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是平衡概念，对中国人来说，不仅经济学原理是平衡，人类学的，哲学的原理都是平衡为王；中国传统的太极也一样，从来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阴阳平衡，所以源远流长；老子的道更是平视天下，是以私权为法则（民自化）走向大同的至高原理；而在中国历史上，极端的思想从来都是不堪回首的疤痕。
为什么要谈帕累托效率，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太多的不平衡。
不平衡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必然性，如何避免互害的方式获得资源分配的平衡，就是帕累托效率所要求得的结果：最佳平衡。
中国式的帕累托效率——均田
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也称为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
这种理想状态也可以称之为无损平衡。
比如，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极度不平衡，如何去平抑？
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接受一种更直接的均衡，一位香港的网红的思路是削藩与均田，说白了就建立一种“合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模式，这对大众来说，一定会得到拥护，但是，不太帕累托。
道理很简单，均田的结果是没有富人了，不仅如此，也没有人敢致富了，占全国投资比重近６０％的民间投资一定会归零，那么，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一定是大萧条，而不会是共同富裕，没有悬念；经济发展将失去可持续性，更不要说在世界丛林中去竞争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帕累托效率，如何实现无损平衡？
要把思路从期盼着富人一回国就进派出所，转向重建民营信心，让巨大的沉没资本心甘情愿地为经济复苏做贡献，这才是正道。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正如米塞斯所言，一个市场的繁荣取决于单位资本的占比，资本越多，市场也越繁荣，事实证明，人民的生活也会相应提高。相反，均田的农民起义军作派，只会迎来市场经济的衰退。
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平衡是什么？
是收入的平衡，不妨用纯经济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个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不平衡，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过低。
这个占比过低不完全是是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是居民总收入与经济增长失衡了。
今年以来，所有的专家都在谈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个大麻烦，不是大家不拼经济，天天叫喊着拼经济，问题是产能过剩怎么拼，拼什么经济？已经多盖了一个钢厂，再去多盖一个吗？于是，专家又分成了两个阵营，有的说要加大投资，带动需求，要继续扩张财政赤字；有了说要发钞，直接以三倍乘数刺激消费。从政策的选择看，还是前者，多年坚守的财政赤字率３％，调至３．８,这是一个强信号，但是，投资拉动在中国经济的底板上，肯定实现不了帕累托最优。
因为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投资是国企担纲，必然引起资源错配，短期有意义，长期只会加大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国企仅支持了７％的就业率，而支持了８５％就业的民企在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与补贴、项目准入多方面被全方位地挤占，又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真实的失业率是在修复，还是在叠加？新一年的千万级大学毕业生，有多少新增的工作岗位，谁来提供工程师红利？
所以，投资拉动的前提是取消非市场化行为，让资源流向高效，不管它是国企还是民企，让效益传导到民生，谁提供就业，谁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谁就享有政策红利，不管它是国企还是民企。
不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帕累托
相信明年会是一个经济强刺激年，因为中国经济经受不住长期的Ｌ型盘整，不进就是衰退，那么，如何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的帕累托效率？并不必然是投资与消费的二而一的排它性选择，而是让投资有效，而让财政的收入最大限度地转移到中低收入群体，即平抑了两极分化，也释放了趴在银行中的大量存款。
也就是说，在财政扩大赤字的过程中，要把着力点放在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财政精兵简政，大比例降低体制成本，为企业减赋，而不是跑去和半死不活的民企玩什么均田的小把戏，信用与法治是中国经济不可损害的基石。
积极的财产政策当转向民生，去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让老百姓从医疗、教育、养老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消费不用刺激也起来了。
不管是什么国家，也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经济的平衡法则决定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是经济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