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的深化发展，金融产品逐渐丰富，家庭理财意识逐步强化，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资产组合与选择问题进入了学术视野。家庭部门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构成，既是金融市场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又是投资者，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①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应当遵循风险匹配原则，禁止误导客户购买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符合的理财产品。风险匹配原则是指商业银行只能向客户销售风险评级等于或低于其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的理财产品。”
①北京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是一家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其致力于对投资过程中各类投资者的行为持续的考察。该中心自2005年开始，设立“中国投资者行为实证研究”“中国居民风险与风险管理”等项目，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2年四次对全国多省区居民进行了追踪性的问卷调查。其“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投资者个人的基本信息、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投资者行为与感受等，因此为研究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年龄对主观风险偏好具有负向影响，与客观风险偏好呈倒U型关系。
我们认为，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在家庭投资行为中，男性的社会地位仍然总体上高于女性、拥有更多的主导权且更倾向于冒险，因此男性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和追逐程度高于女性，在投资金融资产的抉择上，男性较女性而言，更喜欢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2：女性的主客观风险的偏好较男性而言相对较低。
对于我国家庭而言，在金融行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金融产品不断地涌现，金融组织创新活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与复杂，金融市场交易也逐渐趋向高频交易，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对家庭投资者的投资活动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一个合格的投资者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知识学习以及形势判断的辨识能力。一般而言，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则其学习、掌握、吸收金融知识与分析市场的能力也相应就越强，也就越有可能通过持有高风险的资产获取高额收益另外。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由于拥有更高的学习分析能力，从而在主观上也更有信心。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3：教育程度对主客观风险偏好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4：婚姻状况对主观风险偏好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客观风险偏好具有正向作用。
综上，提出研究假设H5：是否有子女对主客观风险偏好具有负向影响。
我们认为，随着家庭工资收入的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就越大，其对风险损失后果的承担能力相应较强，主观风险容忍度就越高，因此会增加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有较多的余额更可以进行分散化的风险性金融投资，从而会对家庭主客观风险偏好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6：家庭收入对主客观风险偏好具有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设H7：处于农村地区的家庭其主客观上规避风险的可能性更高。
根据上述的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8：所处地域越趋向于东部的家庭风险，主客观上对风险越偏好。
①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免费提供。关于CHFS更为详细的介绍请参见甘犁等(2012)。
②一般认为在具体的决策上，个人做出的抉择与家庭做出的抉择是相互关联、不分彼此，且受访者回答了问卷中有关受访家庭的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以及其他负债的详细信息。因此该假设较为合理。
本文的因变量为主观风险偏好和客观风险偏好，在主观风险偏好方面，本文依据CHFS问卷中对被调查者的投资意愿将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划分为三类：风险规避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寻求型。当进行投资选择时，选择“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和“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的家庭为风险规避型，赋值为1；选择“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的家庭为风险中立型，赋值为2；选择“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和“髙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的家庭为风险寻求型，赋值为3。数值越高意味着主观上对风险的偏好越强。
净资产为总资产和总债务的差额。本文中居民持有的家庭总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账户里的现金、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黄金、借出款、现金、保险以及非人民币资产。非金融资产包括：土地，房产，车辆，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占有的自有资金以及收藏品奢侈品等其他非金融资产。总债务则包括购房贷款，购车贷款，教育贷款，家庭生产经营的贷款以及购买各类金融产品产生的贷款等。
①风险规避型(ob_riskratio=0)，风险中立型(ob_riskratio介于0与0.099)，风险偏好型(ob_riskratio介于0.1与0.975之间)。
另外，投资者对主客观风险的容忍度越低，其年龄越大；男性占主观风险寻求者的比例远大于女性；主观风险容忍度越高者，其年收入越高，但在客观风险偏好上，风险寻求者的年收入低于风险中立者；主客观风险容忍度较高者，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客观风险容忍度较高者中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
在研究家庭金融主观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过程中，由于因变量主观风险偏好程度为定序变量，此时适宜采用OrderedProbit和OrderedLogit，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对残差项的假定不同，前者假设服从正态分布，后者假设服从Logistic分布。在实际运用中，两者孰好孰坏无从判断，但一般正态分布的假设更常用，因此OrderedProbit使用的更多一些。所以选取OrderProbit模型进行因素回归分析①。模型设定如下：
①需要说明的是:采用OrderedLogit进行分析所得的回归结果与OrderedProbit基本一致。
其中是yi*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yi则是观测到的因变量,xi为解释变量。
在研究客观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中，由于本文样本中有6048户家庭实际上并不持有风险资产，占到样本总数的78.57%，而以他们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不再适用。其主要原因是:截断(被解释变量数据为0)的观测值，在性质上与未被截断的观测值有很大的差别。以风险资产占家庭净资产比重为例，风险资产比重为0,表示家庭不购买风险资产，因而即使解释变量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家庭的风险资产比重仍然为0，解释变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截断数据(censoreddata)的情况下，Tobit模型是有效的计量模型。因此，本文构建Tobit模型来刻画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obit模型中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文的各变量对主客观风险偏好的回归结果的阐述中，若仅将这些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可能无法充分发挥这些变量的组合作用，变量的交互项可能代表了新的含义。因此，综合考虑各指标的实际意义与回归效果，本文着重选取了性别与年龄、婚姻与性别、区域与城乡这三组变量进行交互组合，以深入细致地探讨变量组合对于主客观风险偏好的不同影响。
对风险偏好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金融产品日益丰富与金融投资活动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研究影响家庭主客观风险偏好的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学术界对于各因素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上仍然莫衷一是。
本文选取CHFS2011的7698个家庭微观样本数据，构建OrderedProbit与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子女的数量、家庭年收入、城乡背景、教育程度、地域等因素对家庭主客观风险偏好的具体影响程度，并对主观与客观风险偏好模型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观风险偏好的研究结果表明：四成投资者的主观风险偏好认知与客观风险偏好表现存在差异，而有近一成的受访家庭其主客观风险偏好的差异较为严重。研究还发现：年龄、子女数量、城乡以及所处区域对主观和客观风险偏好存在着不同方向的影响。另外，本文实证了性别、家庭年收入和教育程度对主客观风险偏好存在着相同方向的影响，而婚姻对于主客观风险偏好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总之，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了我国投资者主客观风险偏好存在不同，而国内的研究多偏重于客观风险偏好的研究，故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各人口经济学变量对于投资者的主观风险偏好的影响，这对于泛资产管理时代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决策具有重要意义。