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成都北路高架下面，有一座十九世纪后期建造的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里面曾住过晚清光绪、宣统两朝重臣，一品光禄大夫、太子少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陈夔龙（我的祖父）。清亡前夕，陈夔龙结束官宦生涯，以病告假，携家眷退隐到上海，购买了这座宅子，过着富裕的寓公生活，直到1948年8月寿终正寝，享年92岁。这座宅子，一直由陈夔龙的子孙后代住着，故美其名曰“陈公馆”。
陈夔龙与孙女们
上海解放后，陈夔龙的后代除出嫁、外迁外，家里上下几十口人只剩下不到十口人。他的儿子陈子康（我的父亲）的七个子女和两个孙辈分别参加革命队伍，走向工作岗位，陈子康便把江阴路157号宅子卖给一个工厂主，自己在襄阳北路买了一座普通的弄堂房子，和赵静霞（我的母亲）带着几个未成年子女迁入新居，从此“陈公馆”就不复存在了。
赵静霞
有意思的是，这群典型的封建官宦后裔被革命浪潮席卷，居然纷纷背叛了家庭。第一个叛逆者是我的八哥陈涛，他1933年加入上海地下党后到了苏北革命根据地，接着六哥、七姐、九姐、小姐、南秀姐都先后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或投奔苏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十三岁的我接受党的教育，受到哥哥姐姐的影响，同两个侄女也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十五岁便迫不及待地参加了上海地下党。
那时，南秀姐和我为联络进步同学，做他们的工作，经常邀请他们到江阴路157号院子里学唱《解放区的天》《游击队员之歌》《垦春泥》，还学跳当时解放区非常流行的“秧歌舞”。
1947年5月，蒋管区学生运动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疯狂镇压。上海一些学校被军警包围，搜查逮捕了一批学生，其中上海法学院的女学生屈元被揪住头发，惨遭毒打后，在昏迷中被押上警车投入监狱。一个月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给予保释，并通过南秀姐（1945年入党），让她隐蔽到被认为较安全的“陈公馆”。1947年9月19日，国民党特务查抄了承印进步刊物的“富通印刷厂”，七姐陈南如因涉嫌也被抓起来。为怕武警查到七姐娘家，暴露隐蔽在这里的屈元和八哥（陈涛）以及隐藏在楼顶上的党的重要文件，就把屈元转移出去。
上海解放不久的9月间，在南京工作的八哥特地请假回到上海，同母亲一起取出党让八哥保存的文件，这些文件隐藏在楼顶隔层的缝里，有方志敏烈士的遗稿，苏维埃时期党、团文件。陈涛立即把文件交给住在三井花园（今瑞金宾馆）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后来王堯山告诉陈涛这些文件已转交给华东局秘书处长李波人，由华东局秘书处派机要交通员，专程把这批重要文件呈送党中央秘书处归档保存。
如今，江阴路157号历经沧桑，面目全非，已失去当年的风采。现已陆续住进26户房客，从边门进去的过道里，可以看见密密麻麻安装了十几个电表。原来大铁门到边门的地方又开了两家做买卖的店铺，都挂上了157号的门牌，加上边门的牌号，一共有三个157号门牌。这里偶有不速之客来访，径自走进楼内和院子里流连参观，他们或是陈夔龙的后裔，或是解放前曾经到这里参加地下活动的同志，这里曾留下过他们宝贵童年、青春年华及接受革命教育、进行各种秘密活动的珍贵回忆。
如今，上海已变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江阴路157号已淹没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和星罗棋布的绿化带中，然而这座老宅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