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淳即同治帝，姓爱新觉罗，满族。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八位皇帝。可是不幸的是，他无法摆脱其生母——西太后的控制和干涉，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甚至无法按照自己的爱好安排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贵为一国之君的同治帝并不幸福，心情非常郁闷。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整日寻花问柳，聊以自慰，成为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式的君主。
变中继位
小载淳在其出生以后的几年内，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他的父亲咸丰帝，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望他能继承大业，所以格外喜欢，给他带来了父爱和欢乐。他的母亲那拉氏，不仅出自天然的母子之情，而且也因儿子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载淳即是那拉氏的亲生骨肉，也是她的重要政治资本，所以那拉氏也十分爱怜载淳，细心照顾他的生活和成长。可是这种欢快的生活并不长久，一场变故把载淳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也把他推入痛苦和郁闷的深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而英法联军却长驱直入，逼近北京。咸丰十年(1860)八月，咸丰帝仓皇逃出北京。这时，小载淳才4岁，也随父母逃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咸丰帝逃到热河后，病情逐渐加重，经常吐血，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于是便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等8人召至榻前，接受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载垣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第二天，咸丰帝病死，年仅5岁的载淳继位，拟年号“祺祥”。可是，这个年号尚没有正式应用，清朝廷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又影响了小皇帝载淳的一生。
原来，在咸丰帝生前，肃顺等人很受信任，权力极大，这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肃顺等人则想，咸丰帝死后，那拉氏成为皇太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也经常在皇帝面前诽谤那拉氏。两者之间互相痛恨，经常发生冲突。载淳继位以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掌握大权，执掌朝政。那拉氏和钮钴禄氏被尊封为皇太后。因为钮钴禄氏和那拉氏在热河时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故也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西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掌权更加不满，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变故就不可避免了。
西太后明白，要想同肃顺等人争夺大权，就必须首先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便向东太后提出了执政的事。东太后性格温和，胆小怕事，对权力也没有西太后那样的兴趣，所以，对西太后的提议，起初并没有应允。西太后便向东太后诉说肃顺等人的种种专横之事，说肃顺等人仗势压制宫眷，以引起东太后对肃顺等人的不满，并警告说，只有夺权，才能免为他人鱼肉。东太后动心，建议和奕訢商量一下。于是她们密旨令奕訢速赴行在。奕訢本来就和其兄咸丰帝不合，一直不得意。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奕訢被留下北京收拾残局。咸丰病死后，奕訢连顾命大臣也没有份，而且肃顺等人也传旨，命奕訢仍留京办事，不必来行在办理丧事，这更引起奕訢的不满，所以奕訢也成了肃顺等人的冤家对头。奕訢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抓紧与两太后密谋。奕訢指出，要想制服肃顺等人，非还京不可，并向两太后保证，外国人不会干涉此事。密谋之后，奕訢立即返回北京，为政变做准备。
就在奕訢回京的当天(八月初十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奏折，说是皇帝年幼，应当明白宣示，让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载垣、肃顺等人看到这个奏折后，怒不可遏，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指出清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狠狠斥责了董元醇一顿。西太后见到上谕后，召见肃顺等八大臣，双方立即争吵起来。载垣说：“我们奉命赞襄政务，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奏折也是多余的事。”杜翰也说：“如果太后轻信人言，我们不能奉命。”其他几个人也都大吵大叫，气得西太后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当时，小皇帝载淳也在场，他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和这些人争吵，吓得他紧紧抓住西太后的衣服，嚎啕大哭起来。肃顺等人坚决主张颁发谕旨，批驳董元醇的奏折，而西太后却不同意，双方争论很久，没有结果，不欢而散。此后，还是按照肃顺等人的意见，发布谕旨，对董元醇的提议大加批驳，肃顺等人暂时占了上风。肃顺等人自以为批驳了董元醇，别人肯定不敢再提“垂帘听政”之事，所以洋洋自得，照常办事，麻痹大意。相反，西太后更加被激怒，加紧和奕訢等人密谋，伺机而动。
西太后为了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以便进行政变，坚决主张回京。肃顺等人似乎忘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古训，对此重视不够，表示同意回京。九月二十三日，小皇帝载淳恭奉咸丰帝的梓宫启行回京。早晨，行完启灵礼后，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等人随从，而让肃顺跟随梓宫后行。这样，西太后就把肃顺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抛在了后面，并派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监视他，有利于发动政变。
九月二十九日，载淳和两宫太后乘黑轿到达北京得胜门外，留在北京的官员都穿缟素跪在道旁迎接。回京以后，西太后见奕訢等人已准备就绪，政变时机已到，于是于九月三十日颁布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8人解职拿问。十月六日，又颁布上谕，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其他五位或革职，或流放。这样，西太后等人彻底击垮了肃顺等人的势力，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
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正式继位。在热河的时候，颁定的年号是“祺祥”，但并未实施。回京以后，朝政变迁，有人提议更改年号，西太后便命王公大臣会议。众人议定新的年号为“同治”，以示两宫太后临朝而治之意。西太后见后十分高兴，特颁谕旨，改年号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此后不久，王公大臣又制定了垂帘章程，经过两宫太后的批准执行。十一月初一日，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共到养心殿，接受众臣的朝拜，从此正式开始了两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治帝就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乐趣，成为他母亲手中的一个傀儡和工具。
顽皮童子
同治帝自幼聪颖，有成人的风度，而且天性浑厚，按常理发展，本可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是载淳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却有着诸多的不幸和烦恼。其父咸丰帝早死，使他过早地失去父爱;其母西太后自“垂帘听政”以后，一味倾心于宫廷斗争，争权夺利，对同治帝很少关心，根本没有什么母爱可言，更不用说母教了。载淳得不到别的孩子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享受不到家庭的乐趣，他只有和阉宦们鬼混在一起，寻找欢乐，以弥补他那缺少温暖的心灵。太监们大多是阿谀奉迎之辈，他们为了讨得小皇帝的喜欢，根本不可能对同治帝进行有益的照顾和教育，往往以声色犬马诱惑皇帝，使同治帝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污染。更有无耻之徒，专以色淫之事取悦同治帝，使其更加走向了歪门邪道。当时，有一个翰林院侍读，名叫王庆棋，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一个擅长谄媚拍马之徒。在他初值南书房的时候，不仅不帮助同治帝学习功课，相反，专用一些淫秽的书画来勾引同治帝，使同治帝乐此不疲，整日翻看那些黄色的东西。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又没有家教，聪颖浑厚的同治帝渐渐变了，成为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一个少有的纨裤子弟。
为了把载淳培养成人君，咸丰帝尤其是西太后，为同治帝挑选了强大的师资阵容。同治帝登基以后，两宫太后发布谕旨，特派同治帝的叔父醇郡王奕譞教习蒙语及骑射，爱仁教习满文，恭亲王奕訢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惠亲王绵愉常驻弘德殿照料一切。早在咸丰帝在世的时候，大学士李鸿藻就被任命为同治帝的师傅，后来又有倭仁、李棠阶，翁同龢等人相继入值弘德殿，教授同治帝汉文。奕訢、奕譞、绵愉等人都是皇族尊贵，地位极高;而倭仁等人又大都是清中央的权臣，并具有较高的封建主义文化素养。为了约束同治帝，按照清朝祖制，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同治帝每日到上书房后，要先拉弓，然后学习蒙古语，读满文书，最后读汉文书，这是上书房的规矩，不得差错。
可是，长期养成的放荡习气，使同治帝无法摆脱对玩耍的留恋，不能安心读书，带有强烈的厌学情绪。功课越重，他越依恋玩乐的兴趣和轻松;师傅们越严肃，使他更加喜欢那些阿谀奉迎之辈，因此同治帝在弘德殿也成为一个顽皮“学生”，大大难为了他的师傅们。在上书房读书时，虽然师傅们屡次告诫他“读书尚勤”，可是他根本不理会，不是精神不聚，乱动嬉笑，就是昏昏欲睡，甚至还和伴读的载澂打闹在一起，没有一点人君的样子，让他们的师傅们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正因为这样，虽然倭仁等人用心教授，兢兢业业，可是同治帝的学业进展不大，到同治十年(1871)，同治帝已有16岁，即将大婚亲政，但从小养成的习惯未改，我行我素，对学习仍不热心，他的师傅虽心急如焚，可无法改变，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声。到亲政的时候，同治帝不仅连最基本的经典如《左传》都讲解不了，甚至不会句读，读奏折也不成句，书写时则别字连篇，说话也不太清楚。这就是大清国第八位皇帝的文化水平和素养。
外使觐见
咸丰十年(1860)，英法列强侵入北京，战火纷飞，一代名园圆明园化为废墟，咸丰帝带人逃往热河。当时同治帝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随父母出逃。虽然当时同治帝年龄太小，对军国大事还不清楚，但是，逃亡路上的艰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也种下了他对洋人的仇视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治帝对前朝之事有了进一步了解，因此，对洋人始终没有好感，常常反映出排外的思想情绪。
当时有一个名叫夏同善的侍郎，常在上书房伴读，他有一块计时表，非常喜爱。有一次他偷偷地欣赏计时表，被同治帝撞见。同治帝问他看的是什么，夏同善只得实话相告。同治帝听后十分气愤，满面怒容，夺过计时表摔了个粉碎。同治帝始终没有忘记逃亡热河的耻辱，总想找机会发泄内心的愤恨，可是国势颓委，无法实现，因此，他常常命太监制造洋人的偶像，排立在桌案上，然后用小刀削斫其首，并大声呼喊“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
母子之间
同治帝是西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母子之间却没有一般人家所具有的那种天伦之乐，也没有封建伦理纲常所要求的母慈子孝。作为母亲，西太后以子而贵，使她有机会登上清王朝权力的顶峰，儿子同治帝无非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她对儿子缺少一个母亲所应当具有的母爱和温情，更多的是控制和利用。同治帝性格倔强，对母亲也没有那种缠缠绵绵的感情，相反，更多的是反感和不满，尤其是同治帝年长以后，对母亲的专横揽权更加不满和恼火，时时有摆脱母亲控制的想法。所以，西太后和同治帝母子之间的关系别具特点，耐人寻味，总的说来是少了一点温情，而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母子俩围绕着一系列问题不断争论，时有分歧。
使同治帝更为恼火的是，西太后蛮横干涉同治帝的私生活。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载淳已年满14岁，按照先例，就该举行大婚了，大婚之后就要亲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视权如命，她不愿归政给同治帝，所以对同治帝的婚事也一再向后推延。到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经17岁了，西太后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不得不为同治帝议婚。当时，在备选的女子中，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漂亮美丽，相貌出众，而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上较富察氏逊色，但雍容华贵，举止端庄。东太后嫌富察氏轻佻，十分喜欢阿鲁特氏，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西太后则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阿鲁特氏是西太后的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甥女，不愿把皇后这个位子让给这样的人，所以意欲立富察氏为皇后。东太后告诉西太后说：“凤秀的女儿太轻佻，怎能选为皇后呢只能当一个贵人。”这话正好刺中了贵人出身的西太后的痛处。两太后争议不下，就让同治帝拿主意，结果大出西太后的意料，自己亲生儿子竟不向着自己，同治帝表示喜欢阿鲁特氏，要选她为皇后，九月，同治帝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入宫，被封为孝哲毅皇后，富察氏同时入宫，被封为慧妃。
结婚以后，同治帝和孝哲毅皇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孝哲毅皇后不苟言笑，气度端凝，同治帝十分钦佩和敬重。宫中没事的时候，同治帝常常给皇后提问唐诗，皇后都能对答如流，同治帝心中十分喜欢。可是，西太后却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有意挑拨同治帝和皇后的关系，不仅婆媳关系不好，也使母子关系进一步紧张。西太后多次向同治帝说：“皇后太年轻，不懂礼节，皇上不要常到中宫去，以免妨碍政务”，并且极力赞扬慧妃贤惠，要同治帝多加眷爱。不仅如此，西太后还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同治帝。同治帝对其母西太后干涉自己私生活的做法十分不满，偏偏不听母亲的话，索性独自一人居住在乾清宫，以示对母亲的抗议。
同治十二年(1873)一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然而，同治帝仍然没有真正的权力，清朝的大权仍然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同治帝亲政以后，并没有什么政治作为，他用心最多的恐怕就是修复圆明园一事了。在这件事上，他和母亲西太后意见一致，步调统一，这算是他们母子之间难得的一次谅解。
原来，同治帝继位以后，在西太后和奕訢等人的主持下，清政府继续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保护了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国内局势暂时稳定下来，这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同治中兴”。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为了自己的享乐安逸，极想修复圆明园。同治帝也想有一个寻找乐趣的场所，同时也想为西太后修建一个休养场所，以便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独立执掌朝政，所以也极力主张修复圆明园。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二十七日，同治帝颁布朱谕，立即修复圆明园。这道谕旨颁布后，在清朝内部引起了极大反响。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率先上疏，请求缓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立即召见沈淮，大加斥责。第二天，御史游百川也上疏谏阻，同治帝更加气恼，发布谕旨，说自己修复圆明园是为了孝亲，指责游百川欺己年幼，丧尽天良，并革去游百川的职务，还告诫群臣，不准再提异议。同治帝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西太后对修复圆明园一事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致，母子俩常去内务府督促，同治帝还亲自去圆明园视察工程进展情况。
淫乐而终
同治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没有一国之君的尊严和权力。在政治上，同治帝受到西太后的控制，年幼的时候暂切不说，既便是亲政以后也是如此。在生活上，同治帝也受到西太后的无理干涉，使他丧失了家庭乐趣，这使性格倔强的同治帝十分苦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帝只能出宫去寻找乐趣。他到处寻花问柳，纵情淫乱，一点也没有国君的样子。长期的淫乱生活，使同治帝渐渐染上了病毒，身体跨了下来。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前后，同治帝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传太医看视。太医看后大吃一惊，便知道是淫乱生活所造成的病毒，但却不敢明言，便奏请西太后。西太后心中也明白，但为了顾全皇家的声誉，也不好明说，便说是天花。于是太医便用治天花之药给同治帝治病，当然不可能奏效。同治帝十分痛苦，气愤地说：“我的病不是天花，为什么按天花治呢”此后，同治帝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下部已溃烂，臭不可闻。在同治病重期间，孝哲毅皇后不断到同治帝床前看视，好言劝慰，并亲自为同治帝擦去身上的脓血，以尽夫妻之情。就在儿子病危的时刻，西太后也没有尽自己应尽的母爱，相反，常常借故迁怒于孝哲毅皇后，甚至破口大骂。这时的同治帝已无力与母亲抗争，只是痛恨在心中。
同治帝也认识到，自己已没有生的希望，回顾自己19年的生活，感慨万千，痛恨不已，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悲!于是，他召见了他的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他要求在他死后，找一个年龄稍大的人继承大统，以避免自己的悲剧。李鸿藻退出后，拿着同治帝的遗诏，浑身战栗，面色大变，立即奔告西太后。西太后见到同治帝的遗诏，如雷轰顶，既恨又惊，当场撕毁了同治帝的遗诏。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终年19岁。孝哲毅皇后无法承受西太后的虐待和非难，在同治帝死后不到100天也痛恨殉节而死。
同治帝死后，葬在惠陵，追赠庙号、谥号为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这一大串的赞誉也算是对放荡皇帝载淳的安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