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东方医院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北侧，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
家属怀疑死者被做人体试验状告东方医院心脏移植疑案病人是否真的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否真的必须进行心肺移植手术才能生存？为何巨额医疗费用被免去？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与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近年进行的几起器官移植手术疑云重重:
下岗女工陈凤英因听医生说不换心肺活不了3个月，而且又是免费，接受了手术，最后死于手术台上；江苏农妇徐小平，免费移植心肺后存活至今，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能靠医院供养，随时配合院方进行一些宣传活动；13岁男孩周易清付了巨额费用装上中德心脏中心的人工心脏，并做了“干细胞移植”，此后15个月再没走出过东方医院，最后医生关掉心脏起搏器宣布其死亡……
“这是一个突然来的噩耗。”那年，黄凌22岁，4天前，他还把母亲送上了去镇江的车，“和正常人一样，她是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手术的”。母亲走时有说有笑，黄凌盼着妈妈平安回来。
负责转送陈凤英的上海东方医院的医生告诉黄凌，手术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们说了很多遍，98％的成功率。”他目送妈妈乘坐的手术车远去，心怀希望，“根本没想到会出事，没想到妈妈会死”。东方医院的几位医生护士上了车，一同前往镇江，9月24日，院长刘中民自驾车从上海赶往镇江后，直奔手术室。手术费伙食费交通费全包
如果按正常费用计算可能要几十至上百万，陈凤英因此答应做手术
“妈妈患了心脏病，医院说是先天性的，要换心换肺才能活。”黄凌一直不敢相信，但这是把陈凤英拉到镇江做手术的上海东方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身体一向强壮的妈妈怎么会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身体是从2003年初就开始不好的，到上海长航医院和东方医院门诊看过几次医生，都诊断为冠心病、更年期综合征。”陈还曾经在东方医院住院治疗数日，诊断确诊为冠心病。
“刘中民对我妈妈说，你的心肺已经全部都坏了，心肺功能衰竭已经到了终末期。目前只有换心换肺是挽救你的唯一办法。”这些话，是后来陈凤英的第二任丈夫王翔生向黄凌转述的。在陈凤英手术失败死后，王翔生和东方医院签署了一份协议，从此再不过问此事。
这之后，陈凤英就住进了东方医院，等待着换心换肺的手术(即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我经常到医院看望她，好像病不重，还能到处活动，她家那时住在六楼，有时从医院回家办事，还能一口气爬到六楼不歇一口气，根本看不出是先天性心脏病后期的病人。”黄凌相信妈妈的病会好起来，因为妈妈的身体看上去并不坏。
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要花上一笔巨额的费用。“我们没有这笔钱，王翔生也没有，他做点小生意根本没有钱。”黄凌说，妈妈之所以愿意住院并同意做手术，是因为医院表示可以免费做手术。“刘中民说不用花钱。只要我母亲交给他做换心换肺的手术，一切的手术费、住院费、交通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都由院方承担。”刘同时给陈和王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正常的手术费用计算，至少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母亲死后近两年，黄凌和父亲黄荣康一直怀疑另有原因，直到2005年7月，他们在了解更多内情之后，开始怀疑陈凤英的死可能是被做了人体试验。悄然转运尸体
从上海送患者到镇江医院做手术，失败后违法运回尸体，其中原委难以得知
跨省市转运尸体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并且是在外省的一家医院手术失败后转运到另一个城市的医院，这其中有何原因，黄凌难以得知。他曾问过东方医院的门卫，看门人告诉他，那天晚上，运尸体的车子进门时，车上的人说是一个要急救的病人。
“当晚，我就要到院长办公室找医院的头儿交涉，可是王翔生很懦弱，我已经不是陈凤英的男人，几个人拉着我不让闹。”黄凌亲生父亲、陈凤英的前夫黄荣康在那天晚上同时赶到了医院，当看到曾经的女人阴阳两隔，异常激动。
黄荣康一直不相信陈凤英会是先天性心脏病:“她在长江上的客船工作，长年跑航运，身体好得很。”陈凤英28岁那年嫁给了黄荣康，“儿子是足月产下的，8斤多重”。陈后来从船上调到岸上工作，在一家饭店管前台。“我们离婚前还去过一次庐山，她能一口气爬到山顶。她生病时还能爬6层楼。”更早以前，陈凤英登过长城。二人的婚姻维持到1999年7月，黄荣康证实，陈曾多次在长航医院献过血。“她的身体很好的，哪里像是先天性心脏病人？”
陈凤英与王翔生再婚后，领养了身有残疾的女婴，并花了几万块钱为她做了脚矫正手术。
2003年3月底，陈凤英在上海东方医院住院治疗，“前后住了两次，我每次去看她，发现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黄凌不解，为何母亲的病在住院期间越来越重？陈入住的病房正是刘中民主持的心外科。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以往被诊断为“冠心病、更年期综合征”的结果变成了“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
2003年6月12日，陈凤英的病历上又添上了一段“就医记录”:“心悸气急2年，在东方医院住院检查诊断为原发性肺高压，肺泵性心脏病，现症状加重，需心肺移植治疗”。
第二日，即2003年6月13日，陈凤英入住东方医院胸外科，7月17日出院，东方医院胸外科给陈凤英开出了一份出院小结，出院时的情况为:“患者无胸闷、心慌等不适主诉。查体:体温37摄氏度，神清，气平，颈软，未闻及干湿罗音，心率86次/分，律齐。全腹平软，无压痛，双下肢无浮肿。”治疗结果为“拟行肺移植手术，因未能找到合适供体，暂于出院”。
陈凤英当时的一些住院资料表明，她曾经在2003年9月前离开过一段东方医院，并于8月7日、21日、25日在上海地段医院等医院门诊接受过治疗。
2003年9月9日，陈凤英再次在东方医院胸外科住院，9月21日出院，出院时的情况和7月17日出院小结上写的一字不差，结果同样是“因未能找到合适供体，暂于出院”。
但就在9月21日这天，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胸外科，入住了一个新的病人，正是陈凤英。同一天，从上海出院，到镇江重新入院，原因是在那里找到了心肺供体。
“东方医院的医生说我母亲的病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可是刘中民安排了医生和护士准备好了车子，把我妈妈拉到了镇江，他说那里有供体。”黄凌疑问，“好转了为何还要安排心肺移植手术？”
在东方医院的说服下，做了一辈子工的上海女人陈凤英和她做小本买卖的后夫王翔生，对刘中民和东方医院如此慷慨感激涕零，他们简单商量之后，点头同意了。“死亡协议”
陈死亡当天，其夫王翔生签下一份协议书，但是上面只有王一个人的签名
陈凤英死亡的当天，王翔生签下了一份协议书，但是这份协议书上只有王翔生一个人的签名，而无当事医院的签名，更无出现当事医院的名字。“经抢救无明显效果，向病人家属交待病情，家属要求自动出院，院方同意其自动出院，考虑病人家属家庭经济困难，退还其入院时的预交治疗款一万元整，特立此据。”
这一份不甚明了的“死亡协议”，使得一个女人的死亡显得那么草率。
“其实，妈妈的手术没有做完就死了。镇江医院担心处理我母亲的后事有麻烦，就和东方医院刘中民一起再次诱骗了王翔生，说是病情有变化，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并许诺如同意可退回一万元医疗费。”黄凌说，那一万元是给警车运送供体器官心肺的开道费。当时，王翔生也认为在镇江处理我母亲后事不方便，而院方主动提出帮助把尸体想办法运回上海，王翔生只能选择同意。
黄荣康在当天也赶到了东方医院，还差点与院方发生争执。“医院的人在我母亲尸体上接上了氧气、挂上点滴，伪装成活的病人骗过了门卫。”法律规定，尸体不允许跨省市转运，黄凌说，在值班员收取了50元小费后，接收了母亲的尸体。
黄凌父子后与当事医院多次交涉，希望得到陈凤英的病历和病史资料，并给出一个陈死亡的说法，但交涉多次均无果。“模糊的判决”
法院一审判黄凌赢，却不支持其诉讼请求，而被告只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2005年9月5日，黄凌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一纸诉状，将上海市东方医院(被告一)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被告二)推向被告席。“心肺移植手术是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顶尖手术，被告一在陈凤英手术前称其心肺移植手术都很成功，有丰富的心肺移植手术经验，但至今原告未见到被告一有成功进行心肺移植手术的病例。因此可以肯定，陈凤英根本就没有心肺移植的手术指征，而且被告一和被告二也根本没有掌握心肺移植手术的技术，而被告完全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声誉用陈凤英进行试验，这种毫无医德的行为无情地剥夺了陈凤英的生存权。”黄凌在诉状中写道，他第一次怀疑了母亲是被医院用作了人体试验。
任何器官移植手术目前最大的并发症就是急性器官排异所导致的死亡，术前受体与供体必须做严格的细胞配对试验，并对受体运用抗排异药，细胞配对试验成功与否必须要告知家属。黄凌曾多次向东方医院要求被告知细胞配对试验结果及抗排异药的运用情况，但屡遭拒绝。
浦东新区法院陆家嘴法庭先后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东方医院称:“对陈凤英采用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治疗，此系目前科学技术水平下的最佳方案，在手术之前将风险告知了患者及家属，后因供体在镇江，故手术在镇江医院进行。后患者因手术并发症排异反应而死亡。”其认为“医疗行为符合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与患者陈凤英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没有过错，不存在拿患者做试验之说。”
黄凌曾提出对母亲是否患有肺动脉高压、心功能是否达到四级、手术前是否只有3个月存活期，是否需要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事项申请司法鉴定，而二被告则认为已经过了时效，不同意做鉴定。
2006年2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鉴于医疗行为和医疗过程的专业性强，故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和过错，应通过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参考医疗鉴定部门对医疗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分析意见和结论加以判定，原告已提出了鉴定申请，故可认定其已经履行了适当的举证义务，被告坚持认为原告诉讼时效已过，不同意鉴定，导致鉴定无法进行，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判决同时认为，黄凌提出的诉讼并没有超过时效。
“这是一份模糊的判决，既判了黄凌赢了官司，但却不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只是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责任。”一位律师看过判决书之后说。
在一审法院下达判决之前，黄凌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认为母亲的死亡已经不是一起医疗事故，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
2006年3月17日，黄凌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后经法庭二审，7月4日下达二审判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浦东新区法院重审”。
8月24日，是法院原定重审此案的日子。“我们当庭递交了申请，改为医疗合同诉讼。”黄凌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张胜富说，“只能起诉一个，我们就撤销了对镇江医院的起诉，开庭审理也就改成庭前交换证据”。
陈凤英生了一个孩子，怎么能证明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医院需要拿出证据
“我根本就不相信身体一直健康的母亲会一下子病得如此严重，不相信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相信她的心肺功能已经衰竭到了终末期。”失母之痛让黄凌悲伤难抑，“我不相信妈妈不做手术只有三个月的生存期”。2003年3月26日，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说，如果不做手术，陈凤英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可是，直到做手术的9月24日，差不多半年，陈凤英生命并未出现危机。“我绝对不相信妈妈病重到非得换心换肺的程度，她手术前几天的肺活量比正常人还要好。”黄凌说，他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2006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凌父子结识了从事中国卫生法学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卓小勤。“我愿意做这个案子的重审代理律师。”接触到陈凤英案件的一些材料后，卓小勤当即表示要和受害人家属一起揭开真相。卓小勤还找到了徐小平，江苏乡下妇女，一名由东方医院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免费移植心肺陷入困境的患者，要求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和东方医院提供徐小平的病史资料，可遭到了拒绝。“我们已经申请了证据保全。徐小平也将对两家医院提出诉讼，我也将是徐的代理人。”
“这两个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案件都是一个问题，病人的手术适应症是否出现？怎么来证明病人需要做这个高危险的手术？徐小平生了三个孩子，陈凤英生了一个孩子，怎么能证明二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卓小勤说，医院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如果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不可能生育健康的孩子的。”
“再说心功能四级，病人是不是具备这个指标？这意味着病人只能端坐，而不能平卧的，也就是只能坐着而不能进行任何活动的，可是，从死者陈凤英生前和徐小平手术前的日常活动来看，不可能具有这个指标的。”卓小勤认为，这是医院必须提供证明的，如果不能，那就要承担责任。
两例手术的操刀人刘中民的一位大学同学，现在做着与刘中民同样工作。这位医生认为，如果找一个濒死的先天性心脏病、心功能四级的病人，难以接受得了这么危险的手术，心肺功能好的人做，成功的可能大得多。
卓小勤也谈到了这点:”最有可能的是找身体好的人来进行手术，成功性就高一些。这个案件我定性为医院和医生是为了声誉，而不是为了金钱利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医院有无移植资质？
上海市卫生局答复称，手术是在镇江做的，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医院提供的资料都很模糊，不能看清病人的真实情况。”陈凤英案的代理人说:“那么，在法庭上，院方就要举证来证明陈凤英真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功能四级等手术适应症。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医院就将有拿健康人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试验的巨大嫌疑。”
记者曾多次联络东方医院，就陈、徐两例手术求证。“范主任(中德心脏中心副主任)出国了，刘院长也不在，其他人不了解情况。”东方医院办公室这样答复道。
“此案还在审理阶段，不方便说什么。”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锁成对记者说，“等判决，现在都不好说。”
上海市卫生局宣传处王处长对前去采访记者的答复是:“手术是在镇江做的，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
“我所掌握母亲的病史手术记录仅仅只有两个医生几个护士参加写的一页几百个字。我们了解到此手术要有受体和供体的心胸外科组、肺胸外科组等四组人员及受体的麻醉组、体外循环组、供体的器官护送组等众多的医生，再加上许多手术护士才能组成科学管理、分工严谨的手术团队，此手术成功才有保证，可是两个医院就凭几个人做的手术能成功吗？”
在陆家嘴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陈凤英手术死亡案件后，东方医院曾让法官捎话给黄凌父子，愿意出8万元了结，被黄凌父子一口回绝。“我要的是母亲死亡的真相，不是钱。”
黄凌似乎已经看到，距离真相越来越近了。■链接
为整顿规范日益发展的器官移植领域，卫生部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今年7月1日正式实行。
该规定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明确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实行准入制度，想开展移植的医疗机构必须通过申报获得资格，原则上为三甲医院，存活率不高的要被淘汰；对实行移植手术的医生进行资格审核；医院必须设立移植伦理委员会，论证其可行性；移植前须有捐赠者书面同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