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汪精卫以“中华民国民国政府”的名义，在南京成立政权。他自认为对日本投降，便能换来和平，因此一直粉饰太平，对日本的狼子野心视而不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为了加强对汪精卫的控制，便将专门为了扶持汪伪政府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关“梅”的机关长——影佐祯昭调去南京，担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名为帮助，实为监视和控制。
尽管如此，汪精卫依然乐此不疲地与日本人继续打交道。平常除了处理日常公务之外，就喜欢与日本人在一起交流，但弊端也随之显现。
汪精卫虽说亲和日本，但他并不会说日语。而之前跟随他的翻译周隆痒则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实在是没有精力再担任汪精卫日语翻译一职了。
眼瞅着机关长将会常驻在南京给他“真诚的援助”，这没有翻译，鸡同鸭讲可怎么成形？
汪精卫知道自己迫切需要一个会日语，同时也信得过的人来担任翻译兼秘书的职位。他左瞧右瞧，最终将目光放在了一个名叫汪锦元的人身上。
根据情报信息显示，此人一方面精通日语，担任翻译和秘书职位绰绰有余，另一方面，此人是中日混血，母亲是日本人，对与日本人交流也显然不会那么反感。
但是后来1944年，汪锦元被日军抓捕。此时日本人已是强弩之末，再向我党求和时，我党代表杨帆提出：你们先放了汪锦元再说。
那么，我党为什么要日本人放了这个“汉奸翻译官”？母亲是日本人的汪锦元，在抗战时期，到底与我党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汪锦元，1909年出生在日本，本名大桥俊男。说到他独特的出身，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汪忠卿与母亲大桥对子之间的爱情了。
汪家算是书香门第，家中兄弟姊妹众多。青年时期，汪忠卿曾经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他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女学生大桥对子结识，并快速地坠入爱河。
结婚之后不久，儿子大桥俊男，也就是汪锦元便出生了。汪忠卿留在日本，一边继续学业，一边陪伴家人。一年之后，顺利毕业的汪忠卿才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江苏吴县盘门梅家桥。
汪家在当地很有名望。其他就不说，单单将汪忠卿的大哥汪甘卿挑出来，身份就分外不一般，汪忠卿自小也非常敬佩这位曾经担任过清政府驻奥地利公使的大哥。
汪甘卿在第一次看到侄子大桥俊男滴溜滴溜转的眼睛时便心生欢喜，当下便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汪锦元。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汪锦元，本应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变故往往在一夕之间发生。
在汪锦元9岁那年，父亲汪钟卿突生疾病，很快便撒手人寰，丢下了母子二人生活在深宅大院。
汪家也是个大家族，叔伯兄弟加起来足足能够达到30多个，而大桥对子失了当家人，孀居在家，生活非常不方便。
在当时的中国，孀居的寡妇如果与丈夫的叔伯兄弟继续生活在一起，外人便会说一些闲言碎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大桥对子只能先将儿子汪锦元留在汪家，自己独自一人去往上海谋生。
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稍微安定下来之后，大桥对子便将儿子汪锦元接去上海。
但汪锦元到上海之后，母子二人才发现，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压根就不能养活两个人。汪家不想回，留在上海又养活不了，大桥对子只能选择在1922年，托人将13岁的汪锦元带回日本东京，交由自己的父母代为照料。
可时运偏偏不济，神户姨父家的生意从很早之前便由于经营不善，一度入不敷出，一家人生活都成了问题，更别谈再多养一个孩子还要供他读书了，随后勉强小学毕业的汪锦元便被送到了一家工厂当学徒。
学徒也不好当，他们既是便宜的劳动力，也是领导的出气筒。脾气暴躁的厂长喜怒无常，稍有不顺便对着汪锦元拳打脚踢，导致汪锦元经常带着伤回家。有一次，当厂长再一次情绪失控，预备殴打汪锦元的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了，直接愤而离去，另谋出路了。
日本虽说是母亲的国家，但汪锦元来说，颠沛流离，像被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艰难谋生，过早体会生活的艰辛以及人情冷暖，都让他对这个国家产生不了丝毫的归属感。
更别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不少日本人受军国主义的影响，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分外歧视中国人。身为一名中国人，却远看着日本人歧视自己的民族，汪锦元尽管年纪小，但内心深处也非常愤慨。
从1922年开始，汪锦元在日本足足待了七年。1929年，大桥对子回日本探亲，这一回，常年分别的母子二人终于得以一起回到中国团聚了。
汪锦元并没有想到，这次归国，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上海，大桥对子依然做着自己的老师，汪锦元刚回国，文化程度也不是很好，但好在他有一个会日语的优势，便被母亲安排进日本朋友日森虎雄经营的一家通讯社当抄写员，日常工作内容便是将日森虎雄翻译成日文的稿件稿件刻成钢板油印，再分送到用户的手上。
抱着一份好奇心，汪锦元偷偷展开了调查，随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家通讯社背后是有势力支持的，这股势力不是别的，正是日本外交部。
但日本人创办的通讯社，为何却涉及到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且这消息看起来还不像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样子？
发现这一秘密后，他也不敢过度声张。
此前，汪锦元在通讯社工作期间，一个名叫手岛博俊的日本人经常会来光顾。每一次他都会主动找汪锦元聊天，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关系竟然处得还不错。
这个手岛博俊的身份也非常特殊，他是一名日籍中共秘密党员。刚开始接触汪锦元便是有意的，目的就是想要从他那里搜集一些情报。
在得知中共的的一些内部消息，竟被泄露给日本人办的通讯社后，他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非常震惊，并用迅速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我党。
组织上立刻进行秘密调查，顺藤摸瓜，便摸到了上海一个周姓的区委书记身上。一拽一个准，三下五除二便替我党解决掉了一颗毒瘤。
汪锦元在无形之中为我党帮了一个大忙，尽管当时的他不清楚手岛博俊的真实身份，但二人相处已久，机敏的汪锦元还是隐隐约约发现了手岛博俊身份不简单。
于是，他继续借助自己工作的便利性，将收集来的关于日本的特殊情报告知手岛博俊，二人配合无间，立下多次功劳。
后来，手岛博俊因为工作原因调离上海后，便将汪锦元介绍给了另外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
或许有人疑惑，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会选择成为中共的地下情报员，去泄露自己国家的情报信息？这大概要归功于中共特科前负责人王学文了。
王学文曾在日本留学生活了17年之久，有着自己的人脉和交际圈。回国之后，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的他，便开始利用身份的便利，对来华的留学生，尤其是日本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如西里龙夫、手岛博俊这样的日本学生便逐渐开始受到影响，先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王学文的学生西里龙夫的引导下，汪锦元在认知、思维以及行动上，逐渐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我党拥护者。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硝烟四起的主战场。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身为情报人员的汪锦元更是忙得脚底生风。当时党内的情报传递工作非常隐蔽，纪律严明，采用的也是单线联系的方式。
比如说汪锦元，他的直接联系人便是一个名叫纪纲的人，纪纲的上级是吴成芳，而吴成芳的上级，则是众所周知的潘汉年。
于是，每当汪锦元从西里龙夫处得到密报，便会将密报传递给纪纲，由纪纲继续跟上一级接洽。
1937年12月，日本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上海市大道政府，也就是我们一贯称呼的伪政府。
汪锦元当时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日文报馆的记者，由于精通中日两国语言，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混入了伪政府。
当然，汪锦元之所以能混得这么顺利，除去本身所具备的优势外，他的母亲大桥对子在其中也出了很大的力气。
常年在上海当教师的大桥对子，由于同样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字，被选为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的翻译。
日本人明白，这现成的人脉关系，不用白不用。正好还可以利用大桥对子监视伪政权。最后汪锦元也正是借助其母亲的关系，成功“晋升”伪政府秘书处。
综合天时地利人和，汪锦元不仅混入了伪市政府，还颇受重视。什么伪青年报经理、日本军部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部科员、南京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驻上海联络员、伪外交部专员等职务，汪锦元都担任过，可谓是身兼数职。
而这每一个职位于他而言，既为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也是做情报工作的一张保护伞。
也是在这个时候，汪锦元结识了同样身为翻译的周隆痒。这周隆痒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之后，原本的翻译周隆痒也被顺带提拔为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由于事务繁忙，周隆痒分身乏术，经过一番思量之后，他放弃了汪精卫翻译一职。
日语翻译去干别的事了，这给汪精卫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最初时，他也是不同意的，但是周隆痒却承诺说，自己会给他推荐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顶替他的职位。
汪精卫多疑，他觉得自己既要提防军统、中统的人渗透，又要提防共产党的人，认为绝对不能在身边埋下祸根，因此依然不是很情愿换翻译，周隆痒便再给他分析汪锦元的家庭背景与经济情况。
但尽管如此，汪精卫依然还是不放心，表示还要对汪锦元进行一番考察才好下最终决断。1940年9月，汪锦元被专车接到了汪公馆，接受最初步的考察。
三十多岁的的汪锦元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彬彬有礼，见到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之后，矜持地上前做自我介绍，态度显得很中肯，没有一丝谄媚，虽然看着像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却也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
第一印象虽然不错，但汪精卫岂敢因此就重用汪锦元？经过几个月漫长的观察，汪锦元丝毫没有露出破绽，这才让汪精卫打消疑虑。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后来就安排人给汪锦元收拾住处，让他住进汪公馆。
住进周公馆的汪锦元，对工作一直尽职尽责，要求尽善尽美。他话不多，但是总能完美地完成汪精卫交予他的文件翻译工作，这让汪精卫非常满意。
能拿到资料还不是最关键的一点，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将这些资料顺顺当当又及时送到党中央的手中。
为了达成以上要求，中央上便特地成立了一个南京情报小组，负责人是李德生。汪锦元从汪精卫身边一获得情报，便会用迅速赶去李德生所在的隐藏点——南京大行宫附近的一家中药铺。
汪锦元在跟随汪精卫期间，由于日渐受到重视，获取的情报也越来越多。这也让他看透了汪伪的累累罪行。
汪精卫为了能够安居一隅，甘愿对日本人俯首称臣，秘密签订《日支关系调整纲要》，在纲要中。汪不仅同意了将东北割让给日本，甚至还将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也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带”，让日军长期在这些地区驻军。
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汪精卫签起字来却眼睛都不眨，这和清朝末年时被列强压迫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又有什么区别？
亲眼见证汪精卫与日本政府肮脏交易的汪锦元内心中愤恨无比，他握紧了自己的双手才不至于情绪失控一拳打到汪精卫的脸上。
几乎是会议一结束，汪锦元便借机去往中药铺，将最新消息告知给李德生。也正是这份重要的消息，让汪锦元获得了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的称赞。
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自然不止这一处，但是他也是要脸的人，自是知道自己卖国行为，越来越躲着人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进行暗黑交易，但是他避谁却也不会避汪锦元。
在汪精卫身边潜伏的那几年，汪锦元很多时候都是顺风顺水的。但身处虎口怎得安生？意外还是悄然降临了。
1942年6月16日，常年在中国进行情报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以及西里龙夫，在华北局被捕，随后便被押送回日本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
这是身处在危险漩涡中的所有我党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却作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所有人员继续坚守岗位。
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当时中西功以及西里龙夫虽然被捕，但日方也只是怀疑阶段，此时如果将一条情报线上的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在日本人看来，这无疑是不打自招，也会将两个日籍党员推向风口浪尖；另一方面，汪锦元等人如今已经混入了敌人的内部，此时撤退，无疑是让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我党如果不站稳伪政权，抗战恐怕不知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且从本质上来说，只要我方人员一动不动，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两名日籍党员只要不招供一切，那么这场危机最后未必不能安然度过。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却是日本两名党员要坚守住才行，这就相当于是一场赌局。
中西功
最后，我方包括汪锦元在内的情报人员选择坚守岗位了，但他们最后依然还是被日本抓捕了。
因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狱中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也受到多次严刑拷打，最终，他们没有撑过去，对日方汇报了我军情报人员的信息。
被抓的时候，汪锦元还在汪公馆内办公。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汪锦元在做情报工作的每个时刻，其实都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心理准备。
而对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二人来说，日本政府一声招呼都不打，便将汪精卫“主席”的秘书兼翻译抓走，还给他定下死刑，这无疑狠狠打了汪伪政府的脸面。
即便是平常对日本人几乎言听计从的汪精卫和陈璧君，此时也大怒不已。于是，夫妻二人便要求日本人将汪锦元几人释放回国，至少说也要交由他们这个国民政府来审判。
知道自己还有需要“仰仗”汪精卫的地方，日本政府倒也没有不卖他们夫妻的面子。经过多方交涉，1943年的4月1日，汪锦元几人的死刑被改为无期徒刑，也由东京转移至南京，但依然还是被关押在日本的宪兵公寓里。
站在上帝视角，我们知道，从1943年汪锦元被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便开始逐渐走向尾声。也就是说，汪锦元等人很有可能，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但对当时被关押在监狱内的汪锦元来说，他不知道未来自己会有一个怎样的下场，是活着还是死了，是行尸走肉，还是精神饱满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他只知道，在监狱中，不管日本人通过什么样的严刑酷法逼供，自己都绝不能吐露出一点共产党的机要情报！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汪锦元没少受罪，但他选择咬紧牙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应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人来说也是如此。不乘胜追击，难道还留着让你休养生息，继续壮大后再来反咬一口吗？这个道理我党当然清楚，所谓的寻求局部和平，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背后指不定憋着什么坏。
求和日本人是甭想了，但是有的人，他们得还回来。于是党中央在经过商讨之后，应下了与日军交涉的事情。还将当时担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的杨帆派去与日军交涉。
杨帆南下去往南京后，先后见了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过去的不可一世不同，这回的小林浅三郎以及今井武夫真可以用低声下气来形容。
杨帆南下之前，党中央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但不能做任何实质性表态。杨帆明白，但这该索取的好处，可也不能放过啊！于是，他见缝插针地对日本人说：
想谈局部和平？可以啊，在谈之前，你们先把汪锦元几个被抓的中国人放出来。
求人总得有求人的样子，日本人尽管不情愿，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至于后来的会谈？杨帆自然紧守任务要求，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被国民党占领。此后，汪锦元被继续指派到上海继续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烽火硝烟的四年，那又是另外一些故事了。但不论在何时，身在何地，汪锦元这个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中国人对共产党，却一直都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与信仰。
也正是这种所有革命者对党都有的忠诚与信仰，才会支撑着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不断穿梭，只为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让百姓真正能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