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之崛起以及徽州宗族社会的逐渐形成，一些徽人殚思竭虑地企图改变社会观感，他们力图向世人展示“贾而好儒”“富而好礼”的区域人群新形象。在徽州，不仅通过对民间傩坛祭仪的系统整理，形成了署名为博学之士程敏政编纂的《祈神奏格》那样集大成的“徽礼”文献，而且还参照通行全国的“文公家礼”、《万宝全书》等，编制出适合徽州当地社会生活的各类民间日用类书。其中，清明、中元和冬至时分书写金银袋的做法，也正作为“徽礼”的一部分，积淀而为徽州的重要民俗，并流播四方。而迄今尚存的一些金银袋簿，则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
清明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在“徽礼”盛行的皖南更是备受重视。盛清时代扬州盐商程庭，祖籍徽州府歙县岑山渡，他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返乡展墓寻根，撰有《春帆纪程》一书，其中就指出：“新安最重此节，凡子孙虽至贫乏，亦必先半月前具牲镪，肃衣冠，相聚拜于始祖之墓，而后高、曾、祖、考次第展拜，罔敢紊淆。坟茔自晋、魏、唐、宋以来历历可稽，非若他郡迁徙靡定，不数传而后裔相忘，松楸寂寞，麦饭无人……”
关于清明时节的具体活动，1931年歙县南乡有位小学生叫凌成锦，他撰有一篇《清明扫墓记》：
清明节者，祭祖之大节也。盖人之也先有上祖，苟无上祖，则无我身矣，故上祖不可不祭之。然祭祀之道，亦不可无定时也，故有时节以祭上祖。吾国定于清明节为祭祖之期，是日无论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机关、各团体，皆必停止工作，以为扫墓之期。夫吾人祭祖固明矣，然亦不可不诚心以祭之。……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又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然则圣人如此，岂可轻于祭祖哉！……吾家有清明会，其金银包皆由会内所备……及至墓时，祭器摆于地上，金银包纸一烧，火炮即放，依序拜之。祭毕，遂在坟前休息，听声声炮竹，一似炊烟四起……
在传统时代，徽人祭祀祖先，多醵资设立“清明会”。每逢清明时节，各村族的清明会都要组织祭祖扫墓，当地的启蒙读物中就有“二八社，清明节，标挂纸钱”的说法。“标挂纸钱”也叫“上坟挂吊”（简称为“挂钱”），其具体做法是先在坟顶上插上以长竹竿缠挂的一串纸钱，再摆开案桌，奉上贡品，然后鸣炮奏乐，焚香化纸，由长辈率领子孙向先人坟茔下跪磕头，并将手中点燃的香火插于炉中。此后，由耆老高声诵读祭文，以表达对先人功业之追慕，并寄托后昆的哀思。对此，盛清时代的一首《新安竹枝词》就写道：“鼓吹喧阗拥不开，牲拴列架走舆儓，问渠底事忙如许，唐宋坟头挂钱来。”该诗生动地状摹了一些徽州宗族清明挂钱的场景。有时，墓祭礼毕，还会将挑上坟的清明粿，抛向坟堆顶上及坟茔周遭，据说这是为了让那些无祀的孤魂野鬼拣食……
在清明时节，徽州人还要烧献“金银袋”。对此，乾隆时人吴梅颠在《徽城竹枝词》中曾吟咏：
墓祭三回重本源，清明冬至及中元。寒衣烧献金银袋，但只清明许乞墦。
诗中的“墦”即坟墓，而“乞墦”一词源出《孟子·离娄下》，意思是向祭墓者乞求所余酒肉。这首竹枝词刻画的是徽州人在清明、中元以及冬至祭祀时，都需要焚烧金银袋以祭奠祖先。望文生义，“寒衣烧献”应当主要指的是冬至祭祀，不过，“清明谷雨，冻死老鼠”，此际正值料峭的倒春寒，故而“烧献金银袋”显然亦有嘘寒添衣之意。根据徽州人的讲述，金银袋是用大纸糊成类似信封式的袋子，内装金银锡箔、冥钞，袋上以毛笔正面书写祖先名讳，背面则写着“×年×月×日……封”的字样。此类的所谓金银袋，民间也称之为“金银包”或“冥包”。
由于每年清明、中元和冬至时都需要在金银袋上书写祖先名讳、世次等，所以每家每户都置有“金银袋簿”——也就是找一个本子，里面专门记录先人名讳、世次以及葬地之所在。此类的簿册，也叫“祖宗簿”“纸角簿”“清明簿”或“水源木本”等。这样的文书簿册，迄今保留下来的也仍然相当不少。
前文提及，金银袋中是放置锡箔纸钱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手头有一册光绪四年（1878年）的《清明头租脑规例簿》，其中就提及具体的做法：“清明、中元每位冥包一个，用上料纸一张，做一个红签头。（每装二四箔一百张，祭时带坟焚化）。”文中的“二四箔”，是指锡箔的规格。当然，每个金银袋中究竟放入多少锡箔，有时也颇有讲究。更早的一册《囗囗清明头时节谱》中就有记录：
做清明头，但亡人银包须要毛八纸做，再装银包时，须查看各亡人批助有多有小【少】，故耳【而】银课亦有多小【少】，先批银钱而有高低。
此一抄本的年代是咸丰三年（1853年）。这是说金银包是用江西等地生产的“毛八纸”做成的，其中放入多少锡箔，需视其人生前对清明会的贡献大小而定。对此，上述记录之后另有：
计开批人艮【银】包，灶弟批土名湖山乾【干】田一块，计豆租一斗二升；又批钱二两，清明须要上坟挂吊，办艮【银】包六个，每包二十定【锭】。
天寿朝奉冯公，天寿孺人洪氏；
起礼朝奉冯公，起礼孺人吴氏；
灶弟朝奉冯公，细元朝奉冯公。
在上述的这段文字中，“朝奉”一词源自宋元时代，在徽州原先是本地富翁的意思，通常在族谱或祖宗簿上，“朝奉”二字皆用作男性名讳之后缀，与以“孺人”称呼女性，都是习惯性的尊称。上揭的“天寿朝奉”“天寿孺人”以及“起礼朝奉”和“起礼孺人”，显然皆是灶弟之先人，由于灶弟生前对清明祀会有所贡献，故在金银袋规格上理应获得相应的待遇。
（二）
在传统时代，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族谱，但几乎所有的家庭应当都有自己的金银袋簿。迄今尚存的诸多金银袋簿，详细记录了先人的名讳、世次以及葬地，虽然有不少看似皆为流水账，甚至若断烂朝报，但它却是民间编纂族谱的重要资料，其中也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近数百年来人事的废兴显晦。
在徽州，人们认为：“人各有祖，如水木之有本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兄弟手足也被称为“一本之亲”。清人江登云在《橙阳散志》中指出：“水有源，木有根，人之于祖亦然。吾徽敦本追远，视他郡较盛，聚族而居，一姓相传，历数百载，衍千万丁，祠宇、坟茔世守勿替。间有贸迁远地者，一旦归来，邱垅无恙、庐舍依然。语云：‘歙俗千年归故土。’谅哉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记录先人名讳、世次以及葬地的金银袋簿，有的也就叫做“木本水源”。
笔者手头就有两种都叫“木本水源”的金银袋簿，其中之一属于歙县上丰宋氏的一批文书。该册《木本水源》封面题作“永大记”，显然是出自商家之手，封面另有“木本水源，留传以为后代之人以记之，则免忘记祖囗【宗？】”二十余字。而其中所记录者，便是通常所见的金银袋簿。在这册金银袋簿中，宋氏对先人一直追溯到宋代的一世祖。其二世祖的记录如下：
揆诸史籍，“将仕郎”“从政郎”都是八、九品的官职。此一履历是否完全可信尚待确证，不过，其中提及的“曹娥盐运使司盐运使”，可能说明上丰宋氏在宋代就有人任职于浙江盐务。结合其他文献可知，徽州人早期的仕宦生涯，对于后世家族商业之发展颇具影响，换言之，宋氏家族在明清以后盐商辈出的情况，可能并非偶然的巧合。
在清代，歙县上丰宋氏是扬州八大盐务总商家族之一，其家族史料在二十多年前流散而出，是我最早读到的颇具价值的成批文书。由于当时我并未觅得上丰宋氏的族谱，故而该册金银袋簿中的一些纪录便显得较为珍贵。例如，《木本水源》记录有：
有的金银袋簿之记录，还有助于我们确定著名人物的生卒年份。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库开馆，征集天下遗书，命各地藏书家进献珍籍。在东南地区，天一阁的范懋柱以及鲍士恭、马裕和汪启淑四人献书最多。其中，汪启淑为歙县绵潭人，但此前所见的传记史料大多并未提及其人的生卒年份，今人著述中偶尔提及者亦多有讹误。
皇清诰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朝议大夫、户部山东司中宪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加三级，显先高祖讱葊府君汪公，孺人方氏。
末了的署名是汪启淑的“玄孙男存育、存位，来孙男立功、立森仝百拜”。另外，金银袋簿还记录：汪启淑“字慎仪，号秀峰，又号讱葊”，“墓小溪”（其墓地位于绵潭之东北，棉溪口西北的歙县小溪村）。他的生卒年是“雍正戊申年七月初二日子时，嘉庆戊午三年九月三十日”。可见，汪启淑应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初二，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三十，享年七十一岁。这一记录，圆满地解决了汪启淑生卒年份的问题。
（三）
在这批文书中，还有另外一张书写在红色“南翔李源和总号用笺”上的文字：
上述的“南翔李源和总号用笺”右侧皆有“中华民国”字样，反映了旅外徽人书写金银袋簿的时代。另外一张写在普通纸上：
其下有“逢时遇节，斋用酒杯二十八只，宅客五只”十数字。还有一张书写在朱丝格信笺上，又有“汪氏门中诸客祖先分派鉴纳”的字样。1958年之前，嘉定县长期隶属于江苏省管辖，故此处称“江苏南翔镇”。这些，显然都是侨寓南翔之徽商为祭祀远在皖南的先人所抄录的金银袋封面文字。
从传统迄至当代，南翔都是蜚声远近的江南名镇，素有“银南翔”之称。早在明代，万历《嘉定县志》就曾记载：南翔“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另外，该志罗店镇条下亦曰：“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而在当时，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也指出：“南翔大聚也，多歙贾。”由此可见，南翔自明代以来就是徽商聚居的江南市镇，当地有不少歙县商人。在现存的徽州文书中，金银袋簿是极为常见的一类文献，但像上述这样由侨寓徽商书写的金银袋簿则仅见此一例。
（四）
迄今保留下来的金银袋簿，绝大多数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资料，此一阶段发生过的最大历史事件便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其时，天降杀星，饥疫并行，实为“数百载未逢之厄运，亦千万人难避之危机”（《歙北徐村思源堂掩埋总录·兵后寄外省劝募掩埋遗骸启》）。天崩地裂之余，烟云变幻的空前劫难也在金银袋簿上留下的诸多痕迹。例如，有一册民国时期绩溪瑞川的《纸角谱》中，就记载了主人公的生平：
公字树声，乳名茂奎，行三，系世绩公号褧继配曹氏孺人所生。幼年习药业于东岸镇，因洪杨兵乱旋里，当寇氛正剧时，尝两被寇掳，颠沛流离，备尝艰苦。迨同治纪元，始返故里。寇平后家毁人亡，弃商习农，奉父褧堂公收拾劫余，营创舍宇，勤苦力作，渐以成家……
太平天国时期，因华中、华东各地战乱频仍，白骼成丘，青燐遍野，不少徽商都受到巨大的冲击，有不少人潜踪匿迹，依循着先前的商业网络，纷纷从家乡或侨寓地四散逃亡。例如，原先以吴中为生活中心、长年赴东瀛采买洋铜的徽商程稼堂，就率众乘坐美国蒸汽船从苏州逃往日本长崎。而歙县的一些纸商，也从干戈扰攘的皖南逃往江西各地。笔者手头有一册歙县北乡的金银袋簿，其中就附记有详细的事迹：
从金银袋簿来看，仇氏居住在歙县太尉殿一带。关于太尉殿，民间流传的《歙县至官洞问路歌》中有：“城里百街万年桥，右往新洲种菜家。徐村对过仰村坝，三里凉亭依路上。沙溪村过九如桥，富碣村尾雨粟庵。凤凰湾上望沙滩，太尉殿过丰口桥……土地庙过高阳桥。”在传统时代，从歙县县城到太尉殿可通木簰，故上述的“问路歌”，其实是有关徽城通往北乡水上交通的路程歌。其中，高阳桥位于歙北许村，可见太尉殿与许村并不太远，故仇姓与许村许氏多有婚姻关系。在太尉殿附近有霞江片村（亦名霞峰），其中就包括仇村等，为仇氏族人聚居之地。此处在清代、民国时期，村中有不少人皆前往各地从事纸业经营。如著名的纸业巨擘仇星农（1864-1933），就是歙县霞峰仇家村人。根据二十多年前仇氏后人的追忆：仇星农之父仇成坦成年后先去江西贩纸，后在浙江衢州定居，由摆纸摊起家，惨淡经营多年，终成气候，遂在衢县水亭街开设了仇开泰、仇德昌纸庄，并曾数度连任衢州商会会长。在其后裔讲述的先人发迹史中，江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地点。
明代以来，在江西，民间素有“樟树药材景德瓷，吴城木头河口纸”之说，河口是铅山县及其周遭最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而铅山县的手工造纸业又与松江的棉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等齐名。在铅山县，石塘、湖坊等处都是闻名遐迩的纸业重镇。早在明代，万历《铅书》收录的一篇《石塘陈公堤记》就指出：“信之铅山县，县东南四十里，其地曰石塘，邑巨镇也。……石塘四面皆山，……又山多竹木之利，尤宜于纸笺，每岁造办，不知几万亿，故四方商旅毕集，日夜接踵而至。”此后，民间一向就有“铅山唯纸利天下”“石塘纸张通天下”之类的说法。在此背景下，“富商大贾挟资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明代以来就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于此，从事土纸的生产和经营。多年前我在徽州收集到一批黟县南屏叶氏的来往书信，其主人便是活跃在石塘一带的徽州纸商。与之相类似，歙北仇氏也有不少在石塘镇一带从事纸业经营。在该册金银袋簿中，有一则记载：
本棺厝存江西省广信府铅山县石塘镇，同治初年身故，余未在身傍【旁】棲住。松泰纸行胡庚翁向来与叔契好，棺木一切等等，皆系庚翁代理存厝，日后尤恐盘棺回家，可问伊行人等便知。而庚翁亦系我徽灵山舍头人。叔之字名焕彩。
二十四世先叔考兆云朝奉府君仇公，祠堂受纳。
金银袋簿中提到的这位“仇焕彩”，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死于客地石塘镇的歙人。其中提及的“松泰纸行”，应当也是由徽商所开。在这一册金银袋簿中，还谈及太平天国时期仇氏族人在徽州及江西等地的颠沛流离：
因咸丰十一年贼匪踞扎郡城，四山搜掠，不能停身，四月只好逃往江西。船抵河口，谁知河口各店铺概搬，雇船往下路放行，而湖坊等处分[风]谣甚急，似此，另又换雇船只，逃往戈[弋]阳县后会晤。余即看其病重，复下贵溪县，立即起岸租屋，居住田墩李宅，久已病重，请医无效，于七月十八夜寿终，葬于贵溪县，土名毛塘铺。至光绪七年，余亲往江西省贵溪县起棺捡骨，与氏父捡骨，开船回里。氏父许村前宅门，字名许凝圃，子名宗吉，字名德纯，次子集吉，字名珮璜。
在清代，铅山盛产茶叶和纸张，而河口则是商品转输的集散地，当地“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对此，盛清时代著名戏曲家、铅山人蒋士铨有一首《河口诗》颇为有名：“舟车驰百货，茶楮走群商。”诗中的“楮”，即指经由河口输往外地的纸货。及至太平军兴，该处贸易骤然稀疏，市井一片萧条，原先辐辏于此的各地客商风流云散，许多人行险遭凶，岩穴藏身，劬劳万状。也有一些徽商则因各种原因来不及逃开，只能客死异乡，甚至郊原暴露，最终化作流萤燐火。文中提及的“湖坊”，便是与石塘齐名的土纸产区。
在仇氏金银袋簿中，还抄录了不少先人逃难死亡的经历。例如：“咸丰十年八月，贼匪踞扎徽郡，四山搜扰，乡各受害非常，食物价昂，齐糙子米每升卖一百有零，大、小麦面每斤亦售百文。贼逆至咸丰十一年四月方退，城食面油盐，有钱无买，只身难保，俗语云‘五百年后伴金而亡’，似此苦莫堪言，实属无奈其何！”在这段记录之后另有数千言，字字句句，愁肠百结，生动地反映了民众转徙沟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状。
与歙北仇氏金银袋簿类似，1945年抄录的黟县《祖宗谱》中，除了收录“明睦堂”八十九世起的排行字号、本支世系考等之外，还专门抄录了一篇《蔚枝太叔祖远避洪杨贼难记》，其中记录了咸丰十年（1860年）逃难的惊险经历：
咸丰庚申五月初三日，漳防兵溃，贼遂栏【阑】入黟境，父亲正在城局，余仓皇入城，侍父亲往九都外家，离贼踪一二里许。傍晚，母亲由二都踵至，恐贼势蔓延，拟出黟界，始得安全，遂托玺叔以襁负履侄同避。二鼓时，过东头岭，瞥见古溪火光烛天，匍匐潜行，肝胆俱裂。初四日，至叶村。初五日，至小溪岭头和尚寺内住歇。霉雨连日大作。初七日，风闻黟城贼踪尽退，玺叔旋里，遂以履侄衣包悉交与余。夜间突云贼窜叶村者，寺内约百人，纷纷逃散。余仝履侄出走，欲雇人则无人可雇，欲自褓则不能褓，只得携手徐行，又苦雨下如注，路中几成溪壑。至三更时分，履侄走倦，遂失足入河，闻履侄激荡声，余将衣包释置水中，亦在河中三翻身，以手挪其衣，幸得之，遂拂水向岸边去，始能傍岸喊救。维时走者已尽，仅有湘营一兵过其处，在岸上携履侄及余登岸。方履侄之出水也，浑身俱冷，余以口呵其气，始得行走。迨行三四里，而父亲已至矣，风谣已息矣。即此身频【濒】于万死一生者，亦不复记念矣……
根据方志的记载，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太平军由祁门县入黟，击溃了那里的清军，并首度占领黟县县城。此后，从咸丰五年（1855年）迄至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频繁进出黟县先后多达十七次，其中有十一次占领黟县县城。大兵压境之下，焚杀掳掠，惨不忍言，一般民众如鱼游沸鼎燕巢张幕，纷纷四散奔逃。
咸同兵燹对于徽州可谓创深痛巨，迄今仍留下相当不少的记录。譬如，近代黟县著名绅商余之芹在其《经历志略》中，就有《徽州发匪乱时况状【状况】》一节，颇为详细地描述了其家人逃难的经历，可以与上揭的《蔚枝太叔祖远避洪杨贼难记》比照而观。类似于此的资料，在不少金银袋簿中皆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