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为化解世界结构性危机贡献出中国方案，所产生的全球化叙事表达了“新世界主义”的愿景：倡导各国合作共建—个整体互动、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造福世界各国。该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热点话题。为探求“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具体情况和实际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积极的实证研究，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有的在微观层面分析特定合作国或竞争国的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有的在中观层面重点评估“一带一路”在某一地区的媒介传播；有的则在宏观层面上对“一带一路”国家传播的总体景象进行描摹。遗憾的是，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研究往往因为视野受限，缺乏对整体性的把握；而宏观层面上的评估则因为损失太多细节而不利于深入理解。那么在过去十年里，“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打通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评估是当下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文献综述
“国际传播”是一个学术传统久远、范畴宽广的概念，特指发生在“国家边界之间的传播”。虽然多有争议，“国际传播”概念仍然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本文沿用这一概念，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高度概括中国与他国之间、他国与他国之间，以及整体国际社会围绕“一带一路”议题所产生的传播现象。学术界聚焦这一重要传播现象积极探索，一方面贡献了高阶的宏观理论，如“新语境理论”“周边传播”“全球治理理论”等，对现象进行整体描摹与宏观指导；另一方面深耕于经验材料进行微观分析，试图从局部入手揭示本质、促进理解、指导具体实践。近年来，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开展效果评估的学术力量异军突起、成果显著，针对以往研究中实证研究匮乏、效果评估不足的局限做出了量与质的突破。
“建构主义”是指导“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重要范式。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开展效果评估通常以“建构主义”为先验性假设：国际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实体，所有意义的产生都基于主体间的互动。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在互动中对“一带一路”产生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与他国的“主客体”对立逐渐被消解，发展联通、交互、共识的“主体间性”成为愿景。在建构主义视域下，“国际传播效能”是指参与国际传播与沟通的各方“主体”（具有能动性的国家、组织、群体或个体）产生意义、建构理解的效果和能力。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开展研究不仅要对中方的传播效果和能力进行评估，还须了解他国政府、境外媒体、境外组织和国际公众等其他主体对“一带一路”意义共建的效果和能力，才能有效回答“‘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传播的效果和能力如何”这一关键性问题。
二、研究方法
“元分析研究”（简称元分析）是针对“研究的研究”，即以科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为对象而进行的再研究。作为一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反思的科学方法，元分析最早采取的是针对多个同类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的结果进行综合性量化统计的方法。后来元分析发展为一种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方法。简单地说，元分析就是应用严密的设计和科学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整体、系统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提升研究效率从而发现问题，同时弥补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没有系统收集原始数据、缺少定量综合或定性综合的分析步骤、只是简单罗列以往研究结果、结论过于主观等缺陷。
本文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议题所积累的研究成果进行科学评估，遵循了元分析对于高级逻辑形式的追求，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领域进行全面文献检索，设立明确的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系统地考虑研究对象、理论、方法、技术等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对纳入分析的研究样本进行严格审视与规范评价，以期研究以下问题。
Q1：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进行评估的综合结果是什么？
Q2：学术界认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研究中的现存问题和未来趋势如何？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本文采用“定量元分析”，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领域已有研究所报告的量化评估结果进行定量合并与分析；为回答第二个问题，本文采用了定性元分析，依照科学的步骤提炼研究对象的性质要素，对该领城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概括归纳与评价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筛选
（二）定量内容分析与定性内容分析
（三）信度与效度
本文编码工作由两位编码员共同完成。在正式编码前，二人独立完成20%的样本编码并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测试。其中，定量数据的编码结果经SPSS软件分析，Kappa系数为0.907，说明二人在定量编码结果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与可靠性。针对定性数据结果，两位编码员逐一对照找出不一致的地方，并进行讨论直到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根据讨论结果制定详细的编码规范，从而提高定性编码结果的信度。接下来两名编码员开始正式编码，各自完成一半剩余样本的编码工作。完成全部数据的编码后，互相检查对方的编码结果，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全面复核与讨论，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整合成统一的编码数据结果。
关于效度，由于本研究大部分的编码项要求对客观信息进行提取，需要进行主观判断的主要是综合效能指数编码项，因此使用了专家效度检验方式确保该项的效度。本研究邀请了新闻传播和信息科学领域的五位专家分别验证综合效能指数的评估方法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所要考察的内容。专家检验的项目共10项，评分方式使用五度量表：非常同意=2；同意=1；中立=0；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最终，五位专家对10个项目打分的结果均值为1.6，说明专家比较认可本文“综合效能指数”的评估与计算方法，该编码项具有良好的效度。
三、研究发现
（一）“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的“综合效能指数”
研究结果显示，围绕“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开展研究的96篇实证论文，既评估了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中国政府、中国媒体和中国企业，还评估了境外媒体机构（及所代表的国家）和境外社交媒体，也调查了他国受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评价。多元主体对“一带一路”进行建构的“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86（最高分3，表示非常正面；最低分-3，表示非常负面；以下同），说明“一带一路”在国际传播中获得了总体平衡偏正面的全球评价和传播效果（见表1）。
表1定量元分析统计数据
从研究范围来看，66篇针对境外媒体机构的研究中有11篇（占比10.99%）是宏观研究（世界范畴）、6篇（占比5.49%）是区域性案例研究、49篇（占比52.75%）是个案研究（研究对象一般是带有国家属性的具体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评估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的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27，总体上趋于平衡偏正面。例如，宋美杰收集了2013年9月至2016年2月间67个国家发表的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553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推动了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构。还有6篇样本研究区域性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1.5，评估结果总体上为正面，所评估的区域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东盟十国、非洲地区、印度洋地区8个国家及欧洲地区8个国家。
表2中外媒（按国家）“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综合效能指数
注：“综合效能指数均值”最高分为了3，表示非常正面；最低分为-3，表示非常负面。部分论文的研究对象包含多个国家。
综上所述，定量元分析发现样本在倡议者、外媒、受众三个维度上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进行了评估，通过计算综合效能指数发现多元主体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进行意义建构的综合效能良好。以上研究结果回答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二）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根据本文定量与定性元分析得到的结果，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进行评估的最大不足就是研究国际公众的论文在数量、规模和深度上存在不足。本文收集到的受众研究论文样本仅10篇，约为样本总数的十分之一，且一手资料采集非常局限，样本量较小；对二手资料的使用缺少对受访者基本信息的描述。更为遗憾的是，有限的研究仅将国际公众作为信息的受体，没有将其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主体；其次，目前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境外社交媒体对“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性，但研究数量仍较少，能够回答的研究问题非常有限；最后，计算机辅助的数据分析被大量应用在“一带一路”研究领域中，但是多数研究仅限于对表层意义的提炼，一方面缺少优质的理论对计算机提炼的信息进行意义解读，另一方面由于脱离原始数据而丢失了过多细节信息。
针对以上不足，“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点：第一，未来研究应大力加强对国际公众的研究投入，同时突破受众研究的视野桎梏。目前学术界对国际公众研究的数量和深度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事实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一个核心目标是“民心相通”，为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对国际公众进行充分调研，深入了解其需求，为有效策略的制定提供信息保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信息时代国际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受体，而是积极主动的意义共建主体，公众卷入和有效对话是未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必要的努力方向。
第二，未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评估应当加大对境外社交媒体的研究投入。研究发现，在国际媒介场域里，中方倡议者、境外媒体、国外公众就“一带一路”的内涵、外延、行动、策略、影响、价值等方面的意义进行各自建设与理解，开展交流与碰撞，产生争议与共识。该符号权力竞争的场域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境外社交媒体为“一带一路”传播所提供的国际化平台。这个平台将倡议者、外媒、公众三方连接在一起，使得多个主体之间几乎可以“直面”对方，或某一主体能够“直面”“众方”（多方主体），使得以“对话”形式进行意义共建既有了可能性，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一趋势的适应迫切需要理论指导。
四、结语
本文通过定量元分析与定性元分析，一方面综合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结果，另一方面评价该研究领域的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旨在推动对该领域认知的不断发展，为接下来的思维突破与研究创新奠定基础。研究发现，近十年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总体良好，但仍存在不足。另外，丰富的理论被应用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现象解释与分析中，“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研究不再是理论匮乏的领域，而是滋养理论的沃土；在研究对象和样本选择方面，境外社交媒体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和理论发展空间；在研究方法方面，计算机辅助分析与人工分析相结合既能处理大数据，又能保障不遗失重要的细节信息，是未来学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当然，意义共建与国际媒介场域的“符号权力竞争”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共存现象：在国际媒介场域中不同主体对“一带一路”意义建构权力的竞争始终存在。不过，多篇论文样本报告并论证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对固有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媒介场域权力结构的突破。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还不能完全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但该倡议部分覆盖了旧的话语标签，赢得了一定的价值认同，标志着中方倡议者在国际媒介场域中参与意义共建能力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