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四一二”大屠杀的血雨腥风里，在“南昌起义”后的惊涛骇浪中，中国革命陷入危局。当时不属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香港，成为最安全的避风塘。
面对敌人围追堵截，周恩来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如何在众人舍身秘密护送下，艰难抵达香港？危机时刻，尚不强大的革命力量如何最大限度地在香港得以保存？
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紧密相连。一起解密——
红色避风塘
——1927年中共领导人香港避险纪事
“另一位神秘夫人”
1927年4月，一位身形瘦小的女学生茫然地徘徊在繁华的香港街头，她就是范桂霞。
不久前，在上海发生“四一二”大屠杀，随后广州也开始了“四一五”的血腥行动，恐怖笼罩之下的广州城风声鹤唳，22岁的共产党员范桂霞也在军警搜捕名单之列。
范桂霞外孙女许少辉：
那天晚上，我外婆正在家里的小阁楼写信，就听到门外军警踹门的声音，连忙把信就装在口袋里，跑上楼，到隔壁房子的烟楼里躲起来。
太公，就是我外婆的爸爸，在床上拉着我外婆的手，叫我外婆：桂霞你赶忙走吧，军警肯定会回来再抓你的，你赶忙走。外婆连我太公的后事都没有来得及办理，就连夜拿着简单的行李箱逃走了。
△2017年，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影片《建军大业》上映。在这部大腕云集的电影里，演员周冬雨饰演范桂霞。
在影片《建军大业》中，周冬雨饰演范桂霞，与周恩来的扮演者朱亚文搭戏。周冬雨的戏很短，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范桂霞”也是周恩来革命生涯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被称为周恩来“另一位神秘夫人”。
这背后，是发生在1927年的一段隐秘往事。周恩来和众多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生死又转危为安。这一切，都和一个特别的地方有关，那就是香港。
“党中央的后方基地”
此时的香港，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刚刚结束一年，码头船只往来，街上商贾云集。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在香港的势力远不及内地。对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革命者，这里无疑是最安全的避风塘。
中共陆丰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彭飞：
香港本身一直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个后方基地，因为整个海陆丰朝惠州已经全部被黄绍竑的部队封锁了。海上转移的话，就咱们陆丰的甲子港、湖东港这些，一直跟香港有通商往来，并且香港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在香港并不稳固。
从广州逃到香港的范桂霞，在大街上溜达了几天后，终于碰上了熟人——她在广州的好朋友朱英娥。
朱英娥的父亲是商人，家里住得很宽敞。朱英娥准见范桂霞的行李很简单，衣服没多少，就把自己的衣服鞋袜还有一些首饰都给了范桂霞。
范桂霞叫朱英娥帮忙找一个人，龙锦雯。
龙锦雯是范桂霞的入团介绍人，她的丈夫沈宝同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的秘书长（编者按：在此期间，中共广东省领导机关名称多有变化，为方便叙述，统一称“广东省委”）。
几天后，龙锦雯来到朱家，这时范桂霞才知道，早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前后，广东省委已经提前部署，转移到香港。
原来，在创党初期，香港就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团组织。1920年，陈独秀经过香港的时候，香港的进步青年就到船上去拜会陈独秀，请教如何开展革命活动。
等待“老周”
找到组织的范桂霞，被安排在石塘咀一条巷子里的秘书处工作，负责抄写文件与交通联络。
香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租房子一定要有家眷，单身汉是租不到房子的。所以，当时秘书处成立了一个“接待站”，负责接待一些单身来港的同志。
范桂霞回忆，当时党的同志陆续秘密到港，有时她也被派到接待站工作。“我曾经在凤凰台、西营盘、西环、湾仔等地方，接待过李立三、恽代英、阮啸仙、彭湃、瞿秋白、林伯渠等领导同志。”
广东省委秘书处的同志，在为接应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作准备。他们租下了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民宅。范桂霞被带去看房子：两房一厅，还有一个工人房，大厅摆着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
范桂霞一看这摆设，就觉得她要接待的这个“老周”，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首长。范桂霞回忆，这次任务的上级特意跟她交代，这位“老周”的身份是上海富商，还专门请了一位负责家务的老工人。每个人的身份都必须恰如其分。
交代任务的时候就说，这个“老周”对外叫李先生，是家里的大少爷，还有我外婆是大少奶，姓也改成姓王。跟“老周”一起的杨石魂是二少爷。
广东党史专家刘子健：
这是一整套的地下工作，应该说是比较严密。领导同志所住的点，就应该是领导机关所在地。比如说穆青，他当时是负责组织部的，他住那个地方就是组织部的机关所在地；沈宝同是秘书长，他和他的妻子所在的地方，就是省委机关的秘书处。
面朝大海：香港，遥不可及
在大海的另一边，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接连失利。10月3日，流沙会议仓促结束之后，起义部队按计划向海陆丰转移，但仅仅走了5里，就在莲花山被国民党陈济棠部队拦腰切断。
天色转暗，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和前敌总指挥叶挺还留守在最后的阵地上，身边是发着高烧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
在阻击战中，当时周恩来身患疟疾病得很重，无法自己行走，叶挺和聂荣臻带着警卫，用担架抬着他一起转移。在云落（现隶属于广东普宁市-编者注）阻击战的时候，整个部队就被打散了。
一路上，语言不通，环境不熟，行动非常困难。茫然四顾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杨石魂找来当地老百姓的衣服给大家换上，还带来一个坏消息：从陆丰到海丰的路已被敌军截断，到海丰已无路可走。
周恩来一行只好在湖东村落脚。当地渔民说，他们的祖辈当时看见，周恩来面如菜色，被抬进薛家祠堂，起义军也都是衣衫褴褛。
△陆丰湖东村的薛家祠堂，是当地最早建立的农会的办公地点。当年周恩来一行就在这个屋子里落脚。
老百姓看到起义军来，都把红薯拿出来。那时候，红薯就是最好吃的东西，能让人活下来。湖东村的农会会员迅速动员起来，在当地找来草药熬汤。
周恩来侄孙女周晓瑾：
所以叶挺就坚决地说，咱们不能走，他们（指贺龙、彭湃—编者注）先走。（留下）这些人赶快要给周恩来治病，先把这个命先救下来。
尽管农会会员多次到湖东圩镇的中药铺开药，周恩来仍然高烧不退。
湖东村外，陈济棠的部队正在靠近，当地的保安团也闻风而动。
香港，仍在可望不可及的远方……
现在，他们就是背朝敌人面朝大海，大海的那边就是香港，就只有一线生的希望了。
秘密转移、老中医、“虎洞”
周恩来还在发着高烧，杨石魂（汕头市委常委）却接连收到敌人逼近的消息，他决定，向南塘区委所在地兰湖村转移。
兰湖村是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落，人员简单，群众基础好。村里的郑阿仲是南塘区的财粮干部，他安排周恩来一行人住进了堂兄郑端良的茅房里，那是当时村里最好的一间房。
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此时正在十多公里外的金厢。这天中午，他接到一封由郑阿仲弟弟阿健送来的信——
“我陪同三位负责同志来到南塘，拟在金厢雇船去香港，希你设法完成这个任务。——杨石魂”。
黄秀文回信：一定完成任务！
“今晚9时派两个可靠的党员到琐城岭接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同志，必须绝密封锁消息，认真做好警卫工作。——杨石魂”
兰湖村民后代：
郑阿健是个农民，不认识字，信的内容他也不知道。从兰湖村到金厢来回要30公里，他跑了两趟，将近60公里。这一带的都是山路，要翻山越岭，非常不好走。
金厢附近的溪碧村，有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卢阔，陆丰县委紧急安排周恩来前往医治。但卢阔有个特点，他不出诊。
地下工作站的负责人陈水珠跟卢阔是世交，陈水珠打着“老母亲病重没办法动”，请到卢阔老中医亲自为周恩来把脉、开中药。因为怕风声走漏，卢阔老中医就留下住了两天，陈水珠让他的儿子去老中医家里把药给抓回来。
卢老中医的药很见效，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不巧的是，一连数日风雨大作、波浪滔天，无法出海。
而此时，周围30华里左右的碣石、博美和陆丰城，都驻有陈学顺的大股敌军和反动地主的保安队，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犯金厢。黄秀文的警卫任务十分艰巨。
如今，在黄秀文的故居，还保留着当年周恩来在金厢养病期间住的房间。当时，周恩来的饮食全由黄秀文的父母照料。
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晚上在黄秀文家休息，白天躲到后面山上的一处山洞，当地人称“虎洞”。
我去过他们住的那个山洞，味道很难闻，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待在那。山洞里空气也不流通，就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的东西（孔）往外看，外面就是滔天大海。
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道路，没有前人开拓，他们就像在茫茫大海，希望找到那盏灯，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躲过这场屠杀。
活着，到达香港，找到党组织！
陆丰县委开始联系渔船，做出海准备。
按照当时的物价，在海陆丰地区包一条船去香港，大概需要100个大洋。让人意外的是，这笔钱对于海陆丰县委来说并不难。说起来，还跟周恩来早前一个指示有关——
在流沙会议之前，周恩来派了黄埔军校时的学生刘立道赶到海陆丰，要求县委迅速征集士兵、募集军饷，支援起义前线。
刘立道10月2号赶到的海陆丰县委的所在地，到4号就征集了700名农军战士，募集了1万块大洋。30名挑夫挑着大洋和物资，准备赶到丰顺去支援前线部队。但是，到了河婆圩（今揭西县城）的时候，就听到前面的战场已经失败了，主力部队已经转移到了普宁流沙。所以，他们当时候又掉回头来。
陆丰县委顺利租了船。当时已经是10月下旬，当地人说得“秋老虎”时节，海面上经常刮台风，台风是南风，不利于往南行船。
一天，船工来到黄秀文家通知，海上开始刮北风，可以出海了。黄厝寮村特产鱿鱼，通常是傍晚出去打渔。这天傍晚，找了两个很可靠的渔公，由黄秀文护送。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四位同志都化妆成渔民的样子。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旅程。
对于这段旅程，《聂荣臻传》里有着这样的记录：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栓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他们就是那种信念：活着、坚持着，到达香港，找到党组织！他们只是一个憧憬，并不像我们现在人这样，真的能够闻到、感受到、享受到这种幸福。它只是一个在风浪里遥远的渔灯。然后，他们牵着手：我们过去吧！我们过去了，避过了这次风险，也许就可以星星之火燎原呢！
一行人先乘小船绕过了有礁石的海域，再换乘一艘载重五吨的大船，向香港方向驶去。在距离香港5里的时候，船工下帆，大家再次改乘小艇上岸。
黄秀文（南塘区委书记—编者注）准备启程回去的时候，叶挺把一支随身携带的手枪和一副望远镜送给黄秀文，还鼓励他要坚持斗争。然而，等到黄秀文满怀信心回到金厢，他的家乡已经面目全非，陈学顺的保安团在他们出海不久就进了村。
军旅作家刘汉升：
因为当时有个规定，你藏过当时所谓的红军，房子要烧掉、要铲平的，洲渚村一个晚上搜查了3次。
悬赏周恩来等起义军首领头颅的钱，已经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大洋了，这对于老百姓无疑非常大诱惑。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密。
陆丰的渔民被抓到以后，直接就被杀了，不用判决，直接是叫“通匪通共”。如果没有海陆丰人民的这种牺牲，这个事情（抵达香港避风港）根本不可能。
1927年，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一行人在陆丰地区停留过的9个地方，无一例外都遭到国民党追兵的清算，大片的房屋被烧毁殆尽。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在这次帮助南昌起义部队转移中牺牲的烈士有近百名。护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到香港的黄秀文，回到家后又被迫逃往马来西亚，10年不曾回国。
“李先生”和“李太太”
在香港油麻地广东道的大房子里，“李太太”范桂霞已经进入角色，她把屋内陈设都布置好，像一位普通家庭主妇般吩咐工人烧茶煮饭。下午5点多，门外传来了小汽车的喇叭声。
然后，就看见杨石魂背着一个很高大的男人：穿长袍马褂，戴着绒毡帽子、黑眼镜，脸色发白，嘴唇也是又干又白，昏迷不醒。
等杨石魂帮他取下墨镜，范桂霞一看，就是她在广州听说过的那个周主任、周恩来啊！
船上的艰险再次击垮了周恩来的身体，他高烧不退，陷入昏迷。范桂霞从小受行医的父亲言传身教，懂得一些医疗护理知识，马上用湿毛巾帮助他降温，并且按照医生的叮嘱每小时量一次体温。
周恩来昏迷的三天三夜里，我外婆寸步不离守护在总理的床前。三天以后，总理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就很奇怪，看着我外婆不认识：你是谁？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苏醒以后，问范桂霞：你认识邓颖超吗？范桂霞说当然认识了，因为搞妇运嘛。
他跟邓颖超分别的时候，没有告诉邓颖超他去哪里。后来，我看到邓颖超的一些回忆里，她是等到八一南昌起义过了很久，在报纸上才知道这件事情。周恩来当时非常担忧邓颖超的生命安全，因为在“四一五”清党附近，他们可爱的孩子因为难产，邓颖超是由陈铁军他们护送，也是到了香港再去的上海。
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能下床走路了。可是，党组织暂时不准他外出工作，范桂霞就每天从联络站带回一些文件和报纸，一有空就搬把椅子坐在床边与他谈话。周恩来就教她怎么机警地视察外面的情况。
首先要会几样本领，要会抽烟，能够跟人交际、会跳交际舞，能跟那些官太太在一起打麻将。
十多天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坚道召开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这时周恩来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他还是亲自参会。每次出门前，“李先生”和“李太太”都要认真装扮一番，变成商人的样子。到达会场后，范桂霞就和几位女同志在休息室里等候。
11月初，周恩来接到组织通知，马上启程到上海参加党中央扩大会议，周恩来乘船离开香港。
12月初，聂荣臻和叶挺也离开香港前往广州，策划已久的广州起义已是箭在弦上。
12月11日，广州起义提前开始。
12月12日，张太雷遭遇伏击牺牲。当晚，起义军主力撤出广州市区，副总指挥叶剑英赶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那里已是空无一人。国民党正在全程搜捕屠杀革命人士。
重逢·新中国
1953年8月22号，范桂霞到北京探望刚出生的孙儿，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邀请她到中南海的家中吃饭。
“我进到他们的家，看见陈设很简朴，周总理和邓大姐都殷勤地给我夹菜，劝我多吃点著名的北京烤鸭。邓大姐还用当年学会的广州方言与我亲切交谈，使我惊讶他们竟有如此强的记忆力。”
觥筹交错间，他们又聊起了26年前周恩来康复后离开香港到上海的往事。
1982年，周恩来离世6年后，邓颖超写了一封信给范桂霞，邀请她到中南海的家里相聚。见面之时，被拍下了这张“两位夫人”的合影。
△邓颖超和范桂霞合影。照片由范桂霞外孙女许少辉提供。
大革命时期，大部分前往香港避险的干部都得以保存，他们成为日后新中国建立的中流砥柱。
香港在中国革命中有着挺特殊的位置，无论是大革命还是“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在那种惊涛骇浪、血雨腥风里，香港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掩盖了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振作起来，向新的目标进发。
香港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点“绿波书店”负责人谭天度，在《香港情怀》一文中写到自己对香港的感情：
“我对香港是一往情深的，我曾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奋斗，我看到过日本侵略者的失败，也看到过大英帝国的没落，我看到过在白色恐怖中的腥风血雨，更看到过我们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今天，我们回望香港作为“红色避风塘”的这段历史，能够更加深刻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