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一些研究看到了非市场因素尤其是社会关系在农产品商业流通中的作用，但它们往往聚焦于外部市场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其最终的立足点并没有走到“关系”研究的内涵之中，因而对社会关系如何嵌入市场体系的微观互动机制尚缺乏深入分析。应该看到，诸多扎根于农村的个体商户初具组织规模，甚而已经发展为在法律上正式注册的农贸公司，其逐渐突破了以往仅仅局限于核心家庭的作坊式经营，并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表现出以核心家庭为主、扩大化的亲缘关系为辅的雇用合作特点。以血缘和地缘优势为核心的乡土亲缘关系在生意领域的延伸，一方面使得亲属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为生意扩大提供了人员和资金上的便利；另一方面，由于亲缘关系原有的非市场特性，导致其中的利益诉求表达得更加含蓄隐晦，其关系交往的状态必将对最终的经营合作方式及其发展后果产生实质性作用，这就为探析当下中国市场化关系嵌入及其进退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经典研究，已开始聚焦于经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如格兰诺维特通过探讨关系网络的“嵌入”问题，进而将经济行为分析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旨在强调具体的社会关系嵌入有助于产生经济交易中的社会信任，防止机会主义的欺诈（Granovetter，1985）。事实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的“强连带／弱连带”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应该也在于中国人的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更为凸显，然而侧重于以交往频率为基础的“强连带／弱连带”理论框架始终忽略了关系交往的内容及其强弱转换的深化分析。应该说，与趋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嵌入相比较，中国人在经济交易或“关系合同”中所嵌入的“约前关系”往往是需要考虑的先决性因素，并且原先的嵌入关系结构与合同治理结构常常可能是交错而不一致的（刘世定，1999）。同时，中国人在市场中的“约前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有的“先赋性关系”，“先赋性关系”及人伦角色的发展起点固然重要，但私人“关系”的进退还是更多取决于后期的交往历程，即“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的关系认知及其分类可能随着交往历程而不断调整（杨中芳，1999；杨宜音，2000）。
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对“关系”动态历程的考察，可能还是更适合从“关系”交往内容之“情义”与“利益”的内在张力加以切入。究其根源，中国社会人伦关系“义”“利”糅合的特性始终源于儒家伦理的文化设定，即梁漱溟（1987［1949］）所谓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人伦导向下的“情义”始终构成了从儒家思想到关系实践的核心维度（翟学伟，2016；周飞舟，2018）。应该看到，尽管费孝通的“差序格局”（1985［1947］）概念本质上也是对亲疏远近的人伦化私人关系的形象比喻，但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私德性关系的“自我主义”论断与梁漱溟（1987［1949］）的“伦理本位”观点恰好是截然相反的：“伦理本位”更多体现了儒家伦理之“义”的利他价值取向，“自我中心”则突出了自我利益之“利”的工具现实取向，社会关系实践之中“义”与“利”的紧张与融合反映了儒家伦理与现实资源的内在张力。
应该说，乡土民营企业及个体商户经营合作的核心常常是依靠家人或拟家人的亲缘关系（郭于华，1994）。在此种“深度感情关系”的亲缘关系之中，彼此深度嵌入的“义”与“利”之间的紧张矛盾与交融转化往往是不同情境下的一体两面。这些有着地缘优势的亲缘关系一方面在农村个体商户发展的初期和成长期在资金借助、人员补充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关系中不受契约约束的情义与利益因素的纠葛使其合作具有不稳定性，最终对这些个体商户的组织化发展形成制约。进言之，商业合作亲缘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深入的人情往来使得互动双方对彼此的情感和义务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往往多数原先就是核心血缘关系的“深度感情关系”，其中长期性“义”“利”交融转化的施予与回报的动态平衡始终是合作关系得以维系与深化的重要基础，然则“义”“利”的内在紧张性又可能造成彼此的“关系”危机以至于破裂。此种商业深度合作的亲缘关系或者说嵌入市场化之中的“深度感情关系”的进退及其维系的内在机制，应该是本文所要聚焦的主要问题。①
二、H村生姜种植与代收背景及研究个案简介
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H村位于山东省L市的中西部。L市位于山东省中部，泰山东麓，历史悠久。当地靠近儒家文化的诞生地，儒家影响由来已久，表现在礼俗方面则是极强的人伦差序倾向，非常重视人们姓氏的异同以及宗族、亲戚之间的辈分高低，这在日常称呼与人情往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要模式，同时辅之以紧密的亲缘关系联结，为L市当地民营企业及个体私营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实质基础。
H村全村共有700余户人家，总人口2000余人，耕地面积2214亩，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促使该村农业和农产品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1年，H村成为其所在公社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原生产队种植粮食作物的农田，大多数改种了生姜、大蒜，经济作物已占全村土地面积的2／3，农民收入比之前翻了几十倍。1996年生姜价格一跃再跃，达到每斤10.50元，仅这一年该村就出现了160多户“万元户”，有的甚至年收入达到十几万，轰动一时。“劳动致富”一直是H村人信奉的生活法则，农闲之余，有200多户村民分别从事着不同的经济事业，依靠生姜发展起来的条编、代收代购、农副产品加工行业更是其中的翘楚，供销、饭店、建筑、养殖等也遍地开花。到2000年之后，随着科学种田的推广，生姜亩产量得以大幅提升，生姜种植几乎全覆盖了H村2000余亩耕地，H村现已成为其所在的L市最重要的生姜种植基地之一。
H村的生姜代收贸易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随着运货工具从80年代的小推车或自行车发展到90年代的货车，输出量越来越大，而生意经营者们的合作关系也经历了从第一阶段朋友或亲戚合伙投资居多到第二阶段以核心家庭为主、亲缘关系为辅的经营模式变化。其中，本文所重点调查的Z代收点，就属于第二批中成立较早（1993年）的一家从事生姜代收代售业务的个体商户。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中，该代收点从倒卖生姜业务开始，逐步扩大经营范围，如今已经发展成为H村最大的集代收、储存、代售为一体的农副产品贸易加工公司，其主要创立者郑梅也因为经营上的成功被称为村里的“经济女状元”。纵观这家农贸公司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创始人郑梅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具备地缘优势的亲缘关系）在其整个经营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郑梅于1960年出生于H村，并于1983年与同为H村村民的丁利结婚，也就是村民们常说的“当庄亲”。无独有偶，郑梅父母的婚姻也是这样一种同村结合的方式，由此便决定了她在本村的亲属关系网络不仅包括其婚后的小家庭和丈夫的家族，还包括其娘家父系家族中的宗亲以及母系的舅舅和表亲们。这些具备血缘和地缘优势的亲属关系便成了后来郑梅生意创立、发展和扩大不可或缺的助力。在郑梅的这些亲属关系中，对经营生意产生实质影响的主要是早期阶段的娘家二哥郑富、三哥郑平以及后期阶段的舅舅家表弟周勇。不过，在两个不同阶段的关系往来中，二哥、三哥两家最终与郑梅家的合作破裂，而表弟一家却与郑梅家相处融洽，最终发展为合作共赢的“合伙人”，两个阶段的交往模式及其合作后果完全不同。
三、施恩自居式的“恩义负欠关系”认知：义利矛盾与关系破裂
（一）代收点初创：与二哥家从兄妹互助到关系破裂
1.与二哥家之间兄妹互助：Z代收点的创立
Z代收点虽然创立于1993年春，但创始人郑梅与丈夫丁利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他们从事代收经营之前就开始发挥作用了。20世纪80年代，郑梅与丁利借着郑梅娘家远房亲戚的介绍，在本来与二人毫无关联的济南得到了工厂临时工的工作，几年的辛苦劳动，他俩有了些积蓄。但外出打工并非长久之计，随着去济南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可观。权衡之下，夫妻二人1992年又回到了H村。回到H村的郑梅和丁利虽然有村里分下来的责任田，但两人长期在外做工，对务农始终没有特别高的热情。只是刚回到老家的前几个月，迫于生计，他俩在双方父母的帮衬之下种了几个月的田。后来，郑梅受到同村二哥郑富的邀请，与丁利开始在二哥的生姜代收点帮工。
然而，这样的合作并没有维持太久。与郑富在郑梅家设立分代收点的同一时期，H村又有两家代收点陆续开张，其中一家的老板在初创时还曾向丁利借钱作为初始资本，不过没多久就还上了，对方还钱的速度使郑梅和丁利萌生了单干的想法。有了自己单干的想法之后，郑梅和丁利便与郑富的生意作了拆分，之后，郑富的货物不再存放至郑梅家。另一方面，考虑到郑梅和丁利刚开始独立经营，与外面市场上的客户打交道较少，郑富还介绍了自己的几个客户给他们。按照郑富的说法“这都是应该的事情”，他在回忆当年的拆分时曾说道：
我很了解郑梅，她两口子早些年就有出去卖菜打工的那个劲头，肯定是想自己闯出一片家业的。至于他俩从我这里分出去单干，我早有心理准备，咱这里干代收基本上都是一家子一家子单干的，两家合伙短期还可以，不过没有能长久的。兄弟姐妹们都没结婚时在一个家里长大，这是一家人，都结了婚之后姊妹们还是姊妹们，但是各自就有各自的家庭，想问题都是先为自己的小家庭考虑了，不能硬绑到一起啊，分伙也算是必然。我不是很想这么早分，但是他俩既然提出来了，我也不能说不同意，对吧。还有就是前面几个月他俩在我这里忙前忙后出了不少力，他俩开始单干，当哥哥的还是得拉拢她一把，她刚开始和外面的客户都不算熟悉，所以订单还是跟着我的几个客户走。（（H村村民郑富，2017年8月17日）
生意拆分后，郑梅和丁利从郑富的客户那里拿到了第一笔订单，并以此为起点设立了自己的Z代收点，走上独立代收代售的道路。
2.姑嫂反目：与二哥家关系的破裂
Z代收点初创的几年里，郑梅因与二哥郑富为相同的客户供货，所以时常相互帮助，往来也十分密切。以至于在许多村民眼里，还是习惯将两家当作一家，其结果便是有些村民在卖货时不会对两家做特别明确的区分，有时答应将货卖给郑富，却将生姜运到了郑梅的代收点上，或者答应郑梅的村民将货运到了郑富家。遇到这种情况，兄妹俩的默契都是将错就错，货物运到谁的代收点上，就是卖给谁家的，不会再做调整。虽然差错产生以后他们会主动告知来人两家生意已经拆分，以后答应哪家最好是将货物运送到哪一家的代收点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差错无关紧要。长此以往，它给郑梅和郑富带来的影响是在彼此的潜意识里都倾向于认为对方抢了自己的货物，情感上也不自觉地开始有一些疏远。
直到有一次村民丁维送错货物，无意中成为引发郑富和郑梅争吵的导火索，兄妹二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一般按照惯例，村民卖姜通常是挨着谁家近就卖给谁家，也有着原来的邻里关系与人情往来嵌入其中。丁维是丁利哥哥的邻居，以往生姜一直都卖给郑梅家，有一次郑梅承担了一个客户两万斤的收购订单，正巧丁维在街上碰到郑梅主动要求给他留两千斤的单子。可当郑梅收齐了另外的18000斤生姜，客户也已经提前来了，就在等丁维这2000千斤姜交货装车走的时候，丁维却把这批货送到二哥郑富家去了。
郑梅的要求看起来合情合理，执行上也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协调要求，却遭到了拒绝。郑富本来就有些吞吞吐吐，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看上去就是怪不情愿的样子。就在郑梅滔滔不绝地做郑富的工作时，一旁郑富的妻子发言了。
郑富还没说行不行，他媳妇就在一边吵吵开了，上来就说以前没有这个规矩，货到了谁家就是谁家的，没有再抽回去的道理。还说人家丁维第一次来他这里卖货，得顺顺当当的，我半路上来截着就是不怀好意，不想让丁维把货卖给他们。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最后当着我的面告诉丁维过几天尽管去找她拿姜钱，保证一分不少。（H村村民郑梅，2017年8月15日）
在郑梅看来，二嫂的这番话并非无缘无故，细细解读开来，这番话的指向并不是当天2000斤生姜的归属问题，而是二嫂借题发挥，想把自家邻居丁维拉拢到她的供货农户范围中。想到这一层，郑梅非常气愤，当场便与二嫂争吵了起来。
我也是个急脾气，一听她说的那些话差点气死，忒不讲理了，忍不住就和她理论起来了。我就非问她凭什么，她是凭着什么好意思收丁维家货的，明明知道这是我的货还抢了不放。郑富一开始在旁边听着一言不发，等到我和他老婆吵起来了，他担心邻居听到影响不好就赶紧过来劝架，丁维两口子这个时候也觉得过意不去，怕因为这个事再给俺造成什么矛盾，人家感觉不合适，也跟着郑富劝。他们不劝我可能说几句发发火也就算了，他们一劝，特别是郑富还说我当妹妹的应该顾全大局，不应该和嫂子因为一点小事吵架，话里话外向着他老婆，我那个脾气就彻底爆发了，和他两口子一起吵开了。他四邻都出来看笑话，也有几个过来劝的，最后他一个邻居把我拽到别人家里，才给俺把架拉开了。（H村村民郑梅，2017年8月15日）
经过这一吵，郑梅与二哥郑富之前互帮互助一起做生意的情分被吵得一干二净。尽管后来有郑梅的三哥郑平作为中间人帮两家和好，效果却不甚明显，至今两人之间的相处仍是可有可无的，再无以前合伙做生意时那般亲密。除非大家族里有重要的事情非要碰面，否则两人都不会主动去看望对方。这次吵架看似有相当的偶然性，其导火索，即丁维为什么突然舍近求远把本该卖给郑梅的生姜送到了郑富的代收点，笔者在补充调查时也做了了解，丁维的解释是：
以前货都是卖到郑梅那里，但是那回要卖的那一批姜不是很好，听别人说郑富挑拣的时候不像郑梅那么严格，以前他两家是一家，卖给谁都一样，什么时候分的伙我也没听说。那天也是巧了，路上正好遇见郑富媳妇，她还说郑富在家，让我把货直接运过去就行，我也想着一车姜郑富挑拣不严格，同样的斤两可以多卖一点钱，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还给他两家挑起麻烦来了。（H村村民丁维，2017年8月20日）
丁维的话也表明郑梅与郑富争执的起因并不是一件有原则问题或者不可解决的事情，而双方之所以发展到用最粗放的方式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中存在着深层原因。
俺二哥他两口子到现在都认为要是没有他俩，我和老丁干不了代收这个活。俺两口子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他当时手把手教出来的，最早的客户也是他给介绍的，所以他从心理上感觉俺俩应该记他一辈子的情分。以前俺给他帮忙的时候，吃的那些苦，下的那些力，起早贪黑，用着俺家的房子，吃着俺家的饭，他俩是全忘了，光记着他对俺的好了，念着俺欠他的情了。（H村村民郑梅，2017年8月15日）
在郑梅的解释里，隐含着中国人对“报”的执着。与传统道德更高要求的“施恩不望报”不同，在小农社会中人们常常对“报”存有一种心理期望，尤其是当自己对别人施以“滴水之恩”时，内心已经对对方的“涌泉相报”产生了相当的期待，而当这样一种期待持续落空时，日常失望的积累便会在某一件小事上被点燃，从而引发矛盾甚至发生直接争执。村民们劝架后常说的一句话也佐证了这样的观点——“吵架不可怕，怕的是眼前的事还没说清楚就开始翻旧账”。“翻旧账”通常意味着数落和抱怨，承载数落和抱怨的内容则常常是自己曾经给予对方的付出以及对方带给自己的失望。说来说去道理从来只有一个，那便是“自己的付出并未在对方身上得到应有的回报”，道德上的“伦理本位”倾向与现实中“自我利益”之间的张力为这种纠缠不清的矛盾提供了巨大的生长空间。
（二）代收发展阶段：与三哥家从兄妹互助到姑嫂反目
1.与三哥家兄妹互助：从雇用到租赁
俺这几个兄弟姊妹里，我和俺三哥年龄差得最小，所以俺俩关系也最好。那几年和俺二哥闹矛盾，也是俺三哥怕我面上不好看，主动提出来给俺两家和好，在家里这些事上，他也一直很帮我。不光是这个，我和丁利收姜成天忙代收点上的事，顾不过俺地里庄稼来，这么些年了，都是俺公公种着，收入了东西俺对半分，农忙的时候俺三哥基本上每年都来和俺帮忙，我印象中是一年也没落下。所以我和丁利一直都记他的情分，代收点上需要人帮忙首先想到的还是他，一个是习惯了有事先找他帮忙，再一个也是觉得跟着俺在代收点上干活比去地里轻快而且还能多挣点钱。（H村村民郑梅，2017年8月16日）
Z代收点出租之后，郑梅和丁利便将住处也搬到了D冷库，空出了新盖的与代收点相连的沿街楼房。郑平租赁了代收点之后，他的妻子也开始参与到代收生意中，没过多久，郑平的儿子也从城里辞职，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一家人一起经营代收点。为了方便照顾生意，郑平又以每年一万元的租金租下了郑梅家的沿街楼房，一家5口均居住于此。直到2016年郑平因病去世，郑梅因与三嫂之间的矛盾升级而收回代收点，郑平的家人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另谋生路。
2.姑嫂反目：三哥的逝世与关系的破裂
不说这个事情我不生气，一提起俺三哥的死来我就替他不值。你说说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一天福也没享，为了一大家子的吃穿累出病来，到了临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他儿在丈母爷家陪着人家的爹喝酒，他媳妇还在代收点上闷着头挣钱，成天就是怕少挣了钱。死的时候身边就是一个男护工，那个地步了肯定也就不好好管他了，人都凉透了，家里才得着信儿往医院里赶，衣裳（指寿衣）都是死了以后才穿上来的，这就是他儿子不孝啊。（H村村民郑梅，2017年8月16日）
郑梅坚持认为三哥去世时没有家人守在身边就是三嫂和侄子的过错，既然他们不讲人情，那么她也不必再与他们谈什么亲戚情分了。事实上，郑梅与三嫂在几年的相处中也已经累积了一些小矛盾使双方在心理上产生了隔阂。特别是当初冷库刚投入使用时的成本较高，郑梅希望由三哥租借的代收点帮忙收一部分生姜存储，这样可以等市场价格升高时再出售以赚取其中的差价，结果谈话中三嫂的态度让郑梅很不舒服。
尽管如此，郑平还是帮郑梅的冷库收了几次姜，相应的劳务费郑梅后来也一分不少地给了郑平，但是三嫂起初对这件事的态度总令郑梅耿耿于怀。在郑梅看来，三哥在代收点发展阶段对自己有恩，自己将代收点租赁给他是“应该”的，但她并不欠三嫂与侄子的。加上后来一些生活琐事上的摩擦，使郑梅彻底放弃了对三嫂和侄子一家的期待，三哥去世之后她最终与三嫂和侄子决裂，而Z代收点也因此停业。总之，Z代收点得益于创始人郑梅与其二哥、三哥之间的“情分”互助而建立与发展，但最终同样因兄妹（家庭）关系往来中“情分”的消失而停业。可见，即使在核心血缘关系之中，依然存在衡量付出与所得的认知比较，一旦某方乃至双方觉得自身付出更多而产生了施恩自居式的心理，就可能使得彼此在面对利益与义务时产生分歧并逐渐积累矛盾，最终使得双方的经营合作或互助关系以破裂告终。
四、感恩互惠式“深度感情关系”发展：义利融合与合作一体化
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郑梅家意识到建立冷库的重要性：可以先利用手中的资金收购生姜、大蒜及苹果、地瓜等农产品，然后将收集起来的农产品存放至冷库中，等到市场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转手卖出，赚取中间的差价。2010年，D冷库的建立过程之中，郑梅的表弟周勇（其父为郑梅的舅舅）一家在资金借贷与土地审批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构成了郑梅内心真正认同的“恩义负欠关系”。此后，表弟周勇从给郑梅打工到成为冷库的合伙人，展现了从单向受恩方所认同的“恩义负欠关系”向双向感恩互惠式“深度感情关系”不断发展以至合作一体化的某种可能性。
（一）D冷库的建立过程：“四两拨千斤”的表亲关系
1.资金贷款与土地审批：舅舅与表弟一家的重要帮助
首先是资金问题。郑梅与丁利十几年的代收生意虽然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这些收益的大部分在二人决定建立冷库时已经变成了不动产：2007年郑梅与丁利将其代收点所在的宅基地由一层的平房加盖成了两层的沿街楼房用掉了近十万元现金，2008年他们给儿子在市里买房又花掉了五十多万元现金。因此，与其他多数冷库经营者一样，D冷库的建立同样需要借助银行贷款。然而，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不是单单有项目就可以，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熟人，尤其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作为中间人，银行大多也会选择一些信用度高而且还款能力强的人作为银行借贷的对象。此外，借助不同的中间人，还可以拿到不同利率的贷款，如能争取到更大的金额与更低的利率，对贷款人而言无疑是成本上的巨大节约。在冷库贷款的过程中，郑梅表弟周勇的妻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表弟媳妇娘家的表哥是镇上农村信用社的行长，在表弟媳妇及其表哥行长的帮助下，郑梅的冷库建设项目获得近15万贷款。
资金问题的顺利解决给了郑梅和丁利很大的希望，但是接下来冷库用地审批的难题又摆在两人面前。D冷库建立在H村村西一家农户的责任田上，这块地原先属于农业用地，郑梅当时以每亩2.5万元的价格从该村民手中将地买过来，但是就在签好合同准备建房时，却受到了村里和镇上的阻拦。当村委会主任告知违规建筑随时会被拆除的时候，郑梅认为其他村民可以在责任田里自由盖房而不用跟任何人任何部门打招呼，自家建冷库与他们盖房子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但对村委会下达的通知又不可无视。无奈之下，她只好按照村主任的说法去村里报备村西的土地流转，以证明自己对那块地合法的使用权。这个环节比较简单，丁利分别带着一些小礼品去村支书和村主任家走了一趟，村里的环节便顺利解决了。但按照村主任之前转述的镇政府说法，这块地并不在当年的土地建设规划里，所以从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需要本地规划局的许可，还要在村里公示通过了才能使用，这样的条件对当时的郑梅来说显然是难以满足的。
我跑到俺战友那里，才知道这个事在人家手里一点都不难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的事儿，郑梅之所以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办不成，是因为分管这个事的那个主要负责人看她和丁利两个人在镇里没关系说不上话，所以这么一直吊着，想讹他俩的钱。人家算盘打得可精明着哩，你冷库前期的投资投进来了，不盖，那些钱就全打水漂了，想盖就得过镇政府这一关，所以他俩一开始托大队书记送礼人家不收，就是想拖一阵子等他俩真金白银地送过去，人家好发财。只不过没想到咱和老牛还有这么层关系，老牛一出面，那个人态度就软下来了，虽说他俩不是上下级，但是老牛好歹是个主任，那个人才是个副主任级别，不能不给点面子。老牛主任一说郑梅是他的外甥女，那个负责人态度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是托了那么多关系还见不到他的面，现在说辞变成了名单上这些商户都是有待考察的，让村里去问就是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只要村里那边说没问题的都可以划掉。（H村村民周友，2017年8月21日）
就这样，借助舅舅前战友的关系，D冷库终于被移除出了那份不合规的名单。这一过程中请客送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事情总算顺利解决了，郑梅和丁利终于放下心来，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到冷库建设上。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D冷库的建设终于在2010年10月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
2.雇用表弟帮工：彼此的深度共处
冷库中大蒜的深加工需要一部分短期劳动力，处在农闲期的表弟周勇与表弟媳成为郑梅的最佳人选。
找他俩干活就是图个放心，俺表弟干活是出了名的仔细，种地是把好手，干其他的自然差不了。他在俺冷库里主要负责这些货的装卸和搬运，表弟媳妇领着她带过来的几个妇女挑拣蒜头，工资按天结算。（H村村民郑梅，2017年8月19日）
（二）入股合作：表亲关系的深度发展
1.生活上表亲关系的深化
舅妈对郑梅一家，尤其是对郑梅的儿媳和小孙女的付出，郑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生活中，郑梅的儿媳按照辈分应该称呼周勇的母亲为“妗姥娘”，她却常常直接喊“姥娘”，这样一种称呼上的变化，体现出的是郑梅一家对舅妈用心付出的感激与情感距离的缩小。这种情感上的认同也会投射到经营活动中，并进一步拉近两家在经济往来上的距离，或多或少地为周勇入股农贸公司产生了推动作用。
2.生意入股与合作一体化
在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而又难能可贵的是，表弟周勇在D冷库帮工期间，从未因之前家人给予郑梅一家在冷库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帮助而要求更高的利益回报，也没有把这种关系简单理解为施恩自居式的“恩义负欠关系”，反而始终恪守本分、认真工作，这应该是双方关系能够不断深入的重要前提。有了这些积累，当周勇在工作多年后提出入股郑梅的存货生意时，郑梅一家也并不认为这是非分的要求，反而觉得有义务拿出一部分合理的利益与周勇共享，最终周勇从D农贸公司的员工变成郑梅生意上的合伙人。由此，血缘上并不处于差序格局核心圈层的舅舅和表弟，在生意合作与交往互动中打破了表亲血缘关系的限制，双方日常“情分”不断积累进而发展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充分展现了感恩互惠式“关系”认知的互动模式及双方彼此间“情义”不断深化而发展成一体化“深度感情关系”的可能。
五、典型个案的阶段比较：“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的认知匹配
乡土社会中，同时具备血缘和地缘优势的亲缘关系一直是人们选择生意合作伙伴的首选考虑。一方面，这类亲缘关系之间往往有着长期的共同生活经验，彼此十分熟悉，情感上相互信任和彼此依赖的程度都比较高，因而更容易产生合作；另一方面，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人们往往习惯于在自己的人际圈子里依照严格划定的“自己人”与“外人”界限，并以之作为利益共享与义务担当的依据。个体商户的组织合作格局也由此建构——倾向于以核心家庭为主、亲缘关系为辅的“差序”经营合作模式。本文的个案资料中，无论是前一阶段郑梅与其二哥郑富、三哥郑平在代收生意上的往来，还是后一阶段郑梅与其舅舅及表弟在生活与生意上的关系互动，都是以亲缘关系作为起点的，只是两种关系交往模式最终引发了关系进退的不同趋势并进而影响到了生意合作的最终结果，两者之间的内在差异及其机制成因值得深入分析。
与之相反，在D冷库发展阶段，对郑梅的经营产生实质影响的是与表弟周勇一家的关系往来，他们在生意上的往来主要体现为雇用帮工与入股合作。D冷库建立之后，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人手不足的郑梅找来同村的表弟周勇帮忙，由于周勇做事认真细致，深得郑梅和丁利的欣赏，故而从短期临时工成为冷库长期员工。后来，出于冷库存货资金的需要，郑梅向周勇借钱周转，周勇以此为契机入股郑梅的存货生意和冷库设备更新，从冷库员工成为郑梅生意上的合伙人。此外，周勇的妻子和父亲（即郑梅的舅舅）分别在D冷库建设过程中给予过郑梅重要帮助，周勇的母亲在生活中也对郑梅一家多有照顾。对于郑梅而言，舅舅一家所给予她的不仅仅是生活和生意上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亲戚之间的“情分”。总之，舅舅一家高于郑梅期望的付出，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使得郑梅也愿意以更高的回报回馈给舅舅一家，所以当周勇提出入股时，郑梅并未觉得这是一种“非分”的要求，而且愿意在经营中留出一个合理的利益空间与表弟周勇共享。由此，原本血缘上相对疏远的表亲关系逐步向差序格局的内核发展，最终反而比亲兄妹的关系还要亲近，彼此以对方为重的尽力付出成为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直至合作的核心动力。
可见，同一个案的两个发展阶段的亲缘关系模式及其对生意合作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比。先赋性的亲缘关系是生意合作的基础，获致性的关系交往成为决定合作走向的关键因素，差序格局的动态性演化特征得到比较充分的呈现。在交往过程中，“情分”成为双方衡量关系质量的标准，代表着一方在另一方关系格局中的位置与对方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就本质而言，“情分”是一种伦理要素，其内涵可以被拆分为“情”与“分”两个部分。“情”多指交往双方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经历中所培养起来的“感情”，“分”则多指向“义务”层面，取决于血缘亲疏的角色伦理规范与关系往来中双方的付出与获得。当关系互动双方的付出或回报都不低于对方的情义期待时，关系更容易走向融洽与合作；当一方的付出或回报低于另一方的情义期待时，则容易产生隔阂，并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矛盾。越是亲近的关系，就对方“无私”的期待要求也就越高，发生“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失衡的情境与事件反而可能会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亲兄弟（妹）即便在生意经营的账目上已经做到明算账，还是容易发生争执或矛盾，因为账本之下的“人情账”是难以算清却又是贯穿合作始终的。
无论是代收阶段基于“施恩自居”心理的关系互动，还是冷库阶段基于“感恩互惠”心理的关系交往，都体现着关系双方在往来中对彼此“情分”的顾念与重视。“情分”，即“情义”的深浅，取决于人伦角色的亲疏远近以及既往互动中付出和所得的感知，进而在生意合作中影响着双方的行为倾向及利益格局。因而，关于亲缘关系在市场化合作层面上的讨论，可以从阶段性逐渐调整的“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的认知维度展开，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认知比较与匹配程度决定着双方的当下关系定位及未来关系走向，也影响着经营合作的最终结果。其基本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义利匹配比较（关系回报／情义期待）→关系认知定位→未来关系趋势→经营合作结果，基于原有亲缘关系基础与长期交往而进行的义利匹配比较，双方会就彼此人情往来的总体状况加以认知定位，进而影响未来的关系投入、趋势走向，乃至经营合作的成败。（如表2所示）
六、市场化关系合作的“义”“利”问题展向
综上所述，对于农村个体经营者而言，具备地缘优势的亲缘关系通常是其生意扩大之后选择合作伙伴的首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作都会走向理想状态，市场化合作中的关系走向往往会成为影响生意合作发展的关键要素。基于施恩自居式的认为对方亏欠自己的“恩义负欠关系”认知判定，在合作中常常易于引发矛盾甚至最终以合作失败和关系破裂告终，而感恩互惠式“关系”的认知定位无疑能够加深生活和生意上的往来，使得双方关系认同加深并最终可能成为“深度感情关系”的一体化伙伴。通过个案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差序格局”中的先赋性关系对于开启合作的重要作用，同时发现原先核心性“深度感情关系”可能退化为某种施恩自居式“恩义负欠关系”的认知判定，彼此关系认知的错位而逐渐累积的矛盾最终有可能导致“义尽利散”的关系破裂；反之，较为疏远的“普通人缘关系”却可以通过建构与深化让他人真正感恩的“恩义负欠关系”，而有可能发展成为深度认同与互助一体化的双向“深度感情关系”，这应该是市场化合作之中能够长期“互惠共赢”的基石之所在。②
参考文献：
艾云，2016，《农产品“市场链”：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载《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费孝通，1985［1947］，《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符平、杨典，2019，《中国经济社会学40年：传统、当下与未来》，载《江海学刊》第6期。
郭于华，1994，《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
黄光国，1988，《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黄宗智，2018，《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3期。
金耀基，1993，《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载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季芳、冷霄汉，2016，《基于节点关系视角的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梁漱溟，1987［1949］，《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
刘世定，1999，《嵌入性与关系合同》，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沈毅，2019，《儒法传统与“关系信任”的指向——兼论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分类与区隔》，载《开放时代》第4期。
沈毅，2007，《“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载《开放时代》第4期。
孙立平，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
吴重庆，2014，《“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载《开放时代》第1期。
阎云翔，2000［1996］，《礼物的流动：一个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国枢，1993，《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杨国枢、余安邦（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杨宜音，2000，《“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载《本土心理学研究》总第13期。
杨中芳，1999，《人际关系与人际情感的构念化》，载《本土心理学研究》总第12期。
翟学伟，2016，《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载《社会》第5期。
翟学伟，2007，《报的运作方位》，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周飞舟，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Granovetter,Mark,1985,“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No.3,pp.481-510.
Granovetter,Mark,1973,“TheStrengthofWeakTie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78,No.6,pp.1360-1380.
①当然，本文的这种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案例调查本身。在笔者上述关系分类的理论建构之中，“深度感情关系”与“恩义负欠关系”的区分能否成立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而又容易被质疑的问题（沈毅，2019）。笔者发现本文的调查恰恰可以较好地厘清两者的差别，进而以市场化关系为切入点揭示不同情义嵌入程度的人伦式关系之间相互转化及其动态进退的内在机制。
②某种程度上，本文这里的分析也指出了“恩义负欠关系”不同于“深度感情关系”而需要加以区分的必要性。“深度感情关系”是双向深度嵌入而彼此界限趋于模糊的一体化关系，“恩义负欠关系”则应该是单方负欠更多而存在相当边界的社会关系形态。只有当受恩方真正认同的“恩义负欠关系”在彼此人情互动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发展成为“深度感情关系”，从而构成“普通人缘关系”→“恩义负欠关系”→“深度感情关系”的人伦关系发展之可能。反之，一旦双向深度嵌入的“深度感情关系”退化为主要是施恩方所单方认定的某种“恩义负欠关系”，就极有可能造成未来彼此的关系紧张乃至破裂，亦即“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的关系退化路线，有时反而不能再进一步退化至人伦角色较为疏远的“普通人缘关系”。由此，“恩义负欠关系”作为一种非角色化的重要变动性关系形态，在本文表1的关系分类之中应是侧重于受恩者真正认同的“恩义负欠关系”，是某种曾经受有重要恩惠而未来利益需求预期较低且并不明确的较为纯粹的受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