王刘贺白日梦熊，也成为了有熊氏最后的印记：“（刘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梦熊的吉兆预示了刘贺不久后登上帝位，但意气风发的刘贺威胁到了霍光的地位，不满一个月就被扣上做尽荒唐事“凡千一百二十七”而惨遭废黜。
月中蟾兔从何而来
在中华文化中，或将月宫命名为蟾宫，或以玉兔代指月亮。这种观念历史悠久，屈原《楚辞·天问》中的发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是月中有“顾菟”的最早记载。南宋大儒朱熹认为“顾菟”即是顾望之兔，而近代学者闻一多在《天问释天》中则认为“顾菟当即蟾蜍之异名”。不管怎样，为何偏偏是蟾蜍、兔子出现在月亮上？
事实上，这是阴阳五行学说杂糅不死信仰和西王母神话的结果。西汉刘向《五经通义》载：“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月亮也被称为“太阴”，与太阳相对，而蟾蜍、兔在古人看来代表阳，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所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在《归藏·归妹》中最早记载了恒我（即姮娥，后因避汉文帝刘恒讳，改称嫦娥）“窃毋死之药于西王母”，在问卜大吉后，独自西行奔月，“恒我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蟾蜍）”。当嫦娥奔月后，《诗推度灾》中记载了“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兔）始明”，即嫦娥的到来让月亮发光，显现出蟾蜍和兔子的身影。
[东汉]西王母画像石及拓片，睢宁县博物馆藏
那么，嫦娥究竟是如何让月亮发光呢？她当然不会是托尔斯泰笔下的诗人，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而是因为她所携带的一件宝物——不死灵药。汉乐府《董逃行》讲述了一个凡人求访神仙，为人间帝王求得不死神药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诗写道：“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原来，不死灵药是由蟾蜍和玉兔捣练而成，而灵药取材于若木的树端。若木的树端有什么？据《淮南子·地形训》所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自此一切真相大白，灵药取自太阳，自然拥有了太阳的光芒，所以才能够点亮月亮，并浮现出捣药使者的身影。这竟然与月亮发亮是通过反射太阳光的现代科学理论不谋而合，不得不惊叹古人朴素观念中隐藏的智慧！
妃子笑背后的“功臣”
《杨太真外传》中记载了“明驼者，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按照唐代的度量衡，日驰五百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65.5千米，也就是从陕西西安到汉中的距离。如果用清宫剧中的“八百里加急”来比较，后者相当于今天的460.8千米，大约是从陕西西安到四川巴中的距离，虽然看上去更快，但这可是由无数匹快马接力才得以实现的。如果按照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记载，“（明驼）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明驼一日飞奔531千米，甚至还超过了“八百里加急”。
[唐]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局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酉阳杂俎》中所记载的明驼日行千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我们所熟知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北朝民歌《木兰篇》。木兰征战沙场，历经百战，得胜而归，受到了天子的召见。天子问木兰有什么愿望，木兰放弃了高官厚禄，“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是我们熟知的版本。但宋代史容在《山谷外集诗注》中引用《木兰篇》时，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早的版本：“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与北魏当时的历史是吻合的。《魏书·高祖纪》中记载了太和二年（478），“秋七月戊辰，龟兹国遣使献名（明）驼七十头。”到了孝文帝时期，《朝野佥载》中记载了一件趣事，当时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仿照南朝门阀制度钦定天下大姓，以此来给整个社会划定阶层，陇西李氏身为当地的世家大族，听闻消息后，“星夜乘鸣（明）驼，倍程至洛”，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不仅没能入了大姓，甚至还被扣上了“驼李”的名声，沦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