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以“分共”的名义同共产党决裂。宋庆龄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的武汉，相当紧张，相当尖锐。“汪精卫欺骗了我，欺骗了我们。这个人很狡猾。他要走蒋逆子的那条路。我和董老，还有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和他斗得很厉害。”
武汉形势日益恶劣，6月底，在土地问题上“和毛泽东同志意见一致”，热切希望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邓演达“因为整个的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在与汪精卫谈判决裂以后，秘密出走，同俄国顾问铁罗尼一起去了苏联，去进行“党的革命”。行前，他与“热心护党”的宋庆龄进行了一番痛苦的谈话。
6月29日，长沙“马日事变”的指使者、武汉卫戍司令、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邓演达出走前，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当心武汉发生“马日事变”。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依旧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让步的表示，引起党内许多人的不满。由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次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谭平山和苏兆征随后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
同时，7月12日，宋子文携带蒋介石请求宋庆龄“即日回沪”的亲笔信来到武汉。宋庆龄一心“护党”，蒋介石此举自然无果。次日，在中央银行，宋庆龄与宋子文、汪精卫和谭延闿谈武汉下游事，谭延闿看到宋庆龄态度坚决的样子也不禁肃然起敬，他在日记中记到：“孙夫人志气坚定，不为势屈，信癫男不如慧女，亦见孙先生刑于之化也。”
7月14日，汪精卫在自己寓所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有谭延闿、程潜、唐生智、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经亨颐、王法勤、彭泽民、陈公博、顾孟余、于右任、何香凝等。汪精卫在会上极力主张立即实行“分共”，陈友仁坚决反对。宋庆龄拒绝出席，但请了陈友仁作代表，陈代宋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因为宋庆龄坚决反对，为尊重其意见，武汉国民党改为开扩大会议讨论中政会主席团的“分共”意见。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党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分共”三项决议案，公开叛变革命。
是日，何键军队占领汉口，和前一日占领汉阳一样，“非常顺利，且不带痕迹”，“多半已得汉口政府之许可”。而宋庆龄在发出退职函后，于深夜在汉口《英文中央日报》（ThePeople’sTribune）主编雷娜·普罗梅（RaynaProhme）陪同下，乘坐英船“江和号”离开汉口赴庐山。宋庆龄离开汉口后，其汉口住宅受到何键军队搜查。
1927年8月22日，在上海，宋庆龄由雷娜陪同，秘密乘上苏联货船，启程去莫斯科，探寻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