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争的拖延与日本的战略部署不符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制定了北进（针对苏俄）或南进（针对英美）的战略部署。“本来（日本）陆军假想的主要敌人是苏俄，海军是美国，历来是这样进行全面准备的。”对中国则“并没有作多的考虑，即使万一事态发生时，以陆海军的一部分即足可应付。”【8】
日本始终把苏俄当成其最大威胁，至明治维新以来，“一贯把防卫俄国当作自己的使命”【9】，其陆军的战略战备也主要是针对苏俄展开的。为了称霸东亚并进而称霸世界，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致书陆相建议“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俄）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到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注:此处指1920年，日本出兵干涉俄国革命，但未得逞）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10】为此，在1932年8月，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年度计划，只是由于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其占领区统治很不稳固，才没敢对苏轻举妄动。“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体对苏战略体制根本忘了。”【11】1936年6月，日本《帝国国策大纲》把苏联列为第一敌对国，拟定国防方针“首先应倾注全力使苏联屈服”【12】，并悄悄着手战争准备。
之所以先从中国下手，原因有二:一是迫使中国屈服，解除侵犯苏俄时的后方威胁；再是利用中国的资源集中对付苏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指出日本的战略野心:“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13】
但是，侵华战争并非如日军方想像的“一击”即行解决，而是变成不断消耗日本国力的持久战，这严重影响了其对苏战备。到1939年底，中日开战两年多来，日本几乎倾其国力，亦未结束原定“三个月结束”的“中国事变”。对日本而言，情况还在恶化，日本若想“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14】，而军费的窘况又让陆军省计划缩减在华原本就不够用的“有限兵力”。
让日本感到紧张不安，促使其尽早结束侵华战争的，还有1939年发生的两件事:
1，诺门坎事件。1939年5-9月发生的诺门坎事件，无疑使日本对来自苏俄的威胁倍感现实。事件发生后，日军从华北等地抽调部分兵力增强关东军，以加强对苏防备。
（三）对汪精卫集团不抱太大希望
汪精卫投降，并未达到日本希望的结束战争、实行“全面和平”目的。先是因龙云等反对，使汪打算“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17】的愿望落空；后是“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堂等不敢赞同汪的主张”【18】。汪派方面缺乏武力和财力，这使日本疑虑:如汪再建新政府是否还“能使日华和平前进一步”【19】？并进而认识到建立汪政权“远远不能解决事变”【20】。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侵华战争，“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21】，于是日本便转而以“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22】。
鉴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形势的恶化、国力的衰退，才是日本迫切希望停战谈判的主因。因为，形势的恶化，“给战争指导当局增加了难以形容的沉重压力”【23】；国力的衰退，“使（日本）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24】。这种情况下，“桐工作”掀开了序幕。
注释:
【8】同上，卷一第一分册P90。
【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07，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1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9月版P35。转引自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P27。
【1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601。
【1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一第一分册P72。
【13】《毛选》合订本P476。
【14】（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