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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9江苏
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工作
文/仲国鋆
（1981年）
一
1941年春，苏德战争前夕，日寇为了加强在华中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掠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中国变成他推行法西斯全球侵略战争、开辟“两个战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主持下，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等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制定了“清乡计划”，准备在我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清乡”运动。
1941年5月，汪精卫（右一）、林柏生（左一）与日军方指挥官商讨联合清乡事宜
并企图从中取得直接经验后，再进而推开第二期（澄锡虞地区）、第三期（镇江地区）、第四期（通海地区）和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
1941年7月1日，日伪在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以后，正式宣布对苏常太地区开展“清乡”。
这次“清乡”，是日伪在吸取了国民党向红军五次“围剿”和自己在东北、华北“扫荡”的经验，采用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实行了一次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
在军事上，首先在苏常太地区的四周（北沿长江，西沿福山塘到常熟城，南沿周塘到肖泾，向东到太仓，再向东北经嘉定到浏河的长江边），用竹篱笆筑成“清乡”封锁线。
在封锁线上的水陆要道处筑起了碉堡，设立了哨所（或检问所），特别重要的地方还架设了电网，把“封锁线”内的“清乡区”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在“清乡区”内，敌人集中了强大兵力①，普遍建立了“梅花桩”式的据点，并在每个乡、保建造了可以互相呼应的瞭望台，强迫群众配合日伪军警昼夜守望，构成了“清乡”军事网。
1941年7月中上旬，参加“清乡”活动的伪建国军站岗情景〔《支那事变画报》第9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1年7月20日发行，第23页〕
日伪对于这次“清乡”，是志在必得的。他们提出了“歼灭新四军，斩草除根”的战斗口号，依仗了一时优势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和“搜”“追”“挤”“防”等方法，反复“扫荡”，全面“清剿”，对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威胁极为严重。
1941年7月，伪暂编陆军第十师乘车出动“围剿”新四军〔日军记者摄，《支那事变画报》第97辑.第22页〕
在政治上，采取了强化伪政权（仍以雪长区为例，全区19个乡、镇普遍建立了伪政权），全面建立了保甲制度，挨户清查户口，实行“联保切结”、“爱乡连坐法”、颁发“良民证”等办法，并努力强化了伪警察、伪保安团队、伪自卫团队；普遍设立“特工站（组）”，推行“自新”政策；建立各种伪民众团体②。
在经济上，实行了统制垄断。大量发行伪币；强迫征购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骇人听闻。
在文化上，加强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如改编了全部教材，普设日语课为各类学校的必修课；创办了伪《江苏日报》《江南日报》《清乡新报》和许多黄色刊物；设有伪苏州广播电台。还有伪中日文化协会、社会科学研究社等等。
上述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以残酷镇压和欺骗麻痹相结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实现其野蛮毒辣的血腥统治。
苏常太反“清乡”委员会在常熟部署反清乡斗争的动员大会
同时，各县、区也都相应的成立了反“清乡”斗争委员会。在“清乡区”坚持斗争的武装力量，有：55团、苏常太警卫2团、县常备队和各区的警卫连等共计1000人左右。此外，还有各乡、镇不脱产的自卫队。
在艰苦复杂、尖锐残酷的形势下面，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军民，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鲁迅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上，鲁迅和黄新波、曹白（左三）、白危、陈烟桥在一起。
尽管处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广大军民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机智地与敌人开展了斗争。如袭击冯家桥据点，伏击伪十三师第七连，南港桥和永昌桥的反包围等几次战斗，都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军民反“清乡”的信心。
杨浩庐（1911-1992），四川宜宾人。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8年加入共青团，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并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5月任中共常熟县委委员，7月任“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政治主任。1939年5月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政治主任，11月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对外贸易部局长、部长助理，1957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1961年任对外贸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0年1月因病退居二线，任对外贸易部顾问。
敌人妄想把“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全部歼灭，可是，“铁篱笆难锁蛟龙”，不少同志历尽艰险，都安全地突围了。
朱爱秾烈士（1918—1941），常熟沈家市（今属梅李镇）人，曾任中共常熟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常熟县妇女抗日协会主席。1941年6月，为加强对反“清乡”斗争的领导，朱爱秾兼任中共梅南区区委书记，成立了梅南区反“清乡”斗争委员会。10月初，朱爱秾在江阴遭日伪包围，不幸牺牲。
更多的同志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则是独自为战，依靠了群众，突围出了封锁线的。
1941年7月中旬，新四军五十五团政治处主任钟发宗率领七连从常熟前往太仓，与太仓县大队在方桥村打响苏南反“清乡”斗争第一仗。次日，七连突出重围后，仅存五六十人回到常熟根据地。
伪清乡宣传委员会主任冯节（左二）在苏州审问被俘的抗日战士朱刚（左一）
二
苏常太地区地处沪宁线的北侧，是敌伪顽我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要恢复；而敌伪在完成军事“清乡”之后，要继续强化治安，把它搞成典型的“清乡模范区”，它还利用国民党“忠救”反共的本性，狼狈为奸，来对付我们；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也正欲利用这个机会，加速其反共投降妥协的阴谋活动。
常熟·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入口的照壁上，镌刻着开国上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的题词：“沙家浜的意义在于，在沪宁铁路武进以东直到上海地区（江南东路）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六团以江抗名义东进，建立了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根据地，以及澄锡虞、嘉定、青浦根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立足江北，面向江南”，一面在通海地区工作，一面形成了一套恢复苏常太地区的工作班子。其中，如卢希化名陈行之，任通海行署人事科长；葛军化名吴明，任行署工农科长；卢伯威化名沈钧英，任行署财政科长；杨增化名冯扶钟，任通海自卫团政治部主任。
在恢复工作的所有准备工作中，有一项首要的工作，就是在长江北岸挑选一适当的地点开展港口工作，以建立南下的前进基点。
1942年冬，汪伪军警在苏州的清乡队在扫荡乡村
在大安港的主要工作：
一是培养积极分子。其中有医生刘瑞麟、教员张锦文等一批拥护新四军的爱国人士；还有来往上海的山地货商人，跑单帮的“节节通”人物。
二是开展争取汪伪军政上层人物的工作，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广交朋友，化阻力为“助力”。其中有刘子安等几个伪乡长和一些“脚路粗，兜得转”的人物都和我们建立了关系。
四是动员一批青年参加汤景延为团长的通海抗日自卫团。
五是做争取长江土匪周启才部队工作。任天石、汤景延派徐政、朱英去周部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将其改编为汤团的外围部队，控制在手里，为以后沟通长江南北的水上交通消除了阻力。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苏常太地区当时的情况，也是做好恢复工作的重要的准备工作。
他们在常熟，通过地下党员朱青，与隐蔽在梅李的原吴里区区委书记顾丽沧接上关系，又由顾联系上高浦口的原当地乡干部包昆林。
另外，在通海地区的任天石分别和葛军、陈行之、沈钧英等一起具名向江南（包括苏常昆太和沪锡等地）的一些上层人士发信，进行统战，并藉通信往来了解有关情况。
这些信件，有的是用暗语写的，有的公开直接写明内容，也有的是密写的；在江南邮寄或直接派人送上门。
不久，六师师部给通海自卫团调来了原在苏常太地区活动的李文魁、王明生，带了一个主力连来。
至此，作为恢复苏常太地区的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都已大体就绪。
到1942年秋冬间，在通海地区沿江一带，尤其是大安港与青龙港之间，已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建立了民主政权；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团配合作战，横扫伪军顽军，肃清了土匪，为苏常太地区的恢复工作，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搭起了渡江南下的跳板。
三
日伪的“清乡”运动转到第二期（澄锡虞地区）、第三期（镇江地区）的时候，在苏常太地区部署的兵力虽已大为减少，但仍在疯狂地进行所谓“清乡模范区”的活动。
“清乡模范区”的标准是：①肃清了我党、我军，摧毁了我根据地；②没有群众性的“骚乱”“暴动”发生；③各种伪组织和保甲制度已经巩固；④各种反动的政策法令可以顺利推行。
因此，在苏常太地区范围内，依然据点林立，特务横行，并且在不断的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对“自新户”的控制，进一步把残酷镇压和欺骗宣传结合了起来，把恐怖行动和怀柔手段结合了起来，实行法西斯统治。
1941年7月中上旬，参加“清乡”活动的伪建国军巡逻情景〔日军记者摄，《支那事变画报》第9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1年7月20日发行，第23页〕
回到“清乡区”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大多曾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党政系统中担任过公开职务，面目较“红”，有的还正在被敌人悬赏通缉。虽有困难，但有利条件也很多，他们对情况熟悉，有较多的社会关系和较好的群众基础。
他们在渡江南下之前，都经过了一番刻苦钻研、分析敌情、熟悉敌伪政策法令的过程；还学习了《秘工人员守则》《秘工纪律》，掌握了地下工作的方式方法。并且，事先为以后到“清乡区”工作时的合法化、职业化、家庭化作好了必要的准备，以便能报进户口，隐蔽下来，站稳脚跟，开展工作。
1942年，新华日报报道《苏南反“清乡”斗争的一年》
苏常太地区的秘密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
常熟的秘密工作，先后形成了四条线：
周亦航把仲二二的“良民证”改成了“仲志和”的，冒险通过了检问所的盘问，在沈市瞒过了伪警察，报进了户口。戴志芳也是用假证件到了沈市后，再从伪警署中换到了真证件，把脚跟站定的。
周亦航（1919-1947），原名周湛，字木华，曾化名周静波、仲志和、李志清等，浙江平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常熟县梅福区委书记、中共太仓县秘密特派员等职。1947年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这些支部，除了要积极准备武工队南下后的宿营地以外，还有三项工作：①确定对象，准备在日后随时参加武工队；②选择和安排搞情报工作的人员；③选择对象，准备在日后为武工队带路送信。
戈仰山（1915-1947），常熟白茆坞坵（现古里镇坞坵村）人，曾任中共苏州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兼李白区区委书记
除了这四条线以外，还有一部分秘工人员，则属任天石或其他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也有双重领导的，如王涓、归行素、朱正谊、刘群、苏小梅等。
所有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都贯彻执行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直接或间接为开展武装斗争而努力工作。
汪精卫在苏州巡视清乡地区的街道
苏州附近的阳澄湖，又是胡肇汉的“老窠”。胡肇汉是一只既是“忠救”又是伪军的“双皮老虎”，杀人如麻，新四军被他抓住了，绑在电杆木上割舌头，挖眼睛，残忍之极。他部下的守备大队长朱康如，盘踞在阳澄湖边上的悬珠，当伪乡长，又是伪自卫团长、联防大队长，独霸一方。
吴明化名刘瑞华，以行医为职业掩护，与何克希司令的勤务员卢菊泉南下到达苏州后，首先以唯亭卢菊泉的老家为立足点，又在苏州城内开设“仁济诊所”，建立了临时立足点；而后进入悬珠，与黄静怡一起挂牌行医，开展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
胡肇汉
当时在苏州，先后共有过五条秘密工作的无形战线：
一条线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如在汪伪“清乡”政工团团部任秘书的吴中，曾将敌人绝密的“太湖东南地区清乡计划”交吴鸿海密写后送至苏北。
再一条线是在工人、文教界人士等群众中间。在工人中曾发动过黄包车夫、丝织业工人和庙宇寺院的“香火”，进行罢工、游行、请愿等活动。在文教界中，曾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组织教师罢课、请愿，与敌伪开展了合法斗争。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战士
还有一条线是在敌人监狱中的。
“清乡”时被捕的党员、干部、群众，有不少被关在苏州的狮子口监狱、桃花坞监狱、司前街监狱和慕家花园的大房子里。
通过打入在伪组织内部的同志、统战对象和被捕同志的家属，在探监时，对狱中的同志送衣服、食品，进行慰问，鼓舞斗志。如对郭曦晨、唐善余、顾金、陈锡范等数十位同志，狱外的同志都曾去做过工作。
常熟“民抗”流动医务所
第四条线是在农村中活动的，目的是在吴县阳澄湖的悬珠和昆山的西古等地逐步建立基点。
第五条线是江南工委另外安排的赵权之、徐懋德等组成的“后备力量”。
昆山和太仓方面的秘密工作，有点线工作人员和政治交通魏旭东、卢毅、朱掌云、李涵真、史浪萍等在活动。
他们还负有一个特别任务：在昆山的铁路南边，创建一个小型的荫蔽的游击根据地，作为日后江南工委南下后的领导机关的基地；经过研究选择，确定了以夏驾桥、陆家浜和茜墩之间的所谓“清乡模范乡”——西古乡为目标，由钱序阳等去着手进行小型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把敌人的“模范乡”，变成我们的“保险箱”。
汪伪政府在清乡地区建筑竹篱笆墙，分割和封锁抗日军民。这是吴江伪军警巡查竹篱笆墙。
后来，四地委举办了秘工人员训练班，抽调了一批在“清乡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去培训，江南工委也不断的帮助秘工人员总结经验，以求提高。江南工委在总结中曾经指出：
地下工作人员在无形战线上进行着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大大地缩短了恢复工作的进程。群众是土地，他们就象是种子；种子一落到土地上，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象王明生等极少数的一些干部，离开了党和群众的监督，在独处一方工作的时候，经不起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随波逐流，蜕化变质，使革命事业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位于长江常熟段野猫口的侵华日军登陆点遗址“毋忘国耻”碑
高浦口的港口工作已建立，还建立了两个荫蔽的“活动点”，只等我武工队渡江南来。
在梅南、梅北和白茆塘东，已形成了徐家老宅基、湖泾等三个自然村庄对敌保密而对村民公开的“红色堡垒”。
从整个地区来说，地下党员从少到多；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从小到大；秘密工作由点到线，有些地带已由点线发展到面，也已为地下党坚持长期的斗争和恢复武装斗争创造了比较安全而又良好的条件。
四
会后，根据薛惠民的意见，吴明领着徐政，先到苏州（徐政以商人身份已在苏州城内建立了立足点），经阳澄湖吴家村，到李市万团圩，再到东张二里湾和高浦口，去熟悉几个关系人，同时察看地势，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环境。
徐政（1913-1948），常熟赵市（现梅李）人
五月，徐政、朱英率领了武工队员，共12人，从大安港渡江南下到高浦口上岸，在秘密党支部的紧密配合下，进入了“清乡区”，驻高浦口的日伪竟毫无觉察。大安港到高浦口，从此便成了我砸不烂的水上交通线。
1979年武工队部分同志在常熟市烈士陵园李建模、任天石烈士墓前合影
并决定朱英任武工队长，徐政任副队长；朱英、徐政、戈仰山三人组成领导小组；徐政任武工队党的书记；戈仰山负责农村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吴明任昆山县的县特派员兼特支书记。在西古乡建立荫蔽基地的任务，也列入了工作重点。
谭震林（1902—1983），1926年入党，曾任红军纵队政委、红十二军政委、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中野战军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会后，常熟先后建立了7个区的武工组。各组的组长是：梅（李）福（山）区王瑞龙，吴（市）徐（市）区包昆林，古（里）沈（市）区赵权之，东（塘市）横（泾）区卢毅，李（市）白（茆）区俞玉铭，何（市）项（桥）区朱青，任（阳）石（牌）区徐政（兼）。
他们在斗争中，又进一步恢复了农村党员关系，培养了积极分子，并吸收了一部分党员和知识青年参加工作和武装斗争。如梅福区的姚崇俭、姚周吉、钱芬、钱洪、缪元、李琴等，都是在这个时候重新与党接上关系或参加工作的。
由于轮训的内容密切结合实际斗争的情况，武工队员的政治、军事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掌握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更加成熟。
苏常昆太武工队“党员学习材料”封面
同时，把昆山的李涵真、樊秋声，悬珠的卢菊泉，调到武工队，为以后开展昆山、阳澄湖地区的武装斗争准备骨干。并决定各区设立区办事处，武工组长为主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戈仰山、朱英、徐政、吴明、徐英等。以后又增加了一个梅南区，主任为周亦航。
朱英（1905-2008），全面抗战开始后回常熟参加抗日，先后从事财经工作、军事斗争，曾任苏常昆太武工队大队长。常熟解放后，朱英曾任县检察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
不久，武工大队便发展到了120多人，骨干是参加过反“清乡”斗争的一些老同志，以后在艰苦的斗争过程中又逐步充实了一批党员、农村积极分子和城镇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的政治素质和身体条件都比较好，据对115名武工队员的统计，其中党员占75%；工农出身的占80%，学生出身的占17%，自由职业和其他成份的占3%；三十岁以上的11人，二十岁到三十岁的97人，二十岁以下的7人。
为配合清乡宣传造势，汪伪宣传机构出版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乡实验特刊
秋熟登场后，汪伪政权和常熟的地主、恶霸在日寇支持下，在支塘、徐市、东塘市、练塘、福山、塘桥、乐余等地分设了39处租栈，实行武装收租，杀气腾腾，敲骨吸髓地吮吸农民血汗。吴市伪区长杨振亚和伪乡长王宇平当了正副租栈主任，竟下令逮捕吴仲达、陈保华、施小庆、毛关涛等。
武工队一面发动群众以合法斗争的手段，不许敌伪横征暴敛，一面作出了决定，袭击吴市镇，以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
冬至那一天的下午，徐政、朱英带领了15名武工队员，化装成日伪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吴市镇；包昆林和陆小连走在队伍前头。
武工队先闯到伪区公所，把所有赋册、租赋通知书堆在天井里焚烧一尽。接着又一枪未发地进入了西北街伪警署，缴获了全部武器，计12支长、短枪。
武工队奇袭吴市的胜利，不但打破了日伪全面武装征收租赋的计划，给敌人以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敌占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据对这一时期内武工队经常活动的59个乡镇统计，建立起“两面派”关系的，伪乡、镇长已有47名，占伪乡、镇长总数80%；伪保长有360名，占总数的90%。
其所属的乡（镇）自卫队大都已被我分化瓦解，名存实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较大市镇的伪地方政权与武装，尚在负隅顽抗。各地群众反征粮、反收租、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此伏彼起，正在蓬勃发展。
当时常熟全县驻有敌宪兵75名，警备队150名，伪保安队450名，伪警察400名，武装特工人员、特务人员约200名，军警宪特总共约有1300名，与1941年“清乡”时的兵力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敌人要以这千余名兵力来统治2018平方公里、14个区、219个乡镇的常熟，这在党领导下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近百万常熟人民面前，就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新四军水网战斗场面
苏常太地区的人民经历了“清乡”的苦难后，对恢复游击区，重建根据地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都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44年冬天至1945年的年初，敌人从常熟、太仓、昆山等地纠集了日伪军警宪特1300名，对苏常太游击区的中心区进行冬季“大扫荡”，并且扬言：“这次大扫荡就是第二次清乡。不消灭武工队，决不收兵”。
“大扫荡”开始，便采取了老一套的先扫荡边区、后围剿中心区的战术，在梅福区、何项区、东横区的边沿地带扫荡，向中心区包围收拢。
苏常昆太武工队袖标
敌人“扫荡”了十天，仅李白区武工组宋志雄牺牲和梅福区刘元吉等少数人被捕外，各区的武工组和党组织均安全无事；武工队员和地方干部唐金书、朱森林、吴泰源、曹祖福、顾新、陆根兴等许多同志，在斗争中坚定沉着，机智勇敢，都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
后来，敌人在中心区把兵力分成了数十股，每股由鬼子、伪军、伪警和特工混合组成，又分散“清剿”了近十天，最后也是一无所获。
活跃在乡村的武工队员
武工队集中了120人一起行动，也是在“清乡”以后的第一次，给群众的鼓舞，产生的力量却是无穷的。
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冰封大地，寒气逼人，大多数同志还身穿夹衣，不少人患了感冒，天天喝姜汤、吃蒜头，与疾病搏斗。王瑞龙因疲劳过度，肺病复发，口吐鲜血，仍坚持不离队。
有一天上午，武工队被日寇包围在半路关帝庙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但大家沉着坚定、勇敢机智地从敌人火力薄弱地段进行突围，突围后且战且退，拔掉了8条木桥面，阻止了敌人追击，结果无一伤亡，仅仅损失了120个背包。
当武工队又回到湖泾时，湖泾支部书记沈志明和党员高明宝、高永明等，已发动群众，把铺草、被子、饭菜都准备好了。
之后，敌人又集中兵力到边沿区去盲目“扫荡”多日，而我武工队却早已化整为零，分组返回到中心区打游击去了。最后，敌人因兵力有限，且已疲惫不堪，不得不收兵回去。
1945年《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
①据当时获得的目伪情报资料记载：目伪共出动军事力量达34150余名，其中日寇（包括警备队、宪兵、特务等）3800多名；伪军伪警30350多名（计有伪陆军十三个单位，10900余名；伪警和伪中央税警2094名；伪军士教导队500名，伪保安团、队16388名，伪和平义勇队473名：前三部分共配有重机枪33挺，轻机枪2518挺，步枪9150支，驳壳枪100支，手枪280支）。——作者原注。
②日伪“清乡”时，共出动特工，伪请乡政治工作团、伪宣传总队，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和党务人员近8000名；行政人员，包括封锁办事处，大检问所和县区两级伪组织人员，亦将近8000名。此外，还建立了许多民众团体，如中华模范青年队，女子青年团、青年复兴团、五育（德、智、体、群、美）社、青年会、爱乡会、东亚联盟会、新国民运动委员会等等。——作者原注。
③常熟全县，1941年水稻面积130余万亩，平均单产240斤左右，总产量390万担，敌人强征军粮达240万担，占总产的61.5%。棉花面积40万亩，平均单产皮棉15斤，总产53000担，敌人强征棉花达51000担，占总产的96.1%。——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