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广泛，一事无成。2020-09-1915:40
可敬、可恨又可怜的杂牌
北伐战争中，吴佩孚与孙传芳的军队被消灭，张作霖的东北军也退回东北。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通电，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将原来悬挂的北京政府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自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统一。此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军阀有五大派系，包括参与北伐的蒋、冯、阎、桂四大军阀和“易帜”归属国民政府的东北军阀。外部敌人被打垮，内部即开始争权夺利，矛盾迅速激化。先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发生战争，之后是蒋系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发生战争。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李、白团结起来共同反蒋，于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势均力敌，战争处于僵持状态，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东北军就成了影响战争胜负至关重要的砝码，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但最终，张学良选择了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前整一年的1930年9月18日，东北军再次入关，反蒋势力随即土崩瓦解。阎锡山与桂系被打垮，而冯玉祥的西北军作为一个整体则不复存在。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东北，东北军失去它赖以生存根据地，张学良不得不听命于蒋介石将东北军投入到剿共战场。战场上的失利，加上老家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促使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失去首领，内部又发生分裂，作为一个整体的东北军也不复存在。
至此，五大军阀派系中，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枝独大，阎锡山的晋绥军与李宗仁的桂系被削弱，西北军与东北军则失去首领成为一盘散沙。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路军阀统一于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麾下，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各路地方军阀的部队则称为杂牌军，而被杂牌军收编的部队，那就属于杂牌中的杂牌。
抗战初期，基于民族大义，大量的杂牌军走向战场，他们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的壮举。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四川是比较独特的，全国性大军阀能够控制数省地盘，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保持境内的安宁，而四川一省就有众多军阀打来打去，是军阀战争最频繁的地区。抗战初期，川军出川抗战，拿着简陋的武器，穿着草鞋，长途跋涉来到北方战场。在山西，川军抢了阎锡山的军械库，还骚扰百姓要求强买强卖，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十分恼火，认为川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简直就是一股土匪，要求蒋介石把川军从山西调出去。蒋介石想把川军调到第一战区，结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一口回绝：“阎老西都不要，你们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蒋介石对川军也很恼火：“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去吧！”最后，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收留了川军。川军将领对李宗仁的收留心怀感念，说川军慷慨出川抗日，第一、第二战区竟然都不要，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川军的容身之处？[1]川军也没有辜负李宗仁的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顽强作战、不怕牺牲赢得了国人的尊重。
3月14日，日军出动步兵和骑兵万人，在20多门火炮、20多辆坦克以及30余架战机的配合下，对川军阵地展开了全线攻击。15日，滕县左翼因为只有第370旅防守，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危急，王铭章为了保住正面阵地，防止日军向滕县侧后迂回，急调在滕县内防守的第372旅奔赴左翼阵地支援，但是到下午，左右两翼阵地还是被日军逐渐渗透，滕县被包围。据王铭章部下第364旅第727团团长、滕县城防司令张宣武回忆，当时王铭章下决心死守，他告诉部下：“我们决定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立即把南、北两城门屯闭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可在四门张贴布告，晓谕全体官兵，没有本师长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2]
日军猛攻滕县县城，3月17日中午，日军坦克攻进滕县县城，坦克后面就是洪水般冲锋的日军，727团的一个连奉命反击，150人的连队只剩下14人，连长张荃馨和副连长吉昌全部阵亡，到傍晚，四周城门全被突破。为让各个方向的官兵都看见他们的师长还在，王铭章把他的指挥部搬到了滕县正中央的十字路口上。
第五战区给第22集团军的任务是防守滕县三天，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但援军汤恩伯部迟迟未到，王铭章给孙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心死力扼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3]
王铭章对身边的滕县县长周同说：“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周同县长说：“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4]
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王铭章师长走上了滕县城墙残破的西北角，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个排官兵向西门猛扑，但此时的西门已完全处在日军的火力封锁下。王铭章转身，准备到火车站附近的第124师第372旅去，日军的机枪手发现了他。——“王铭章将军一弹中腰扑地，犹振臂高呼杀敌不已。此时，有日兵数人欲趋前加辱，王将军竭其余力，连毙日兵三人，壮烈殉国！”[5]
“县长周同闻知王师长殉难，急忙从城北赶来，抚摸着王之遗体大哭。最后，缓步登上城墙，对天长叹，坠城而亡。”[6]
滕县保卫战，与王铭章师长一起阵亡的还有：第122师参谋长赵渭滨、师部副官长罗甲辛、第124师参谋长邹慕陶、师部副官长傅泽民、740团团长王麟。第364旅旅长王志远、第370旅旅长吕康、第727团团长张宣武均负重伤。未能突围的滕县守军，没有一人放下武器，也没有一人投降，全部战死。因为官兵全部战死，没有人运送伤员，城内的三百余名伤员用手榴弹自杀殉城。
王铭章他给官兵提出的道德原则是：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王铭章师长做到了，保卫藤县的川军官兵也做到了。
战后，王铭章师长的遗骸被民众寻到并细心收殓。遗体装船运回四川，船沿长江溯流而行，国民跪拜于岸，英、法船舶也降半旗致哀。在故乡四川新都，民众为王师长举行了迎灵安葬仪式。毛泽东敬献的挽联上写着：“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王铭章墓园楹联为蒋介石亲撰：“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诚垂宇宙；闻鼙鼓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7]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战死。战役发起前，张自忠给他的老部队第59军多年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军官们，留下了一封长信：
抗战初期，张自忠奉命与日本人周旋，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自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杀”之概，张自忠百口莫辩，只有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
张自忠的卫士谷瑞雪报告张自忠殉难情形：“当敌人大部向我包围时，总司令即登山督战。十六日午左肩受伤，请回部绑扎，坚不肯回，仍神色自若，复大呼向前冲杀。未几，胸部又受重伤，即拔枪自决，为随从副官朱增源所夺，随即倒地微呼曰：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又曰：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瞑目殉国。”[10]
张自忠战死后，日军将其遗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标志，上书英勇上将张自忠灵等字样，并向灵墓敬礼。[11]张自忠是抗战中阵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也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阵亡的军衔最高职务最高的将领。
张自忠部下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方的记载是：“张自忠将军……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第三十九师团在参谋长专田盛寿大佐（是张将军在陆士时的同期同学，卢沟桥事变时为日方谈判代表）检查后，庄重地将张的遗体装殓入棺，埋葬在司令部后面的土坡上，但当夜即被数百名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12]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着上将领章和短剑，装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50岁的张自忠，16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同乡的17岁李敏慧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张自忠为国捐躯后，李敏慧绝食七日而亡，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张自忠殉国后，蒋介石通电全军称：“张总司令荩忱，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今其灵柩已与本辰运抵重庆，中正于全军举哀悲恸之余，谨述其英伟事迹。……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始大白于世。夫见危受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13]
至今，在中国有许多城市以“张自忠”命名城市街道来纪念张自忠。
抗战期间，在战场上殉国的上将军衔（包括追授）国军高级将领共有十人，他们是：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王铭章、冯安邦、陈安宝、张自忠、唐淮源、李家钰十位。其中张自忠、郝梦龄、冯安邦、佟麟阁、赵登禹五位将军都出自西北军。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大一批杂牌将领，投敌叛国，沦为可耻的汉奸。西北军高级将领牺牲大、英烈多，但可恨的是：叛国投敌做汉奸的，出自西北军的也最多。
抗战期间，国军投敌的高级将领有几十名，随这些高级将领投敌的正规军也有五六十万人之多。在投敌的国军将领中，属于中央军派系的比较少，如叶蓬、项致庄、杨揆一、黄自强等人。出身黄埔系、属于“天子门生”的将领则更少，这是因为，黄埔军人多在正面战场，作战环境相对要好一些，也由于黄埔军人资历尚浅，抗战初期升至高级将领的人数并不多。抗战期间投敌黄埔系军人有：黄埔一期的刘明夏、李寄梅、黄子琪，黄埔二期的刘夷、刘启雄、陈孝强和张海帆等人，黄埔三期的金亦吾、高鹤飞，黄埔四期的苏玉衡、李炳南、钱新民、蒋先启、熊子浩等。这仅仅是指投敌的军队高级将领，如果算上政府高级官员的话，中央系统里汪精卫一派高级干部几乎全部投敌，组成汪精卫伪南京政府的主要高级干部大多是中央派系的。
在大量叛国投敌的杂牌军高级将领中，人数最多的是西北军，其次是东北军。西北军投敌的高级将领有46人，东北军投敌的高级将领有11人。
最没有气节的国军高级将领当属出身西北军的石友三。石友三是著名的“倒戈将军”，最初投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失败后投过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人。1931年7月起兵反对张学良，失败后逃至天津，与日本著名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搭上关系，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再次拉起队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为防止石友三做汉奸，抱着给出路的目的，任命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扩编为181师，同年底，石友三任69军军长，后任第10军团总司令。1938年，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为保存实力，石友三又与中共合作。1939年4月，蒋介石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立刻转为彻底反共，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
1940年1月，石友三部先后将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将清河县大队大部消灭。2月，八路军第129师反击石友三。石友三部队受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部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不愿做汉奸，密谋处决了石友三，将石友三绑架后活埋于黄河岸边。对此，国民政府方面的资料如此记载：“嗣石友三被共匪压迫叛国，明正典刑，任孙良诚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辖第六十九军及新八军，在冀鲁豫边游击，旋孙良诚被俘。”[14]可事实上，一年以后孙良诚也投敌叛国了。
孙良诚，也是出自西北军，由于受到汤恩伯的排挤，1942年4月率部投降日伪，6月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8月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1月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孙良诚部被蒋介石收编，孙任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
1943年4月，孙殿英和庞炳勋投敌。
当时，从新乡和郑州传来消息，说庞炳勋与敌伪勾结。第一战区上报蒋介石后，蒋介石不信，4月3日，蒋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外传庞总司令与敌伪勾结之说，全系敌伪挑拨离间之卑劣手段，断不可信。况更陈（庞炳勋字更陈）为本党同盟会之老同志，其平生志节历史，皆纯洁高尚，毫不容疑，并应极力辟谣设法安慰为要。”[15]
孙殿英投敌后，致电蒋介石称自己不得已被日军俘虏，蒋介石清楚孙殿英为人，“此种匪性难改，无怪其然。”[16]之后，蒋鼎文又告知蒋介石：孙殿英派员来洛表明心迹，并报告庞总司令被俘经过。庞炳勋表示，我不是投降，我的部队都交给孙军长去剿共。[17]
5月17日，蒋介石听日方广播，称“庞炳勋率部投降”。蒋介石认为，“此必为孙魁元（孙殿英字魁元）匪类陷害更陈之奸谋，深信更陈决不降敌。”[18]，
得知庞炳勋被俘，蒋介石寄希望于庞炳勋不接受伪职。因为庞斌勋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孙殿英，庞炳勋担任河北省主席，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24集团军总司令，更重要的是，庞炳勋为取得临沂大捷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
因此，第一战区派人到新乡见庞炳勋，指出：庞为封疆大吏且负方面之责，万不可屈任何种名义。应待机设法归来。对孙殿英要求，可积极与敌伪周旋，待机反正。
但是，庞炳勋最终还是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五方面军总司令，第24集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等伪职。
对国军高级将领投敌的原因，在国民政府的史料中基本上解释为被中共军队逼迫诱引所致。国军第59军副军长李九思著的《中国共产党与敌伪》是这样解释的：
“中国共产党不断的袭击各大小部分抗敌游击队，被迫充伪皇协军者，已屡见不鲜，民军张荫梧部下之李少？等都如此。有如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冀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被中国共产党竭全力围攻时候，两部均各有万余人，但被袭击后，乔部仅剩四千余人，侯部仅剩一千余人，其击溃部队，即由中国共产党诱引而投入伪皇协军。如阎支队哲承部即是。有如中国共产党围攻石友三部，孙良诚部，邵专员鸿荃部时，冀县保安队王尚雨部，衡水保安队戴月波部，即被迫充伪军。[19]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国军失败后投伪的情形也有以下描述：
渝方治下游击战区内之中共八路军，对蒋系游击队不断侵凌与敌视，蒋系军亦时时欲将八路驱逐与消灭。八路军由于自身势力膨胀，实力日大，蒋系渝军大受威胁，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等悉因而遭危害，因而蒋系军队投向和平阵营日众。”[20]
这种解释是非常是荒唐的，在敌后战场国共两军发生冲突，且不论冲突原因如何，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失败者也没有理由投敌做汉奸，为何不投降中共一起抗日？
实际上，倒是国军内部的派系倾轧导致了大量的杂牌军投敌。江苏地方杂牌军李明扬与李长江部受到李宗仁的支持，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不和，受到韩德勤排挤。黄桥战役，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二李袖手旁观。1940年底，韩德勤撤销二人的江苏省正副保安处处长的职务。李明扬的部属李长江、阎秀五、陈福才等人秘密与扬州日伪代表熊育衡联系，并经投敌的国府要员缪斌（属何应钦系统）拉拢，1941年3月，李长江率部投敌。国军第144师原是川军刘湘的部队，抗战期间受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指挥。144师长唐明昭离职后，顾祝同为吞并控制该师，任命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柏良出任师长。144师的三个团长张昌德、李志千和黄克立，拒不服从命令，公开抵制柏良上任，甚至策划在其上任途中设伏狙击。顾祝同于是决定将144师彻底瓦解兼并，番号撤销，武器收缴，官兵分散补充到其他部队。已经行使师长职权的张昌德得知后，召集部队构筑工事准备以武力抗拒整编。顾祝同遂调集新7师、第52师、第108师等共9个师的部队围攻144师。144师走投无路，新四军联系144师，希望他们加入新四军，但144师参加过皖南事变，怕新四军报复，遂投降日军，被编为“皖南独立方面军”。
台湾学者刘熙明对国军杂牌军叛国投敌是这样说的：“类似孙良诚的降日投伪是由于日军攻击，以及受到国府嫡系部队压迫或国府内部火并的双重或多重原因者，可说不胜枚举。”[21]
在抗战期间，日本人、国民政府、从国民政府分化出来叛国的汪伪政权、以及地方杂牌军势力，无论他们之间有何种利益冲突，但在反共立场上则是一致的。汪精卫政权成立就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宗旨。日本一直以“反共”为诱饵，诱惑国民政府与其实现和平，因而，在日本与国民政府的秘密和谈中，“共同防共”的条款是不可缺少的。日本人清楚，“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但是，“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22]鉴于国内一般民众“一致对外”的要求，国民政府不能公开反共，但秘密制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方案》等，在国军内部秘密执行反共策略。
杂牌军以生存为第一原则。当在敌后作战，打不过日军，也打不过中共军队的时候，为了生存，选择投向中共，还是投降日本？杂牌军是很清楚自己是应该如何选择的，投降日军还有重归国民政府的可能，如果投降中共则万劫不复。于是，在国民政府指示或默认下，他们选择了投降日军。
刘熙明在他的《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评价投敌伪军：
这些被日军或共军击败而降日的国府系统伪军，或许没有获得国府中央默认其保存实力而反共投伪的“曲线救国”，因与国府较深的渊源及与中共间的仇恨，其政治立场通常是亲国府而反共，他们投伪后有时就借着日军的庇护，继续从事反共活动。[23]
对于大批杂牌军伪军化的原因，谢伟思的分析是这样的：
首先，这些军队的司令官以及他们所统率的士兵，都不愿意再继续进行在他们自己看来是无望的战斗。他们不是日军进攻的对手，这些军队领导人近几年来名义上虽然站到了中央政府一边，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变成真正的国民党的人。相反，他们过去都同国民党打过仗。下层军官从未受过坚强的政治教育。如果是从军阀时代过来的那些人，多是来自流氓地痞和社会渣滓，而新征入伍者，则是被迫服役。如果是自愿兵，他们签名应征是舍此而别无生计。再不就是出身绿林。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多少民族感，也没有坚苦卓绝战斗的热情。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他们都不信任国民党，怀疑中央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他们充当牺牲品。
其次，谈不到与共产党人合作，因为这些军队的领导人过去都有强烈反共的经历。地方军阀追求个人的权力和财富，他们通常都与当地的地主乡绅阶级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不断受到共军的进攻。军阀和共产党人不能合流——即使面临着同一个敌人。
第三，他们不采用共产党人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这些军队领导人军事水平一般都很低，没有受过训练，不按游击战的方针来思考问题。他们所统率的军队也不够坚强有力。更有甚者，由于他们对人民的态度，他们无法得到胜利进行游击战所必需的人民的支持。他们都是些雇佣军，旧时代，驻守城市，过着悠闲的生活，而且脱离人民。到贫困和人口稀少的山区和湖沼地带进行艰苦的游击战，对他们来说一点也没有吸引力。
最后，他们所以愿意变成伪军，并且必要的话，愿意为日军卖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雇佣军。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他们军饷少得可怜，给养和装备都不足。对于那些远离中国主要后方、物质上处于孤立无援地区的军队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这些军队的领导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高官厚禄的许诺。向士兵们提出了增加饷银，改善伙食和给予更多武器的建议。不但如此，他们投靠日本人后还可有机会戍守较大的城市和较富庶的地区——都在日军占领之下，从而可以过较好的生活。他们帮助和追随日军，还可以有机会进行抢掠。[24]
冀察战区的国军部队，在与中共军队搞摩擦中被击败，1940年3月被迫退出河北省境，退到鲁西南。由于石友三投敌被处决，孙良诚、孙殿英和庞炳勋等高级将领投敌，到1943年，冀察战区残余部队退到安徽涡阳整训，冀察战区垮台。
在临沂战场，张自忠能够摒弃前嫌与庞炳勋共同杀敌，上演一出团结御敌的佳话。但在鲁苏战区的山东战场，同出自东北军的于学忠与沈鸿烈却是水火不容。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支持了蒋介石，因此被蒋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整个华北囊入东北军的势力范围，东北海军也进驻青岛，海军司令沈鸿烈还兼任青岛市长，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抗战初期，沈鸿烈带着海军陆战队退往山东内地。由于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被处决，蒋介石即令于学忠担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于学忠表示，只愿接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愿接任省政府主席，并推荐沈鸿烈担任山东省主席一职。于是，沈鸿烈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兼任山东省保安司令，掌握了山东的军政大权。1939年1月，鲁苏战区成立，以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4月，于学忠率东北军第51和第57两个军开进山东。沈鸿烈不甘居于学忠之下，于是电请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如此，在政府系统，于学忠属沈鸿烈管辖。国民政府竟然同意了这个荒唐的提议，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委员。
鲁苏战区成立后，山东敌后战场的经费统一由中央用空军投给鲁苏战区司令部，然后转发给各部队。经费不足时，对沈鸿烈部所需经费，于学忠往往托辞不发或少发。对于给养区划分，山东省政府和保卫省政府之吴化文部新编第4师的给养区，也被于学忠划在地瘠民贫、筹集给养十分困难的地区。为此，沈鸿烈对于学忠很不满意。
于学忠与沈鸿烈都积极拉拢地方实力派，以壮大自己的力量。1939年4月，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将沈鸿烈任命的胶东行辕主任卢斌杀害。沈鸿烈要撤销厉文礼的本兼各职，但厉文礼拒不交出所辖部队，拥兵自重。于学忠入鲁，蒋介石令于学忠彻查此案。于学忠为防止厉文礼叛国投敌，决定收编厉文礼部，任命厉文礼为鲁苏战区第2纵队司令。伪军张步云和于学忠的部队多次交战，后张步云于1939年9月26日通电反正，被沈鸿烈改编为山东省保安暂编第2师，却完全不听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指挥。
1941年夏，于学忠在去给战区干训班讲课途中遭人袭击。刺客投出手榴弹后，向八路军防区跑去，八路军将刺客俘获后交与于学忠。经鲁苏战区军法处审讯后得知，刺客名韩子嘉，原系57军112师334旅667团第1营营长。据其交代，是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鸿烈的亲笔信令其充当刺客，并涉及到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鲁苏战区军法处一再传李子虔、宁春霖到庭对质，但沈鸿烈不令二人前往，此案便成为了一桩悬案。于学忠根据韩子嘉交代的材料，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蒋却并未就此惩处沈鸿烈。于学忠将案件交山东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韩子嘉被判以死刑，事件经过也上报中央。
于学忠与沈鸿烈的矛盾公开化，蒋介石将沈鸿烈调离山东。沈鸿烈到重庆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农林部部长。1942年1月9日，国民政府任命第51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免去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由于沈鸿烈离开山东，属于沈鸿烈派系的部队纷纷叛变投敌，其中实力最强大的是吴化文的新编第4师。到1943年，山东成为伪军最多的地区，有18万人之多。在日伪军的进攻下，于学忠部逐步败退，1943年夏，于学忠率鲁苏战区撤离山东，鲁苏战区于是被撤销。
正如时任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秘书主任的刘道元回忆录中所言：“于、沈两军政主持人之间的淡漠关系，是敌后山东抗战的一大损失……两者对于日寇虽发挥了犄角之效，但缺乏联合之功”。[25]
这种露骨的军事部署，以至于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看得也很清楚，谢伟思在他的调查里写道：
由于存在大量旧式军阀军队，而这些军队时蒋介石的忠诚又是大可怀疑的，因而国民党的军队受到很大削弱，蒋处理这些军队的办法是相当典型的：把他们调离他们的家乡基地，送到前方同日军作战，以消耗他们的实力而使中央政府的军队取而代之……蒋介石手法的这一例证是有趣的，不是因为它是如此赤裸裸和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性结果，而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他对四川军阀、东北军、冯玉祥部，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一手法……总的说来，把旧的地方“军阀”的残余部队派赴前线和前沿孤立地区，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固定政策。这一政策是要达到两个目的：（1）保留训练和装备通常都比较好的中央政府自己的军队，（2）消灭瓦解这些异己军队，他们过去曾是对国民党权力的威胁，将来可能还会构成威胁。[28]
处在敌后战场的各路杂牌军，是“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他们被国民政府派到敌后，实力不如日军，后来也不如蓬勃发展的中共部队，而他们内部也是争权夺利，甚至火并，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结果处在敌后的杂牌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敌做了汉奸，其余的待不住也退出了敌后战场。
抗战初期，国军全部的部队中，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占三分之一，到抗战胜利前夕，已经占到二分之一。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占比一直稳定在4-5%，西北军系统则从12.89%降至7.72%，更惨的是东北军，从占7.56%降至3.09%，其他军阀的部队也从占比为三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杂牌军唯一例外的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战后期竟然超过了十分之一，阎锡山在山西四十年不倒，看来真的是有一套。
附：抗战各时期中央军与杂牌军实力变化情况。
抗战初期的1938年初，国军共225个师，各派系军队情况如下：
根据1940年7月16日军委会军令部第一厅二处编制的战斗序列表显示，国军拥有集团军三十七个，步兵军108个，骑兵军3个；步兵师257，骑兵师10个。各派系军队情况如下：
根据军委会军令部第一厅二处编制的战斗序列表，至1943年4月10日，国军在原有二百零一个师和骑兵三十个师基础上，又扩编步兵预备师11个，新编师41个，暂编师51个，新编和暂编骑师6个。各派系军队情况如下：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军拥有集团军40个，步兵军113个，骑兵军5个，步兵师314个，骑兵师22个。根据1945年1月军委会军令部编制的战斗序列表显示，各派系军队情况如下：
上述统计表说明：
1不包括中共部队。
2不包括资料中空缺或未说明派系者。
3被收编的土匪武装归入其他。
[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第725-727页。
[2]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载于《徐州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第68页。
[3]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五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134页。
[4]王成斌等：《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6集，解放军出版杜，1999，第77页。
[5]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五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135页。
[6]魏宏远：《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五）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页。
[7]王成斌等：《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6集，解放军出版杜，1999，第78页。
[8]李宗仁：《台儿庄之战》，载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404-410页。
[9]王晓华、戚厚杰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中册，团结出版社，2011，第173页。
[10]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953页。
[11]同上，第954页。
[1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0，第12页。
[1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474-475页。
[1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52页。
[1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167页。
[16]同上，第316页。
[17]同上，第445-446页。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450-451页。
[19]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151页。
[20]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局编：《国共相克》（北平：1943年)，第9页。
[21]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43页。
[2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96页。
[23]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40页。
[24][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53-54页。
[25]刘道元：《抗战期间山东省会区》，《山东文献》（台北），第11卷第3期，第44页。
[26]蒋介石：《今日政府之责任与国民之地位》，《中央日报》，1929年10月28日。
[27]蒋介石俭电，载于《中央日报》，1929年10月29日。
[28][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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