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成都商报》诗歌集结号记者谢云霓
受访者：《我的聂家岩》作者向以鲜
采访地点：成都
向以鲜，四川万源聂家岩人，现居成都。诗人、四川大学教授。有诗集及著述多种，获诗歌及学术嘉奖多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象罔》等民间诗刊。
一、在接触到您的诗歌之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地方——聂家岩在哪儿？
树龄超过1100年的香樟树
二、离开故乡聂家岩之后，故乡一定发生了很多变化。作为诗人，您对这些这些变化持什么态度？
从1979年秋天算起，我离开故乡聂家岩已快四十个年头了。这些年来，聂家岩的变化是惊人的，几乎可以折射出四十年来整个中国乡村变化的历史影像：煤油灯变成了电灯，鸡鸣狗吠变成了移动通讯，肩挑背扛变成了车来车往，老龙门阵变成了京沪渝蓉时尚新闻，石碾子变成了电动打米机，陡峭的悬崖变成了观景台，童年伙伴成了阔老板。当然，还有老人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去，我热爱的石狮子扔在了荒草中。现在回到聂家岩，住在那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或小孩子们，基本上都不认识我了，必须报出家门或父辈们的名字，他们才知道站在面前的人，就是传说中的向诗人。我曾在那儿生活了十六年，那情景，和贺知章当年回乡时是完全一样的：儿童相见不相识啊！
对于家乡的变化，我的感情很复杂。我希望聂家岩的父老乡亲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富有；我也希望聂家岩在时代的洪流中，能更多地保存它古老朴素的根脉。我一直担心着，聂家岩在不断现代化的同时，会丧失它本有的美好和宁静。但是，现实也是残酷的。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告别乡村。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乡村从我们眼底永远消失。德国诺奖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ll）曾不无惋惜地写到：没人提起被废弃的村落。灰暗、格式相同的石头墙，我们不需要透视的景深即可直接看到，像为了拍一部神鬼电影而布置的并不讲究的布景一样。我们喘气数了数，数到四十停了下来，总数肯定超过一百。没有人能准确地了解，这个村子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被废弃的。在爱尔兰有那么多被废弃的房舍，人们随意地散步两小时便可以列数不少。这所是十年前，那所是二十年前，而这一座又是五十年或者八十年前被抛弃的，也有一些房子，门窗上钉木板的钉子还没完全锈蚀，风雨也还未能把它们打透。
我希望聂家岩不断变化，我希望聂家岩永远不变。
向以桦的钢笔画插图
三、能说说当年离开故乡，后来又到了成都时的感受吗？
离开聂家岩的直接原因是考上了大学，去了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西师本科毕业后，又去了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1986年夏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成都。当我来到锦江河畔的四川大学，我就知道，这儿就是我的终老之地，虽然那时才23岁，却想起了杜甫对成都的眷恋：卜宅从兹老。是的，我选择成都作为第二故乡，与杜甫有着巨大的关系。很多人知道，我从上大学开始，就狂热地喜欢杜甫，在成都，我离杜甫更近，近到可以听到杜工部的呼吸和心跳。
四、您离开聂家岩进入了大学生活，直接参与到当年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中，诗歌在那时对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我可以简单叙述一下我的学生时代（本科和硕士）和现代诗歌写作的情形。总的来说，我个人对诗歌运动一直持有保守的看法。我以为，在诗歌的浪潮中保持独立、清醒、自由的写作状态至关重要。我虽然一直从学校到学校，并且身处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中心城市和学校（重庆西师和成都川大），但我并不属于他们。
1986年夏天，我到了成都。纵览整个八十年代中国诗坛，诗歌最活跃的核心城市首推北京和成都，成都似乎尤为各地诗人所垂青。一时之间，举凡先锋诗人者必游成都，游成都者必游川大校园。成都为中国诗歌之重镇，川大则顺理成章成为中国诗歌的桥头堡。此时期较重要的诗歌事件是：我与诗歌同仁创办民间诗歌刊物《红旗》。后来柏桦在《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回忆说：一九八六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在此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白夜”和“秋天”的旋律集中。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付维也来川大进修，向以鲜——一位眼睛总是浸满泪水的诗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孙文波——成都当时唯一的抒情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孙文波、潘家柱、付维、向以鲜合办了一个杂志《红旗》（红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风釆）。这个只出了几期的油印杂志引起了一定的注目，这些诗即使现在读来仍有相当价值，它忠实地记录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诗人怎样渡过青春的险境。
1987年夏天，一个明净的黄昏，于一张废旧信封的空白处，我写下了《割玻璃的人》。该诗于次年六月获得《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得奖金一千元人民币（有人按房价或工资收入测算过约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元人民币）——这估计是整个八十年代稿费最为昂贵的一首诗作。期间广泛阅读欧美、南美和俄罗斯诗人作品，尤喜史蒂文斯、狄兰托马斯、聂鲁达和帕斯捷尔纳克，渐渐出现了某种个人化的风格。曾经有人问我：如果你用一种东西来象征自己的诗歌，会是什么。我说：水中的刀锋。是的，水中的刀锋，一枚静静地消慝于澄澈之流中的淡蓝色的刀锋，它所表现出来的隐秘的力量甚至是危险的光芒，正是我在诗歌中所要表达和呈现的。你可以忽略它，无视于它，但你得小心它。在不经意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划伤你的手指。
1988年10月，我参与了四川大学一份民间诗报《王朝》的创办工作。这份只印了一期的诗报，由时在川大读书的杨政和熊剑主编，并且得到朋友王钰的友情赞助。刊头“王朝”两字是我从苏东坡的书贴中辑录出来的——以古老的集字行为作为一份小小的校园诗报题签，估计那个年代还没有第二人！《王朝》首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面，刊载了杨政、赵野、张枣、郑单衣、胡冬、向以鲜、青森、李亚伟、漆维、浪子、邓翔、熊剑、柏桦等人的作品。《王朝》不是油印而是铅印的，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奢华的事情，大约印了好几百份。杨政在一个深夜敲开我的寝室，抱着一大叠油墨未干的《王朝》，以托孤的庄严神色告诉我，要好好保藏起来——我便把那叠报纸压在了床头的棉絮下面。一压就是好几年，后来搬家时才发现，由于经过几个夏天汗水的浸渍和老鼠的噬咬，报纸已经完全给毁掉了。现在我手中还有份千疮百孔的《王朝》，则是由诗人邓翔教授保存下来的。
1989年三月下旬，诗人海子（查海生）于山海关离我们而去。一周后的四月初，我与诗人潘家柱、龚青森等共同发起，在成都科大举行海子纪念会（也是全国首场海子专题诗歌纪念会），并为出版海子诗集募集善款。
从这个过程你也应该看得出来，那的确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青春与热血的时代。诗歌对我来说，那时是，现在也是刚需。诗歌是我的必须品：阳光，空气，水和诗歌。
《我的聂家岩》，向以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五、您笔下的故乡聂家岩有着怎样的特质？这本书是您专门为之所写，还是对过去诗稿中某一主题的搜集与总结？
六、我注意到《我了聂家岩》全书精心配置了12幅钢笔画插图，插图作者向以桦是你的亲大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读过《我的聂家岩》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向以桦这个名字或形象在组曲中出现过多次，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和乡村政治才干，能在大哥、大佬、家长、保护者、民主倡导者、危险的歌者和饥饿艺术家之间自由转换。大哥大我七岁，他对聂家岩的了解和认知比我更深刻，知道的也更多，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向他讨教。大哥有着惊人的图像记忆，这12幅插图完全是他凭记忆画出来的，其空间与细节的真实程度，让生活在聂家岩的原住民也惊诧不已，因为大哥笔下的聂家岩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聂家岩，和今天的聂家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哥还是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处女作小说就发在八十年代初期如日中天的《萌芽》刊物上，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因此，他对我的诗歌理解很到位，所绘制的插图为诗集增色不少。这种兄弟联袂，以诗和画在同一部集子中共同表达故乡之爱的形式，在中国当代诗坛中并不多见。
七、乡愁，是很多诗人惯用书写题材，你觉得如何写故乡，才写得出新意？怎样的故乡诗歌是好的？
德国十八世纪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和荷尔德林（Hlderlin）曾经从哲学与诗意的角度，讨论过乡愁。诺瓦利斯认为：哲学就是一种乡愁，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要怎样才能回去呢？荷尔德林（Hlderlin）认为：要回到故乡，重新实原初的统一性，并不能指望哲学，而应该依靠美学、艺术和诗歌。故乡，有时甚至存留于我们胃部的痉挛之中。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叫着《怀乡的胃》的随笔，说的是一个晋代江南文人张翰（季鹰），在北方洛阳当官当得好好的，有一天，他的老乡顾荣（彦先）来访：张翰抬头向南望去，只见天空一片渺茫之色，飒飒的秋风吹了过来，张翰心中一动：秋天来了，故乡吴中的菰菜、莼菜和鲈鱼早该成熟了吧？用它们来烹饪的菰米饭、莼菜羹和鲈鱼脍，该是多么鲜美啊！张翰似乎突然领悟到了某种人生真谛，感叹地说道：彦先，人生最得重要的是要适志，自由地生活，怎么能为了区区功名而远离故乡呢？于是张翰当机立断：回家。在秋风渐起的张翰心中，那几种江南菜肴何以如此强烈地出现在他的胃部幻觉中，一个人的胃部渴望会对人生的决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吗？是的，故乡正是这样，有时于我们而言，缥缈如云烟，具象如佳肴。
八、从《我的孔子》到《我的聂家岩》，您似乎有意强调“我的存在”或者“我的在场”。一个是精神在场，一个是记忆在场。你追求这种“在场”，是想在当代新诗领域探索一种怎样的“存在”？
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推出的《我的聂家岩》是“我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我的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我的发音》（台湾秀威2017年）。“我的三部曲”有着相互牵扯又完全独立的时空维度，我试图将诗歌敏感而强劲的触须，伸向历史、当下和内心的深处，并且发出独特的回声。我认为，一个诗人，不关心历史，不关心种族的气脉与血脉，不关心现实与当下，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关心自己的来龙去脉，不关心生他养他的地方，不关心内心的爱与痛，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的。
我的这个三部曲也经历了由无心插柳到有心栽花的过程。你说得对，不断出现“我的”，确实有几分强调“我的存在”或“我的在场”的意味。其实，在场感是现代诗歌写作的重要特质，我反对不及物也不及心的不在场的悬空式写作，这也是我反对当下十分流行的同题诗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动不动就抬出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写同题诗的故事来，这些人忘记了，人家当年同题的前提是“同登”，没有同登的诗人是决不会去同题的。这儿的“同登”，就是一种在场，你不在场，你同什么题呢！我曾质问一个酷爱同题诗的人，你什么都敢同题，你敢同题“悼亡父”吗？你父亲不灭了你才怪！我强调“我的”在场感，也可以理解为是强调诗歌写作的刻骨铭心般的疼痛感。强调“我的”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唯一的，如同我早年在诗作《独角兽》中所说：它是唯一的，没有第二只。
九、《我的聂家岩》共分为六个小辑，它们之间什么内在的联系和用意吗？
十、您一方面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方面勤奋地写作诗歌，这之间会不会有些冲突呢？
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古典文献及文学研究，它和现代诗歌创作看起来好象不是一码子事。但这只是表象，其实于我而言，它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按照陆侃如先生的意见，研究文学或艺术，也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朴学者，二是史学者，三是美学者。如果我们真能在做学问时，兼具朴学史学及美学的视野与方法，则上述不同的写作状态，也是可以较为完美地协调在一起的，它们没有冲突，不仅没有冲突，而是互相的反哺。古典文献，历史和文学给了我无尽的滋善，诗歌创作又给了我丰富的想象，二者可以称之为我的心灵双翼。我说不上是一个多么勤奋的诗人，但肯定是一个认真的诗人。我热爱汉语，珍惜汉语。我认为，母语（汉语）也是一种有限资源，不能随意地，轻易地浪费掉。我曾在一首名叫《喂黑洞》的诗中，表达过深深的母语情结：
能想到的食物都喂了
最舍不得喂出的
是牵肠又挂肚的汉语
十一、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种诗歌赛事和诗歌评奖不断，您认为获奖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何在？
十二、你的孩子也写诗吗？你对她们的教育，是否也有诗学教育？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者在无穷之间看定了目标，也用神力将你们引满，
使他的箭矢迅速而遥远的射出来。
让你们在射者手中的弯曲成为喜乐吧。
因为他爱那飞出的箭，也爱那静止的弓。
十三、我注意到三位封面语推荐人吉狄马加、柏桦和耿占春，他们都是当下中国最有影响的诗人和诗评家，尤其是吉狄马加的推荐语中，比较难得一见地使用了顶格赞美。对此，你如何看待？
吉狄马加主席的原话是：“向以鲜的作品言简深邃，无论是形式还是修辞，都极具个性和张力。他的诗歌，是写给万物的弥撒，更是对自身和灵魂的救赎。他试图将白描和抒情推向一种罕见的极致，他是当代重要诗人中，能把咏物与哲思融合得最好的极少数人之一。”的确，诗人吉狄马加在此使用了“极具”“罕见”“极致”“最好”“极少数”等等。我个人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当然是吉狄马加主席对后来者的一种奖掖！包括诗人柏桦和诗评家耿占春对我的肯定，既有惺惺相惜的味道，也有鞭策的意思。
十四、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何会选择在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呢？
近几年来，我和上海及华东师大的关系颇为神秘，我的好几部书都与华东师大有关：我的第一部个人诗集《唐诗弥撒曲》是在上海出的，我的三卷本《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也是在上海出的，两本书的责编戎礼平女史即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我的聂家岩》最终选择在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与三个人有关：一个是青年诗评家胡亮，他力荐华东师大出版社“六点图书”，认为是中国当下最有品位的图书品牌，尤其是由诗人蒋浩提纲设计的“六点诗歌”，小开本硬精装，简洁而先锋，典雅而有内劲，极具收藏价值。第二个人是诗人刘波（曾任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社长），刘波兄得知我欲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我的聂家岩》，从中多方斡旋玉成。第三个人是诗人古冈，也是我的这本诗集的责编，我称之为中国最好的诗歌编辑。《我的聂家岩》在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图书”出版，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们在版式，开本、装帧、字体、纸张、内容，包括诗集的厚薄，都有精致的考量与按排。六点图书有自己一套清晰的先锋美学遴选标准，所推出的诗集，在业界有着极其良好的口碑，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中一股倔强的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