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且设计的方面也很复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一个整体，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需理论形态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新要求。但是，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西方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应该建立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态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二、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转换
社会的出现虽然与现代性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且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现代性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念，因而现代性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下。因此，一旦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影响较大，就会使得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中含有早期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维框架。目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现代性的变革使得当代社会学理论正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也是对西方早期的现代性进行省察，因此，现代性正在引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
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实际发展的过程之中，带有西方色彩的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顺应了早期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需求。现代性能够体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态度。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扩展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让人们通过理性的抉择，以认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当然，我国在实际中所认识到的实证主义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也只是理性主义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应用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蕴涵着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等多方面的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并且对西方早期的社会现代性进行省察，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理论正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是构建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依据。
一、社会学：现代性生成与反思
二、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
在科学史学家库恩看来，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发展中，范式Ⅰ会导向常规科学，而从异例到危机再到革命，也就意味着范式Ⅱ的产生。[12]社会学矢志于社会事实的描刻与解释，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论范式。瑞泽尔认为，社会学是多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具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动范式。三种范式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却难以综合成一。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社会图像。[13]周晓虹则在瑞泽尔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从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见图1。[12]由此形成的四种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事实深挖，遵循自然主义的路向;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批判，体现在人文主义的价值;或则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勾画，依然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之内;或则重于微观侧面的解释阐发，始终紧贴人文主义的面向。复杂社会的场域中，社会学的基本范式给予社会学学科更多的解释力，也呈现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哈贝马斯从人类社会生活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语言或沟通、权力或支配出发，衍生出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三种认知兴趣衍生于社会文化生活，又决定三种学术研究取向及知识形式如下。黄瑞祺据此理论基础把社会学思想类型化为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并绘制了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见图2。[14]
三、本体论继承：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孔德笔下的社会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发展状态会直接决定知识的类型和社会组织形式。神学阶段对应于神权政体，形而上学阶段对应于王权政体，科学阶段对应于共和政体。科学即实证，“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20]。毛斯认为，社会表现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现象，具体体现为各种法律、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那一生动瞬间”。[20]社会唯名论者韦伯的论著中没有确切的社会概念，社会行动为根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体现了社会的特征，“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20]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论断，是另外一种关于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古典时期的理论家怀揣“生物学的隐喻”[21]，相信社会的有机体属性，虽然不乏有人更倾向于社会的建构特质，但总是从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角度生发理论思维，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意义重大。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逐渐脱离了哲学的思辨，却融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卢曼援引了语言学自体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concept），提出“社会显然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客体……换言之，社会概念必须是自体生成的，它必须本质上包含自身。”[22]布希亚目光指向符码控制的消费社会，从消费观看社会地位和意义的分层，从生产―交换―消费构筑的复杂社会关系中看到“人际关系已经被转变为与物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23]。更进一步，布希亚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拟像，“模拟的广泛存在是导致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界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23]。符码、时尚、拟像、片段化秩序、迷狂，这一系列当代世界在社会理论里的映像，呼应着社会的超现实巨像。社会是由众生构成的整体，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诱因始终存在，社会学脑海里社会的本质仍然在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萦绕在心间。
四、认识论发展：我们如何面对社会？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亦称知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认识论必然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而且将其贯穿于全部认识论的内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认识论结论。”[17]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兼备科学与人文的双面性。社会学研究者认知和研究社会的过程，自身无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难以完全从事实的“认定”中抽离。韦伯以“价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摇摆的立场，也赋予社会学客观公正的价值基线。社会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冲动，社会行为的人本意蕴，分别是社会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原始动力，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认知张力始终存在。当科学主义的大旗冉冉升起，社会学知识堕为数字化模式的时候，社会学认识论的钟摆开始回归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说人。
面对扁平化的地球空间，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网络密度空间复杂，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却也不得不指出，“个体并非那么举足轻重。个体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体都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加易变的关系网中。”[24]整个社会关系蜕变成语言游戏，正如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定置于语言游戏的网络中。[25]消费主义与电视画面的兴起已经加速了现实的“内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倍受珍视的高贵与低贱的界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历史成为“遗产”，陈腐的博物馆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多媒体体验场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7]现代性孕育的社会学，不仅需要认识结构与系统为核的宏观社会学，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话语的生产逻辑。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虚实结合的社会关系，都给社会学认识自我提供了机遇。当代社会学固守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认识论本问题，并在发掘人与社会突生的互构关系中发生了跃迁。
五、方法论超越：我们如何认识社会？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17]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28]。对应于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论也集中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并可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区别。（见图3）
如果说实证主义浸透着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体现了社会物理学的科学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各自代表的相对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瓦解了实证主义的大厦，也让社会学的视角呈现出更多的面向。“这三种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一些孤立的变量进行调查;都要求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获得理性解释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进行测量，也不只是对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都注意反思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30]
族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隐含的世界体系假设;网络访谈与问卷调查、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应用，正在扩展社会学资料搜集的方法;社会本质建构的论调，颠覆了追寻隐于表象背后真实的方法承诺。“正如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戏剧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2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只是顺应复杂社会的产物。社会还在剧烈变动中，社会学方法论远未成形。
关键词:现代性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of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collective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ironcageof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Owen，D.(1997)SociologyafterPostmodernism，London:Sage，p.12.
[iv]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Giddens，A.(1993)NewRulesofSociologicalMethod:APositiveCritiqueofInterpretativeSociologies，Cambridge:PolityPress.
[vi]Emmerij，L.(1997)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ntotheXXICentury，Inter-AmericanDevelopmentBank.pp1-2.
[vii]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皮斯特(Jan-Nederveen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Jan-Nederveen(1995)‘GlobalizationasHybridization’，GlobalModernities，eds.byM.Featherstoneetal.，London:Sage.
[xii]Cohen，R.andKennedy，P.(2000)GlobalSociology，Basingstoke:Macmillan，p.42.
[xiii]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andLechner，F.(1985)‘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andtheProblemofCultureinWorld-systemTheory’，InTheory，CultureandSociety，Vol.2，p.108。
[xv]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Featherstone，M.(1990)‘Globalculture:anintroduction’，inFeatherstone，M.(ed.)Global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andModernity，London:Sage.
[xvii]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Giddens，A.(1987)SocialTheoryandModernSociology，Cambridge:PolityPress，Preface.
[xx]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Ritzer，G.(1996)SociologicalTheory，NewYork:McGraw-Hill，pp.621-650.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二、普通法的精神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1.斯宾塞其人及其主要社会学思想
1.1斯宾塞生平简介
斯宾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德比，他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也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耐心而又温和，家境富足，生活安定。斯宾塞从小体弱多病，这导致他不能进入正规的学校读书。长期以来，斯宾塞的教育是由其父亲和叔叔承担的。斯宾塞先后尝试过铁路工程师、作家、机器发明家等职业，始终不曾有过长期而稳定的工作。在他28岁时，终于出现了转机。他成为伦敦著名杂志《经济学家》的编辑，稳定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不仅使斯宾塞结交了托马斯赫胥黎、约翰廷德尔等著名科学家，而且也使这位思想家的学术潜质开始充分的发挥。3年后，斯宾塞的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出版，1852年，发表了论文《发展的前提》，详细的论述了进化的理论，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整整早了七年。1864年以后，《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多卷本的《综合哲学》、《社会学原理》等著作陆续出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斯宾塞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享有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几乎可以和达尔文媲美。1903年，83岁的斯宾塞去世。
1.2斯宾塞的主要社会学思想
其次，社会进化理论。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上至天体的形成，下到物种和人类的起源，事务无一不受进化规律的支配。进化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确定到确定，以及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由于斯宾塞社会进化理论是如此的庞杂，以至于其中包括了许多互为联系，甚至互为矛盾的观点。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林指出，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实际上包含了四种互为联系又互为区别的亚理论。分别简述如下：①社会进化的目的论。②社会系统的功能论。③社会分工论。④社会进化模式论。在综合上述三种亚理论的基础上，斯宾塞提出了划分两种社会类型的模式，而这些模式的出现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
再次，社会分类理论。由前述可知，斯宾塞社会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论述社会的分类。他主要提出了两种划分社会类型的标准，一种是根据社会的复杂程度，另一种是根据社会内部的控制方式。在第一种分类中，斯宾塞把社会分为简单、复杂、二倍复杂和三倍复杂等数种类型。在第二种分类中，斯宾塞把社会分为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类型，关于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特征的简要对比见表1。相比而言，后一种分类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一些。
表1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特征对比简表
尚武社会工业社会
典型特征：强制性典型特征：自愿合作、自我控制
斯宾塞认为“尚武让会的总体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组成单位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各种联合行动之中。因为士兵的意志是受到控制的，因此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长官意志的人。与此相似，平民在所有私人或公共事物中，其意志也要受政府的控制。维持尚武社会生活的合作是一种强制性合作……”。斯宾塞指出：工业社会“具有与任何商业交易一样的个人自由。工业社会丰富多彩的活动赖以实现的合作成为一种自愿合作。像生物有机体发达的支持系统―样，社会有机体也被赋予了其所需要的工业类型的支持系统，这是一种分散的而非集中化的控制系统；同时，工业社会也倾向于通过从各个阶级中获得相互争执的权力来行使主要的控制手段”。
最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理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几乎是所有社会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斯宾塞强调，不仅个人决定了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性质，而且社会也应该成为谋取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是最为理想的社会。
2斯宾塞对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的影响
美国早期的学者发现欧洲社会学的许多理论与美国的社会实际并不相符，全盘照搬欧洲的理论也不能解释美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立足于本国，着手构建一套适合自己实际的社会学理论。由此，美国开始了一场社会学本土化的运动。这段历程肇始于19世纪末，完成于20世纪初，前后历经数十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全面引入欧洲社会学理论阶段，初步形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阶段，确立实用社会学传统阶段。
2.1全面引入欧洲社会学理论阶段
在这一阶段，美国社会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学习和介绍欧洲社会学理论，并试图推动社会学在美国的制度化。他们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建立了美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课程，为美国社会学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持法里斯认为“在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学家参与了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莱斯持沃德、威廉格雷汉姆萨姆纳、弗兰克林吉丁斯，以及爱德华罗斯。
首先，斯宾塞对沃德的影响。莱斯特沃德（1841―1915）的社会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传统，“像在19世纪60年代长大成人的许多年轻人―样，沃德也少不了用斯宾塞的自由主义搅拌器为自己的教育大餐调味，并且十分推崇斯宾塞的一般进化论”；另一方面，他突出强调人的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理论，提出“有目的的进化论”，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动的因素引入古典进化论的最初尝试。沃德认为，社会制度与其说是活体力量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心理力量发展的产物。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集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社会学应以心理学而非斯宾塞所认为的生物学为其基础。
其次，斯宾塞对萨姆纳的影响。威廉萨姆纳（1840―1910）平生论著很多，完全因袭了斯宾塞的学说，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社会，认为进化通过生存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生存竞争就像进化本生那样“自然”。l872年，萨姆纳接受了耶鲁大学的社会与政治科学教授的职位，开始在美国率先开设社会学课程。1875年，当萨姆纳举办美国历史上策一个社会学讲习班时，他毫不犹豫地选用了刚刚出版不久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年）作为教材，并开始在课堂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由竞争和经济不干涉主义。
最后，斯宾塞对吉丁斯的影响。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是使社会学从哲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独立学科的先驱。吉丁斯也是一位坚定的心理主义者，将社会学视为一门心理科学。与前两位不同的是，吉丁斯并没有全部接受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相反他对斯宾塞等人的生物还原主义有所不满。他认为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关系。与此相应，社会学应该既研究社会现象的客观方面，又研究其主观方面，把主观的解释与客观的解释结合起来。
2.2初步形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社会学在美国的地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各大学掀起了学习社会学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本土学者愈益发现欧洲社会学的缺陷。库利、托马斯、米德等第二代社会学家，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按照美国的精神和需要尝试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他们结合美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还更新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从而深化了本土化运动。
斯宾塞对库利的影响。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在美国社会学历史中占据着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是所谓美国第二代社会学家中最为卓越的代表。库利承认，“在1870年到1890年间，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因为受到斯宾塞的感染而涉足社会学的”。然而，库利反对斯宾塞等人对进化论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反对斯宾塞对人类之间的弱肉强食所抱的“缺少同情”的态度。他认为，斯宾塞没有对人类生活的结构和运动的直接和真正的了解，斯宾塞的观念不是严格的社会学的观念，甚至斯宾塞本人算不上真正的社会学家。
2.3确立实用社会学传统阶段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失业、罢工、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第三代社会学家们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使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实用性的科学，声名卓著的芝加哥学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学派首次使实地调查成为一项完全合法的科研事业和社会学的基础，从而提高了实地调查工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斯宾塞对帕克的影响。罗伯特埃兹拉帕克（1864―1944）无疑是芝加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城市社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城市社会学》也成为世界社会学名著。尽管在帕克的博士论文中，他提到了斯宾塞的分化原则；在他的著作《社会学导论》中，也有许多引自于斯宾塞作品的条目，但似乎社会进化论已不如生态学理论对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的影响大。在帕克随后的著述生涯中，斯宾塞的学说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
参考文献：
[1]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郭彩琴，《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启示》[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4]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关健词：社会学理论建构功能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本文由收集整理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转贴于
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
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
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
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信任(trust)与风险(risk)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许多社会学家对信任与风险都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论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卢曼(NiklasLuhmann),吉登斯(AnthonyGid-dens)以及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派的信任与风险阐释。
(一)卢曼的信任风险观
当风险社会来临时,社会复杂性增加,个体逐渐脱离熟悉的个人社会,此时系统信任的有效运行就至关重要。卢曼对风险与信任的独到见解,为尔后风险与信任关系,信任的功能,信任的发生机制,特别是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如何提高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吉登斯的信任风险观
(三)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风险的阐释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与风险的解释受诸多批评,例如福山认为许多信任行为发生在非理性的情况之下,但其对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信任行动的发生,谨慎信任观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解释视角。
除以上学者之外,韦伯(MaxWeber)、福山(FrancisFukuy-ama)、什托姆普卡(Sztompka)、巴伯(BernardBarber)等社会学家也对信任与风险进行过精彩而深刻的解读,为信任与风险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卢曼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吉登斯从现代性的反思,理性选择理论学派从理性博弈的思考出发建构起了风险与信任理论模型。尽管基于不同的视角,但理论效用却殊途同归,对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制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形成共通互补的效应。基于以上理论分析,风险社会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就十分清楚了。
二、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
(一)谨慎信任观
所谓谨慎信任观是指个体在给予信任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框架下,综合考虑可能承担的风险,从而采取不信任或有条件的信任的行为。其行为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心理行为不确定。第二,心理行为的不确定性产生信任行为的效用风险。例如,在碰到老人摔倒时,个体因为担心被骗或被讹诈的风险,而采取不参与、远离的行为;有条件的信任则是个体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既给予信任,又考虑风险,在寻找可以保证有效风险规避的证据(例如提前拍照,寻找证人)的前提下采取帮助的行为,正是其特征的具体表现。
(二)风险社会: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
正因为信任具有收益性,对个人有效互动和社会有序运行不可或缺,所以个人和社会必须采取信任行动,又由于信任具有风险特性,因此给予信任时是谨慎的。在风险社会的环境框架下,个体置身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确定性增加,普遍信任行为的发生变得更为谨慎。当风险社会遍布个体生活环境时,谨慎的信任对于个体来说是理性的;然而当社会中大部分成员均采取过度谨慎的信任,或不信任时,社会将发生信任危机,从而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对社会良性运行造成更大的信任风险。在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如何规避信任危机,如何提高社会普遍信任水平
三、信任风险:科学规避的策略路径
(一)建立科学的社会信用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信用是信任发生的前提之一,是判断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的重要依据,“基于信用的不信任是风险最小,相对较弱的赌注”[29].信任是信用的可能结果,因为个体是有信用的,所以才给予信任,如果信用状况较差,则难以被他者信任[30].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对个体而言社会风险与复杂性随之提升。在此环境下,普遍信任的提升需要一种外在的信用体系加以保证,这种体系不仅从简化环境复杂性方面提升信任,也从提高给予信任的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减少或规避信任风险。2014年6月,国务院了《社会信任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2014-2020年)》,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可操作性指南,同时也将为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推进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重要外部机制。(二)建立科学的信息公开机制
(三)建立科学的依法治国机制
在经典社会学的信任与风险理论中,法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风险社会视域下,依法治国是抑制谨慎信任蔓延,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机制。第一,法律是降低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简化机制。在卢曼看来,法律是一种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在吉登斯的解释中,法律可理解为一种在现代性时空分离情形下,个体评估信任风险的重要环境框架;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法律是一种保证信任的外部约束条件。无论是降低环境复杂性,评估信任风险,还是保证信任外部约束条件,法律的有效与否直接关乎普遍信任的建立。第二,依法治国是建立规则信任的基石。法律不仅具有判断信任与否的内生性,同时对法律本身的信任也至关重要,两者不可或缺。系统信任建立在社会系统之上(如政治、经济、司法),其核心在于社会系统的沟通基础(如权力,法律)不被滥用。高度现代性中的抽象往不仅需要交往双方的信任,还需要对抽象体系(如规则)的信任[35],依法治国正是对这两种信任的完美结合。依法治国一方面意味着有一种降低环境复杂性和评估信任风险的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是可靠的,是值得信任的。无论是从信任的外部条件,还是从信任本身的发生机制来看,依法治国都可以发挥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功能。
从信任外部机制来看,法治能否取得公众信任是判断依法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36];在信任发生机制方面,转型期依附于原来社会结构的信任逐渐瓦解,如快速的社会流动使人们脱离原有的熟人社会,而依法治国有效推行将使人们由熟悉信任转向规则信任,进而有利于重建和培育社会的普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