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我国社交媒体舆论场经历了特殊的一夜。李文亮医生在各大自媒体平台被宣告了两次去世，一次是6日晚间21点33分左右，一次是7日凌晨2点58分，前者是舆论，后者是医学，舆情也随之达到高峰，甚至形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朋友圈国葬”。在2月6日与7日的自媒体舆论场中，“吹哨人”这个本来对大多数中国人所陌生的概念却因李文亮医生去世引发的舆情而家喻户晓，甚至见诸主流媒体各端。本文以李文亮医生舆情事件为例，对海外涉华公共卫生事件报道长期以来的泛政治化趋向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国际话语权与舆论斗争问题进行了反思与讨论。
【关键词】“吹哨人”政治无意识舆论干预舆论斗争
一、舶来的“吹哨人”与舆论的政治无意识危机
（一）溯源西方舶来概念“吹哨人”
突然占据我国各大自媒体头条的“吹哨人”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概念。中文的“吹哨人”是对英文“Whistleblower”的直译，在英文历史文献、研究资料及新闻报道中，对这个概念实际有着明确的界定甚至法律依据。最早的“吹哨人”可以追溯到18世纪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美国两名海军军官SamuelShaw与RichardMarven对时任美国大陆海军（ContinentalNavy）总司令EsekHopkins准将对待英国战俘酷刑的行为进行“吹哨”，该事件还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吹哨人”保护法》。
什么是“吹哨”？谁可以算作“吹哨人”？为什么中国几乎见不到“吹哨人”？按照《美国传统英语字典》（Th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的界定，“吹哨”也即为告密、揭黑幕，“吹哨人”指的是揭露一个组织（无论其是私有还是公共的）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行为的人。对于所揭露组织的不当行为又可以被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例如违反组织内部规定，违反法律，可能对公众安全及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是欺诈与腐败等。“吹哨人”可以选择将有关这些行为的信息对内或者对外公布。如果是对内公布，“吹哨人”可以选择将信息披露给该组织内部的其他人以引起注意并解决问题。如果是对外公布，“吹哨人”可以选择将有关资料交予第三方组织，常见做法有联系媒体公之于众，或者向政府部门、有关机构反映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等。[1]
（二）政治化的“吹哨人”成为我国舆情热点
（三）我国公共卫生事件舆论的政治无意识危机
（一）样本收集及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以样本集III为研究重点，在进行内容量化分析与文本质化分析时，将“框架”思维贯穿始终，重点关照了报道议题和报道态度两个维度的框架特点。样本集III共有147篇报道，细分为类型、主题、议题、态度、信源等五个维度，由两位研究员进行编码，并借鉴Cohen等提出的使用Kappa值对判断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通过SPSS对两个编码分类表进行计算发现，五个分类维度的Kappa值均大于0.75，表明分类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从研究焦点及实施研究的实际条件出发，并未对样本集I和II进行全面编码，而是更有针对性地从样本I随机抽样出50篇进行编码和分析。此外，抽样分析发现样本集II与与样本集III有较高的重复性，人工提取出样本集II的7篇特殊项进行分析。
（二）报道主题与议题框架分析：多元视角与框架偏见并存
从报道议题看，海外媒体涉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报道涉及范围较为全面，抽样出的新闻报道议题包括疫情发展动态、政府最新举措、经济发展影响、市民生活状态等。而对样本集III的议题分析发现，海外媒体在报道李文亮医生事件时，议题主要集中在对我国信息管理和国家制度的批判方面。报道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民众言论自由、新闻信息审查、网络舆论管理、公共卫生制度、国家应急制度、医疗卫生环境及官方媒体行为等七类，涉及话题已经发生“漂移”，远离李文亮医生事件本身。通过议题分析发现，海外媒体尤其西方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很少向受众展示事件的全貌，而更多先入为主地将李文亮医生设定为“吹哨人”，并偷换概念进行解读和引导。按照西方媒体的框架设置看，李文亮医生“吹哨”的并不是疫情，而是民众言论自由。样本集III中近八成报道都会涉及该话题，几乎成为李文亮医生事件报道的标配。
图3李文亮医生事件议题分布
（三）文本叙事与报道态度框架分析：舆论精准策划与制导打击
表1李文亮医生事件报道关键词表
关键词可被视为对新闻报道的精华浓缩，但一篇新闻报道呈现的态度如何不能仅通过关键词进行研判。在新闻传播学话语研究领域，荷兰学者梵·迪克提出从文本和语境两个视角进行新闻的话语分析，继而掌握媒体中对于特定事件的报道态度。借鉴马丁（Martin.J.R.）与怀特（White.P.R.R.）提出的“评价理论”，可以从“态度系统”对新闻文本进行评价研究。[5]“态度系统”又包括判断（Judgement）、情感（Affec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维度，有积极和消极两类。其中判断是以道德伦理、法律法规等角度出发做出的评价词汇；情感是从各种行为和现象做出的情感反应词汇，一般有满意与否、幸福与否等；鉴赏是对除人和人的行为以外做出的价值评价。样本集III随机抽样出的20篇文本内容共可拆分为1913个小句，其中有521个小句具有评价意义。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海外媒体对李文亮医生事件的新闻报道文本更多使用判断和鉴赏系统，表明这些报道属于情绪化的叙事表达，与西方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专业主义所谓的新闻报道应当是客观展示事实而非编辑记者个人的情感表达不匹配，是一种双重标准。
表2李文亮医生事件新闻报道样本评价资源分布
从评价资源的量化分布看，海外媒体在报道李文亮医生事件时更多呈现为消极负面框架，而对样本集I与样本集III的报道态度分析也与评价资源的统计结果相互印证。统计分析发现，虽然整体上看，海外媒体涉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报道倾向呈客观中立（58%）的较多，但在报道李文亮医生事件时，消极报道占比超过八成，形成了负面报道框架。
三、涉华公共卫生事件的选择性报道与话语偏见
海外媒体在报道李文亮医生事件时的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对该话题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上，而且在具体新闻采写中，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主观意愿和选择性。对样本集III的新闻信源统计发现，“国外学者”“国外媒体机构”“国外政府机构”等是海外媒体报道李文亮医生事件时的主要新闻信源。美国学者塔奇曼（TuchmanG）用“做新闻”（MakingNews）来形容新闻的生产，她指出西方媒体机构会要求记者合理运用“直接引语”以彰显客观性；而赫伯特·甘斯（HerbertJ.Gans）通过对CBS、NBC等主流媒体大量的调查分析得出，媒体会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手段如通过对事实的选取和组合，完成看似客观中立的新闻。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上述统计结果也表明，海外媒体在报道李文亮医生事件时，不仅有明显的报道议题和报道态度框架偏见，而且在新闻文本内容选择时存在话语偏见。
图8李文亮医生事件新闻报道信源统计图
四、浅析涉华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国际舆论斗争
西方媒体成功抓住了李文亮医生去世这一舆情引爆点，精心设置了诸多负面议程议题，煽动公众消极情绪。虽然国内主流媒体大多进行了正面引导解读，但社交媒体舆论场早已“沦陷”。民众史无前例地集体参与的确是一种民意表达，但这种被精心设置并引导的舆情普遍缺乏理性，甚至带有某种“乌合之众”的情绪喧嚣。从西方媒体抛出“吹哨人”的概念起，李文亮医生就被推向了体制的对立面。在新闻叙事方面，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迎合，许多假想的元素都被强加到李文亮医生身上。“社会活动家”“体制对抗者”“人民英雄”等意识形态标签赋予了李文亮医生太多虚假“光环”，但这些“光环”既符合西方媒体的引导需要，也契合民众在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时的心理需求，即便这些与事实相距甚远。
注释
[1]VandekerckhoveWim.WhistleblowingandOrganizationalSocialResponsibility:AGlobalAssessment.2006.Farnham:AshgatePublishing.
[2]李彬.水木书谭：新闻与文化的交响.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
[4]毛伟.“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舆论场的话语建构与报道框架——以印度主流媒体为例.对外传播,2019.
[5]MartinJR,WhitePRR.TheLanguageofEvaluation:AppraisalinEnglish.Schools&Disciplines.2005,23(2):371-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