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国电影《寄生虫》揭露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阶级寄生结构，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个人奋斗意识形态神话。然而，该作品并未指出阶级出路，因而沦为一种安慰，客观上排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是其局限所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值得肯定，但是无出路的安慰必须拒绝。
关键词：《寄生虫》；马克思主义；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作品《寄生虫》在2020年2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开创了韩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的新纪元。获得奥斯卡奖项的电影，通常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富差距甚至阶级矛盾为主题的《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是否意味其颠覆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看，它有何得失？在奥斯卡奖具有重要社会舆论影响力的当下，这些问题值得理论工作者去回答。
一、犀利揭露：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阶级寄生结构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宣传主题即某种意识形态表达隐匿于视听艺术中，以“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方式将宣传主题镌刻进个人的观看体验之中。“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1]意识形态宣传的隐蔽性和有效性之间具有一定联系，影片制作者需要通过明喻、暗喻等方式，确保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引导观众。片名“寄生虫”是理解影片主题的重要线索，从表面上看，《寄生虫》是刻画底层家庭“寄生”于上流家庭的荒诞黑色喜剧，实则是影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其附属国之间的寄生关系的“批判的武器”。
（一）寄生表象：无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
但值得思考的是，穷人为什么甘做“寄生虫”？穷人并非好吃懒做，实则有相当的能力。可是他们在“连找个保安，就有五百个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竞争上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无法顺利得到一份工作以维持生计，不得已才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依附于富人家庭。马克思曾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相对过剩人口既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之一。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必然恶化就业竞争，使得雇佣劳动者地位更加不利，造成两极分化愈加严重。资本主义“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4]。穷人家庭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才会迫于无奈“寄生于”富人家庭。
（二）寄生实质：资产阶级盘剥无产阶级
（三）隐蔽之象：帝国主义的寄生
二、虚幻出路：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话
阶级分化并未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消失，却鲜在西方主流影视作品中体现，甚至常常被种族、性别、文化等惯用主题进行合法化掩盖，以更加隐蔽和精致的形式来模糊差别和对抗，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伪装成普遍性的社会共识。富贵石便是影片暗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超阶级”的意象，其表层涵义是通过富人之口挑明的：“这块石头，最能给家庭带来财运和考运。”穷人将其视作改变命运的象征，在竭力向上层社会攀爬的过程中，其对石头的信任和依赖从主动变为被动，富贵石的真实含义也逐渐浮现出来。事实上，影片中共有两块“石头”，除这块穷人的“富贵石”外，另一块便是富人的公司“ANOTHERBRICK”。这块“石头”才是富贵石的真身，代表只属于资产阶级的财富之路。而穷人那块“富贵石”所象征的希望，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的阶级跃升之路，是为安抚和迷惑无产阶级而编织的谎言。两块“石头”对比的真意，在于揭示个人奋斗取得成功是资产阶级强加给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难以挣脱的虚幻出路。
（一）富贵石之象：超阶级的个人奋斗理想
所谓超阶级的个人奋斗之路，意指在阶级社会中，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也存在客观的、无差别的晋升途径。这也是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否作同路人的问题。在影片伊始，穷人坚信“富贵石”指向的是从贫穷通向富有、从底层社会跃升上流世界的光明道路，通过自由地选择教育、就业、婚娶等手段，无产者也享有平等的机会实现阶级流动。借助“富贵石”这一意象，资产阶级宣扬了其价值理念：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合理的社会形态，而资产阶级利益是代表全人类的普遍性利益。事实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曾在反对封建专制体制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过短暂的同盟关系。而一些超阶级、普世性的价值理念也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发挥过进步性作用。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之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理念便作为“普世价值”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层面，服务于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无产者之所以坚信这种超阶级的个人奋斗理想，正是基于资产阶级宣扬的以下几大价值理念：
其一，资产阶级自由理念。“自由”是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为了摆脱封建神权的人身束缚，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政治自由的核心内容。此外，资本主义国家还号称国内一切公民都享有竞争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权利。按照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来看，影片中的穷人也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角逐场”参与自由竞争，职场、学校、医疗等领域只是遵守“优胜劣汰”的科学原则进行筛选，穷人的落榜和失意只能归因于好吃懒做或技不如人。但马克思、恩格斯则指出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这种自由竞争，“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8]这正说明，无产阶级的“自由”只是从封建的人身依附过渡到对资本的依附上去。因此，富贵石代表的超阶级的自由奋斗理想只能是虚幻表象。
总之，富贵石的表层意蕴即向无产阶级描绘一幅超阶级的个人奋斗图景，以此来增强社会各阶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那么，其真实用意何在？
（二）富贵石之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手段
在影片末尾，穷人儿子将富贵石沉入水底，似乎意指其通过血淋淋的教训已认清资产阶级宣扬的奋斗出路只是一种骗术，意识形态的美梦已经幻灭。然而他的一场救父计划和畅想，说明石头只是在形式上被沉入水底，在现实中，它依旧紧跟其后，一场梦又要开始。根据导演奉俊昊自己的计算，穷人儿子靠工资收入去购买豪宅救出父亲，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547年。这表明导演非常清楚个人奋斗走向成功是欺骗无产阶级的谎言。但为什么惨痛的失败无法让人觉醒呢？原因在于：只要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不够充分，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会趁虚而入。列宁指出：“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4]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系统麻醉，无产阶级耽于个人飞黄腾达的梦幻而不能自拔，只得开始又一轮的失败：这是富贵石造成的最终结局。
三、得失相间：从阶级关切沦为精神抚慰
（一）批判而无出路：“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
阶级问题是影片《寄生虫》基于社会现实而锁定的焦点，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味和政治、社会关切的选题。马克思首次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探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时，阶级和政治就紧密联结起来。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现。在当今西方国家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时，一些观点认为阶级话语应该退出历史场域，政治斗争和关切应该从生产领域转移至生活等微观领域。[15]然而事实表明，西方国家的剥削和不平等现象仍然很普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阶级对立和斗争形势依旧严峻。譬如，2011年在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活动，就是群众对金融资本贪婪成性的斗争。尽管这些抗争活动并没有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依旧是当代阶级斗争在场的证据。
导演奉俊昊不仅没有刻意回避遮羞布下尖锐的阶级冲突，反而甘愿充当“显微镜”来展现这种矛盾对立。剧中的各个人物形象都复杂而鲜明，剧外的每位观众都能从镜头中捕捉到自己的影子。导演通过这部人间悲喜剧传达的是对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普通群众的关切和同情。遗憾的是，无出路的批判只能起到安慰作用，不能启发这个具有潜在历史力量的阶级。一方面，影片想让群众感知自己有精神同行者以获得心理认同和精神减压；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影片里是完全消极的破坏力量，不知道出路何在。奉俊昊正如列宁评价的那些没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16]。观众得到了情感宣泄，却并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改变，甚至陷入自我怀疑。看似强烈冲击，实为精神安慰。
（二）必然的安慰：学科背景、政治倾向和职业需要
《寄生虫》的两面性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典型特征。对其所揭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以及个人奋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表示欢迎；但在资本主义面临深刻危机的当下，该片并没有像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品《白毛女》那样，指出劳动者应该怎么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推翻这种事物的因素。”[18]《寄生虫》为安慰而揭露，占据了相当比例的文化空间，排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批判。事实上，只有工人政党领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7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5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327页。
[15][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17][韩]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8]《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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