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有八大金刚吗，四哥徐百川原型又是谁？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独立军事研究学者
《风筝》的原型人物与事件系列之六
光亭
摘要：谍战剧《风筝》中，郑耀先就是军统有八大金刚中的老六，军统真的有八大金刚吗？另外其中的老四徐百川，不但是郑耀先的铁杆兄弟，而且还是军统的行动处长、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那么这样一位既要执行军统对郑耀先的考察，又要时时为郑耀先打掩护的大特务，是否有原型？
图1：《风筝》中的军统四哥徐百川
军统并没有八大金刚
在谍战剧《风筝》中，军统有所谓的八大金刚，打入军统内部的郑耀先就是八大金刚中的老六，加上行事常常出人意料，剑走偏锋，所以人称“鬼子六”。“鬼子六”之说最早是指晚清时期的恭亲王奕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因为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西方列强交往很多，所以被保守派的清流人士称之为“鬼子六”。
而在军统中是没有八大金刚的说法，只有《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手下有八大金刚，而且还按排序相称。军统中只有把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四人并称四大金刚的说法，不过这也是好事的后人编排的，因为这四个人也不过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搞行动的好手。其他方面比如资历、职务等等都各不相同，所以把这四个人并称在一起，未免有些奇怪。实际上在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一说，也更谈不上会按排序相称。
在军统中只有十人团的说法，那是指1928年戴笠刚刚开始涉足情报圈，成立了负责秘密情报搜集的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信小组”，这个小组最初只有十个人，所以被称为“十人团”。十人团就是后来军统庞大特务帝国最初的萌芽。十人团的办公地点就在南京鸡鹅巷53号，这是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小楼，房屋面积比较小，所以军统规模扩大之后，局本部就迁往四条巷和洪公祠，鸡鹅巷53号就只作为戴笠处理机要事务的办公地点。
图2：十人团办公地点南京鸡鹅巷35号的旧址
由于从联络组开始有了固定的编制和经费，戴笠得以能够招揽了一批人专职进行情报搜集，主要有唐纵、张炎元、黄雍、周伟龙、马策、郑锡麟、梁干乔、徐亮、胡天秋和王天木，当然这十个人后来也有变动，有的离开了，如黄雍去了中央军校，马策去了参谋本部，郑锡麟去了中央警官学校；同时又有新的人加入进来，如刘恢先和裴西度。所以这个十人团的名单也有多种版本，但不管具体名单怎样变动，这个十来号人的小团队就是戴笠起家的班底。1932年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特务处就在十人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再到1938年扩编为军统，这些人只要还在军统的，都是身居要职的核心骨干。当然，在十人团中也不会有排序，彼此之间更不会以排序相称。
徐百川的原型就是徐远举
《风筝》里军统八大金刚也就只有老六郑耀先和老四徐百川有戏份，其他六位金刚基本上没有出场。这位军统四哥的人物设定是军统行动处长、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他和郑耀先是经历过同生共死的铁杆兄弟，所以他在执行上级对郑耀先进行考察的同时，还时时为郑耀先打掩护。解放后他被俘虏，向人民政府交待了军统的潜伏特务和郑耀先的妻子林桃，最后，经过改造成为政协委员。
从这些情况来看，徐百川的原型无疑就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的徐远举，也就是小说《红岩》里徐鹏飞的原型。
图3：根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徐鹏飞
徐远举，字希哲，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还有江克难的化名，绰号徐猛子。1914年出生，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2年3月，进入南京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这是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为招募特务人员而开办的训练班，所以结业时，由戴笠对学员逐个进行个别谈话，徐远举被戴笠看中，就此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并进入公祠特训班第二期受训，结业后担任南京通讯二组组长，负责邮件检查。
1939年，回到重庆的徐远举，升任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第三处（情报处）处长。1942年，升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同时以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行区长职权，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远举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在《风筝》中四哥徐百川就是军统行动处处长。1946年1月，徐远举升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同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官长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军统北方区负责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所有军统特务机构，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区。而此时徐远举还不到32岁。
图4：徐远举不到32岁就当上军统北方区区长
4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由何应钦任主任，张群代理主任职，张群指名要徐远举担任行营第二处处长。7月，徐远举到任重庆。同时，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徐远举负责重庆、四川及西康地区的所有保密局单位。
1947年6月1日，徐远举指挥大批军警宪特，逮捕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约260人，这就是有名的重庆“六一大逮捕”事件。为此他还将已经关闭的渣滓洞监狱重新开监，用来关押被捕人士。1948年4月，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地下党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被捕后相继叛变，导致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近200人被捕。同时徐远举又以保密局特务组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对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蓥山游击队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逮捕杀害的游击队员和群众有数百人。
正是由于对重庆地下党的破坏，使徐远举受到了保密局的嘉奖，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还专门成立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赋予他指挥川、康、滇、黔西南四省军警宪特所有单位的全权，以便集中力量继续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9年9月，重庆解放在即，徐远举又部署了大破坏大屠杀，另外还安排了潜伏特务，可谓罪行累累。随着重庆解放，徐远举先逃到成都，再逃到昆明，结果因为卢汉发动了云南起义，他被起义部队抓获。1951年，作为战犯从云南押回重庆，关押于设在白公馆的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一开始他态度还是相当顽固，最后经过管教干部耐心细致的帮助教育，以及在思想上生活上的关心照顾，终于转化了态度，遵守监规，配合审讯，认真学习，还积极配合管理所对一些抗拒交待罪行的战犯进行帮教。1964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秦城监狱，写出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
图5：《风筝》中的徐百川最后也落网了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因为他做的缝纫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而被要求返工，他因此情绪失控，当晚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引起高血压急性发作，升致脑血管破裂而去世。现实中的徐远举显然没有《风筝》中的徐百川那样幸运，解放后虽然同样落网，却因为交待罪行彻底，获得特赦，当上了政协委员。
可见，徐远举的这些经历和《风筝》里的徐百川非常相似，而且徐远举在家里就是排行老四，是名副其实的四哥，这到底是巧合还是编剧刻意安排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