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息疫情”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还严重撕裂国际秩序。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流行扩散的背景下，准确认识和理解“信息疫情”，把握其传播规律和控制手段，已成为全球合作开展信息治理，共同应对疫情，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一、定义
“信息疫情”是指在传染病传播期间，与疫情有关的不实信息通过以社交网络为主的网络通信技术向全球公众即刻、广泛传播，对疫情的正确防控造成重大妨碍，撕裂全球抗疫共识，并进一步地助推疫情在全球蔓延。
二、生成逻辑
1．技术赋能：社交媒体催生不断发育的民意表达群体
“媒介即讯息”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活动。因此，对人类社会来说，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媒介变革带来了新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
2．社会记忆：寒蝉效应和公共心灵的集体化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构建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集体记忆标识了个体经由记忆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它的构建过程是对符合当下观念秩序的“过去”加以形塑、重构、反思的结果。社会大众对某一事件产生反应，实质是特定价值取向和认知方式在人们内心深处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社会记忆的唤起。社会记忆理论为我们理解“信息疫情”问题产生背后的集体表达行为和能动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框架。
3．回音室效应：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圈层化传播
“信息疫情”是信息不对称间接影响下的产物。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二是新冠肺炎病毒扑朔迷离的未知性、高层次的专业性和公众常识性之间存在认知差；
四是公众对真相的渴求和部分部门信息发布不翔实、不透明之间存在矛盾；
五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信息鸿沟”。
信息不对称会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信息圈层”，并进一步强化“回音室效应”。在信息不对称或模糊的背景下，公众往往习惯于以自己的认知体系去理解和解读未知的问题，运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这就在无形中导致了许多信息只在限定的“圈子”内部流动，无法形成“圈际”间的信息交换。就像给人们打造出了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音室”，一些相近的信息被反复传播，一些相近的意见被不断重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互联网新技术的加持下，一些疫情信息甚至可以实现精准推送，人们生活在“过滤气泡”中，不断强化信息偏好，从而加大了人们客观、全面、开放地了解信息、认识问题的难度。
三、传播特点
1．传播速度指数级
与以往瘟疫中谣言信息的传播模式不同，在前社交媒体时代，谣言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等人际传播方式实现，媒体由于有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把关过滤机制核实信源和信息内容，不实信息很难得到广泛传播，此类信息的传播机制一般是随着病疫的地区扩散而传播。
2．传播对象海量级
在全球社交媒体建构的空间中，全世界的事情几乎在同步发生，电子传播的速度超过了感官的速度，人的认知与互动通过网络相联系，而在信息无处不在的网络空间中，人难以像现实中的感染者一样被“隔离”，只能全方位地、不停息地暴露于信息的洪流之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网络成为新型全球公共舆论平台，是国际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全球重大事件舆论的放大器。由于全球社交媒体网络的深度联结，“信息疫情”一旦发生，面向的是全球的海量用户，并迅速实现跨国界、跨区域、跨种族的传递。
3．传播网络去中心化
从中心化的大众传播转变为去中心化的群体传播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最主要的信息传播特征之一。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环境中，“人人手持麦克风”的多主体信息传播模式成为现实，这意味着每一位社交媒体用户都可以成为传播各种虚假、有害信息的渠道。
4．传播效果疫情化
“信息疫情”与普通网络谣言的最大区别在于，“信息疫情”是在现实疫情的背景下产生，并与传染病疫情的发展相互交织，因而更容易利用公众焦虑、恐惧的心理，引发大规模的恐慌，并对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出现不仅会对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的公共健康危机。“信息疫情”不仅仅是错误的信息本身，还会误导民众根据错误信息采取实际的行动，如韩国的大规模集会、中国的“连夜抢购双黄连”、英国的人为纵火焚烧5G塔等，而这些聚集性的公众行为又进一步助推疫情的扩散。
四、传播内容
“信息疫情”的内容主要包括起源迷思、虚假治疗以及污名化等表达形态。
2.虚假治疗是指关于病毒预防和治疗措施的误导性谣言，包括在美国社交媒体网络中流传的“喝热的饮料可以杀死冠状病毒”“从吹风机吸入热空气可以帮助杀死冠状病毒”等。污名化现象常见于公共卫生事件当中，是“信息疫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指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疾病风险与特定人群联系起来的行为。
3.污名化会导致针对特定群体的偏见甚至暴力，从而使得传染病管理复杂化。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大量社交媒体用户将新冠病毒称为ChineseVirus（中国病毒）或WuhanVirus（武汉病毒）正是新冠“信息疫情”污名化行为的一种典型表现。而此类针对传染病的污名化行为以及公众对污名化的恐惧也将进一步加剧疾病的传播。
五、伴生危害
1．疫情“后真相”催生群体极化和道德相对主义
“信息疫情”蔓延扩散，网上大量信息真假难辨。网络技术使信息传播更加迅速、便捷的同时，也容易使信息内容偏离真实性，媒介传递的信息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既不是事实性客观现实，也不是完全虚构的假象现实。在事件—信息、虚拟—现实、真相—假象的转换中，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疫情内容语境，使人们处于一种情绪化的“客观性幻觉”中。“情感先行于事实”“立场胜过是非”“理性让位于感性”成为此次疫情中的常见思维，而这也印证了“后真相”的特征。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最早在1992年被美国《国家》杂志提出，为“情感对受众的影响力大于事实”之意。2016年“后真相”入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描述以充满情感和态度的方式告知受众信息比客观地摆事实更能影响受众的立场和行动的一种情形。疫情“后真相”的出现是“信息疫情”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冗杂庞大，造成了公众接受信息的碎片化，人们难以构建系统的认知体系，面对信息时便会缺乏准确的鉴别能力。另一方面，“信息疫情”在社会上营造出了强大的舆论氛围，以情感、立场和态度为特点的主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2．谣言等疫情有害信息肆虐传播动摇人心激化矛盾
有害信息借助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成为“信息疫情”持续发酵的“燃料”。新冠肺炎疫情中传播的有害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失实谣言和恐慌性有害信息。疫情之始便有大量假新闻、伪科学、巫术、小道消息等在舆论场流传，各种“听说”“网传”层出不穷。如“熏烟、吸烟、放鞭炮可以杀毒除菌”“风油精能抑制病毒感染”“吃辣椒能降低死亡风险”“武汉人逃离”，等等，使民众对疫情发展情势、严重程度、预防手段等客观情况产生误判，陷入恐慌情绪。
第二类是恶意攻击和诋毁性有害信息。当举国上下皆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仍有小部分人在背后煽风点火，发布公然诋毁、侮辱一线医疗人员和仇恨祖国同胞的言论。这类有害信息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感情和斗志，破坏了社会团结，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第三类是欺诈性有害信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民众、企业急于购置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的心理，在社交平台或网站上发布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据公安部国家反诈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9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破利用疫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9517起，累计涉案金额超过2.73亿元。与平时的传播行为相比，重大疫情时期捏造散布有害信息的危害要严重得多，不仅动摇人心，激化社会矛盾，导致阴谋论盛行，甚至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
3．“信息疫情”的扩散效应加大社会信任赤字风险
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和社会信任紧密捆绑，密不可分。我们很难剥离网络信息来单独讨论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也无法忽视当代社会信任体系中网络信息的重要作用。互联网社会既是一个风险社会，也是一个信任社会。健康、正面、真实的网络信息已经成为巩固社会信任体系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必要因素，也是激发公众正面期待、有效化解各类风险的重要依托。反之，消极、负面、未经证实的信息盛行，将加速割裂现有的社会信任体系，不断消耗政府和社会各主体间的信任资本，产生并扩大社会信任赤字。
六、防治策略
视角一：防治策略：信息“消毒”+舆情应对+媒介素养
1．信息发布“做加法”，强化信息“消毒”能力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因此，解决“信息疫情”问题，公开透明是最好的疫苗，真实阳光是最有效的消毒剂。此次疫情应对过程中，我国多数地区都采取了包括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政务网站、调查通报等在内的多种信息发布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要将这一有效做法制度化，加快建立高效、权威、透明、严谨的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澄清谬误、消除猜忌、增信释疑、疏导情绪。同时，各党政部门必须调整公共话语表达方式，用公众容易接受的话语方式来进行信息传播，以“对话感”的语态进行交流互动，以“守护者”的姿态传递真实信息。
2．公众心态“重引导”，做好舆情跟踪研判应对
3．媒介素养“抓补课”，提升全民思辨能力和责任意识
公众层面，要重点使人们具备面对不同信息时的思辨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养成科学、正面的媒介资源使用态度和方法。
首先，公众要建立媒介理性。面对鱼龙混杂的众多信息要有批判思维和辩证思维，要有明辨真伪、是非、良莠、善恶的能力。
其次，公众要严守媒介伦理。作为传播者，要尊重客观事实，做到不散布包括虚假信息、恶俗炒作、地域歧视、仇恨言论、欺诈信息、语言暴力等在内的违背道德伦理的内容。
最后，公众要担当媒介责任。要尊重社会公益，尊重国家利益，树立媒介使用者的社会责任感，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积极参与对有害信息的打击、举报，共同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视角二：社交媒体“信息疫情”治理建议
1．理念层面
增进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信息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与公众对有关部门和机构信任度有关。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就强调了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在促进有效应对中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努力提高公共机构的专业形象和权威性，增强公众对它们的信任。
2．监管层面
3．技术层面
加强“信息疫情”监测，健全监督预警体系。“信息疫情”的发生通常毫无征兆，需要有一套提前预警机制。通过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和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建立一套反应快速、运转高效的“信息疫情”监测系统。该系统要包含信息收集、处理评价、预警三个逻辑结构，可对海量的网上信息进行自动定向抓取、自动分类、主题检测等，全面分析评估了解事件的动态，掌握各阶层民众的情绪、态度和行为倾向，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前制定预警方案。通过及时传递和沟通信息，对不实言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努力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引导公众对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营造出一个有利于稳定的良好舆论环境。
4．自律层面
结语
[1]徐剑,钱烨夫.“信息疫情”的定义、传播及治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05):121-134.
[2]梅鹏超,张蓂,何勇伶.“信息疫情”现象分析:生成逻辑、伴生危害和防治策略[J].电视研究,2020(05):6-10.
[3]陈思达,张晶.“信息疫情”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管理[J].中国出版,2021(18):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