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北京怀柔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美国黄兴基金会赞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座谈会”，海峡两岸共有3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对汪精卫及其伪政权进行的首次专门座谈会。
在会上，有几个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其中包括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成因，对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和平运动”的评价，汪伪政权的性质等。其他诸如汪伪政府人事结构、汪伪政权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问题，与会者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一关于汪精卫叛逃的原因
在目前大陆的研究成果中，汪精卫叛逃原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总结的已经相当明确:汪精卫集团投日是因为“一、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他们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二、汪与蒋争夺权利的矛盾以及在‘和’‘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这一结论基本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
大陆学者对汪的出逃原因除前述观点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的蔡德金虽然因病没有到会，但仍在病榻上整理出了题为《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的发言提纲，并请人在座谈会上代读。
他说，他对蒋汪的分歧及汪精卫逃脱的问题以前的看法片面简单，认为在于“和”与“战”这两种对立主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邵铭煌先生所说，‘和平并非是汪精卫的专利’。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这是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最低条件..”但是汪精卫的“条件”已经超过了这个最低限度，汪氏认为“如果抵抗唯有牺牲，其结果就是抗战只能使国家灭亡。与其抗战亡国还不如与日本实现无条件的和平”。蔡德金的观点从蒋汪分歧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即分析汪精卫的出逃成因，不能从汪个人的角度，而应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